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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俏梅论景德镇陶瓷民艺的文化意蕴与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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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艺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必然反映了独特的文化特征和精神内涵。景德镇陶瓷民艺深刻反映了当地民众生活的文化特征和精神内涵。本文从一定的角度,研究了景德镇陶瓷民艺的文化特征和精神内涵,认为景德镇陶瓷民艺体现了儒、道、佛等融合统一的陶瓷器物文化思想和理念,反映了传统陶瓷文化的民俗精神和内涵,表现了八方杂聚、兼收并蓄的开放文化特征,突出了科艺结合、持续进步的科技发展特点,显示了雅俗共赏、富于观赏的审美情趣,透视了广大民众希冀未来、传承生命的民俗心理。

关键词:景德镇;陶瓷;民艺;文化特征;精神内涵

中图分类号:J501文献标识码:A

民艺是“民众的艺术”,普通民众日常使用的器具即民艺品。日本民艺学家柳宗悦认为:民艺的美是自然、无心、健康与自由的。陶瓷从它诞生以来就来自民间大众,是民众创造、传承和享有的艺术,从整体意义来说是一种民艺。景德镇,作为以陶瓷民艺享誉世界的瓷都,历史悠久,民艺氛围浓郁,千年窑火不断。而研究景德镇陶瓷民艺的文化意蕴精神内涵,对创新陶瓷艺术、传承陶瓷文明、复兴城市文化,有着特殊的价值。

一、体现了儒、道、佛等融合统一的

陶瓷器物文化思想和理念从先秦诸子百家经典思想来看,墨家崇尚科学技术的运用,强调器物的实际功用性,而拒绝任何“加费而不加利”的装饰构件。各类陶瓷器物应该是简单、平实、朴素、洁净甚至是单调、乏味、重复的才是墨家认为的“好”的器物。墨家的实用主义和单纯的绝对平均主义应用于陶瓷器物以及成器行为方面就是墨家思想的典型例证和其思想主张得以传承的凭借。

儒家提倡仪礼,讲究“仁义礼智信”,因此陶瓷器物的成器标准是为考察其能否表现“礼”的价值,官方或者民间岁时节令、庆典仪式所用礼器或者墓葬所用明器等都认为是合理的,反映出统治阶级的等级观念和民间工匠造物的智慧和技巧,甚至推崇各种毫无实际功用的繁琐的装饰纹样和细节,以及极尽豪华奢侈之能事的奢侈品陶瓷器物,与墨家思想针锋相对,却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社会意义。只有在陶瓷器物上表现出自然质地、外在形制、色彩纹理等“下层的质”、表现工艺技巧、创意思维、意匠独运、形神兼备等审美特征“中层的质”以及表征等级身份、出身门第、、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等“上层的质”的多重的“质”的完整系统,同时结合一切可能的装饰性“文饰”特征,这样的陶瓷器物才是真善美的化身和诠释。

老庄代表的道家思想推崇的“无为而治”的“空”的理论,认为陶罐的壁、底和盖等实物形态的器物之流并非造物的目的和价值,而真正带给器物使用者终极意义的是“陶罐所包围的那个空间”,是这个空间提供了酒、饮、食的保存的基础。同样,建筑物也是同理,墙壁、地面和房顶的有形实物也不是建筑造物的根本目的,而真正为人们所利用的仅是建筑物所包围起来的那些个“空间”,这个“空间”的位置、大小、形态,甚至温度、湿度、亮度等等是建筑物作为人类所造之物的本源性价值载体。道家强调”“减损”的作用,认为人类甚至可以不要进行器物的制造,仅仅利用自然界提供的物品就可以实现生存和发展的目的。当然这样的人文虚无主义也不是完全可取的,而是站在纯粹的回归自然的理想层面上教化陶瓷的制造者和使用者要敬畏自然的力量,使用自然之原材料,维护生态的平衡、尊重环境的制约、保持资源的原生性,这样的造物理想恰恰符合当前全人类普遍面临的生态、环境等全球性需求,是一种真正的“低碳”环保主义者的千年追求。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程中,儒、道、佛三大宗教基本上贯穿始终、影响深远。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对世俗生活的影响,在陶瓷中,包括器型与纹饰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六朝时期由于受佛教广泛传统的影响,出现了莲花尊等器型,瓷器上较多出现了刻划、贴塑等手法装饰的莲花;五代以后佛道思想融合为一,表现在陶瓷器的图案上也是佛道同时并呈,如八宝、八仙莲花、狮子、灵芝、仙鹤等图案融于一器;元明以后,由于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的推崇,导致了瓷器装饰上除了反映佛道思想的内容外,还大量出现了反映伊斯兰教内容的图案,如梵文、阿拉伯文等。并出现了部分受西亚地区文化影响的器物;明清时期随着景德镇制瓷技术的成熟和进步,反映三大教内容的瓷器更是质好、量多。

