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资对我国环境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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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内投资环境的日益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在特定条件下，污染密集型产业从环境标准高的发达国家向环境标准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促成了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改善。但是，现在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提高的过程中，无法如发达国家那样从其他国家进口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品，在强化其环境规制时，也无法将污染产业转移出去。将面临严峻的环境污染的挑战。在我国环境状况恶化的影响因素中，外资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外部力量，应从严格环境政策、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外资产业政策和提升公众环保意识等方面实现外资增长和我国环境改善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利用外资；环境质量；环境污染：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3-0042-05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内投资环境的日益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2002年，我国成为全世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发展速度而言，作为世界上最大且最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究竟是恶化还是改善了我国的环境质量状况？或者二者之间有没有相关性？对于二者关系的考察以及由此所作出的基本判断，对于全面地评价和改善我国的引进外资政策和环境污染治理机制，积极探索我国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协调发展的新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引进外资影响东道国环境质量的理论基础

1.污染避难所假说及其检验

环境保护和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在1972年联合国发展与环境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家间环境保护标准之间的关系，最流行也最具有争议性的观点是由Walter和Ugelow提出的“污染避难所”假说。

Waiter和Ugelow在1979年提出了“污染擗难所”假说。该假说的理论依据是纳入环境要素的H-O理论。由于环境保护程度受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影响，环境要素禀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布状况不同，环境保护程度低