二、反映了传统陶瓷文化的民俗精神和内涵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反映民族心理、民族信仰价值观念的精神产品和智力成果的总和。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所创造的宝贵财富,具有超越时代和跨越国界的巨大魅力。从表现形式来讲,景德镇陶瓷文化表现为在陶瓷的泥做火烧与销售、消费的过程中和各个环节中所呈现的器物文化、材质文化、工艺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形态和情感、心理、观念、习俗等精神文化的面貌,它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所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景德镇陶瓷文化是中国陶瓷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粹之一。

景德镇自古以陶瓷工艺著称,陶瓷文化是本地的特色。陶瓷文化即包括历代流传下来的陶瓷作品,又包括古代制瓷作坊和古窑遗存、陶瓷民俗、陶瓷艺术以及反映古代制瓷风貌的历史街区,还包括为保护和反映古瓷文化而在现实中形成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形象。

民俗文化是人类生活中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一定时期内当地社会经济的反应。民俗文化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是百姓所推崇的风尚和生活习惯,这也是民俗文化得以代代相传,延续、流传的根本原因。

景德镇自古便是瓷业生产中心,同时也是开放的商业码头。所以,来往商贾众多,镇上百姓交杂,出现了各地人民杂居的情形。来自南北不同地区的人们都有本地的风俗习惯,但是,经过长期的杂居相处,也就逐渐形成了南北交融、丰富多彩、独具景德镇特色的民俗文化。景德镇的瓷业开始于汉朝,历经千年而不衰,其瓷业生产技术也日臻完善,因袭成风的瓷业习俗是当地最典型、最重要的内容。所以,陶瓷民俗文化在景德镇陶瓷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

景德镇作为陶瓷古都,其制瓷技艺和制瓷文化都享誉世界,瓷工不仅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制瓷经验,同时他们也创造了璀璨的陶瓷文化和陶瓷艺术。自古以来,民俗文化都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民俗文化甚至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中国民间有“入乡随俗”的说法,由此可见,民俗文化对人们的生活是有一定的影响。陶瓷文化因其特殊性而逐渐成为中国陶瓷文化的基石。而陶瓷民间传说故事则因其民间因素,与陶瓷民俗文化关系密切。那些美妙的、感人的传说,不仅给陶瓷文化增加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为广大学者考究历史,沿袭古代民风,提供了依据。所以说,陶瓷民间传说和陶瓷民俗文化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中国陶瓷文化,二者不可分割、联系紧密,且互为补充。

三、表现了八方杂聚、兼收并蓄的开放文化特征

“景德镇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这句话一方面说明景德镇在历史上并非政治中心、军事重镇,没有建设城墙;另一方面也从深层意义上形象地说明了景德镇文化的开放性特征。历史上,由于战乱等原因,中国多次发生大范围的人口南迁,北方制瓷工匠也南下来到景德镇。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工匠南迁,不少人来到景德镇;第二次是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北方汝、定、钧等名窑的工匠南迁景德镇;第三次是元兵南下,南宋灭亡,各地瓷窑遭到破坏,很多技术工匠又逃亡并聚集到景德镇。景德镇制瓷业在自己原有的技术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技艺与文化元素,形成“集天下制瓷技艺之大成”的瓷业生产特征。

景德镇的人口组成被称为“五方杂聚”(道光版《浮梁县志》),这是指景德镇周围的都昌、乐平、祁门、波阳、抚州、南昌、余干、余江、上饶等地的农民汇聚到景德镇谋生,使景德镇形成了“五府十八帮”的盛况。明初,景德镇瓷业基本由本籍人经营,“饶民以烧瓷为业”,随着景德镇成为“天下窑器所聚”,外籍佣工的大量流入正适应了瓷业生产的需要。而景德镇既非县治所在,亦非巨族大姓集中之地,有利于外来工匠、商贾的发展。景德镇的制瓷技术逐渐由大批外籍工匠所掌握,避免了受本地瓷工家族兴衰的影响,保持了技术传承的稳定性,使数百年来的制瓷技艺得以延续和提高。在近代景德镇陶瓷工艺、美术大师世家中,大多祖籍在外地。人口的流动和城市的开放,打破了地方封闭性,推动了陶瓷文化的交流和制作技艺的提高。

景德镇开放性的陶瓷文化特征表现在对各种文化的吸收上,景德镇的民窑制品反映了民俗文化特征,但是由于制品的进贡、朝廷及中央机构的定做、瓷工到御窑厂服役及“官搭民窑”等原因,这一民窑文化又受到了帝王和士大夫阶层的影响,而融合了官窑文化、宗教文化和外来文化。

四、突出了科艺结合、持续进步的科技发展特点

宋代景德镇首创有“冰肌之骨”之誉的影青瓷器,成为一代名瓷。在拉坯成形的基础上,使用铁刀旋削工艺,使胎体规整博腻,实现了我国制瓷技术的一大飞跃。同时将刻花、划花、印花等技法应用于瓷器坯体装饰,并开始使用龙窑和匣体装烧瓷器。

景德镇首创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制瓷法,开始由制作低火度的软质瓷变成高火度的硬质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景德镇瓷工利用含氧化钴的彩料,烧制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釉下青花瓷器,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后又创烧了卵白釉瓷,青花釉里红瓷器及高温颜色釉瓷器等,均为一代名品。

明朝廷在景德镇设御窑厂,专造宫廷用瓷。御窑厂烧制成温润如玉的“甜白”釉瓷器,发明了祭红釉,创造青花斗彩装饰方法,开创青花分水(即渲染)工艺。正德年间(1506-1521年)烧造成功口径1米、高0.6米的青花大龙缸,标志着大件瓷器烧造技术的一大进步。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和六十一年(1722年),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汉名殷弘绪)曾两次将景德镇制瓷技术方法写成长信寄往法国,这是景德镇制瓷技术的西传。

雍正以后,景德镇焙烧瓷器的平焰式镇窑技术成熟并沿用到近代,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代优秀窑炉。乾隆八年(1743年)督陶官唐英编著《陶冶图编次》20幅,对当时制瓷的原料开采、加工、成形、装烧、彩烤、选瓷、包装等工艺流程作了形象的描绘,是我国第一部陶瓷工艺学专著。乾隆年间(1736-1795年),窑厂利用镂雕技法,首创“玲珑剔透”纹样装饰的瓷器,形成蜚声中外的玲珑瓷。

1934年,景德镇设立江西省陶业管理局,从事瓷业研究、设计、指导改良等工作。建国以后,景德镇成立了部、省、市三级陶瓷研究机构,逐步建立了高等、中等、初等陶瓷教育机构,为景德镇陶瓷持续的工艺进步和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近年来,随着国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陶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陶瓷知识产权信息中心的建立,景德镇的陶瓷科技实力又将得到重大提升。

五、显示了雅俗共赏、富于观赏的审美情趣

陶瓷艺术与绘画,无论是从艺术本质、特征,还是从表现手段来看,都有共通之处。绘画艺术讲究“气韵生动”、“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讲究“骨法用笔”、“画龙点睛”,着重形象的刻划和意境美的追求,讲究兼工带写,以浑然天成、本色自然、含蓄蕴藉为品位,遵循“作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创作原则,强调艺术家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获取创作营养,并反映生活。绘画艺术所要求的这一切,陶瓷艺术无一例外地要遵循。

著名陶瓷雕塑艺术家刘远长,对中国绘画与陶瓷雕塑之间的关系深有体会。他在《学习瓷雕古装人物的体会》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物画特别是工笔重彩人物画,对意境、形象、动态、衣纹都有严格的要求。既写实又夸张;既要求逼真,又讲究装饰性。传统人物瓷雕受中国画的影响很深,它们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线条、无论是对于国画,还是陶瓷雕塑以及书法,都是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段。颜色釉斑斓的色彩极富观赏情趣,使人得到高雅的审美体验,领悟到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就是颜色釉陶瓷受人喜爱的根本原因,也是它能成为中国陶瓷主流产品之一的关键所在。

六、透视了广大民众希冀未来、传承生命的民俗心理

在我国数千年的陶瓷发展史中,吉祥图案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六朝时期,部分青釉瓷器上就已出现了刻划莲花纹的图案。当时正是佛教在我国盛传的时期,莲花被视为吉祥的象征。唐代的长沙窑彩绘瓷中,开始较多地出现吉祥图案,如鸳鸯戏水(婚姻幸福)、童子把莲(连生贵子)、松鹤(长寿)等。宋元时期,随着陶瓷业的发展,这种在瓷器中寄托吉祥寓意的做法继续发展,并在明清时期,尤其在清代中后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纵观这些吉祥图案的瓷器,主要有以下几大类:

陶瓷中的吉祥图案,反映的是一种民俗心理。而这种民俗心理是形成于民俗生活的基础之上的。它首先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祈求人寿年丰、多子多福等民俗心理。这种心理的形成,与人类在历史的早期阶段,对自然的认识模糊、控制自然的能力较差、人的平均寿命较短且易于夭折等因素有关。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这种民俗心理并没有因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对自然认识的进步而消亡,而是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不断发展,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影响至今。而且封建社会把“君臣父子”的男权思想发展到了极致,使多子多福的观念深入人心。因而寓意平安、富贵、长寿、多子、喜庆、富足的图案,成为古代陶瓷器上常见的装饰题材。

吉祥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富于积极向上意义和内容的一部分,是人们热爱生活,努力创造幸福、美满、平安和财富的积极心理的外在反映。而宗教文化,则反映了统治者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和人们对现实的美好憧憬、对幸福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在景德镇瓷器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两种文化现象,都是我国民间创造的和享用的、具有传承性的文化事象。这些民俗现象包含了经济和社会的内容。它所反映的民俗心理,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是民俗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意识定势。它们随着历史的变更而不断积淀和传承,并借助于各种载体,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民艺不仅仅是静止的艺术现象,还表现为一种符号和文化载体,同时又具有生活过程的意义,是生活整体的一部分。显然,景德镇陶瓷民艺是千百年来景德镇社会文化的生动写照,深刻反映了当地民众生活的文化特征和精神内涵,了解陶瓷民艺的文化特征和精神内涵,是认识景德镇社会变迁史和陶瓷艺术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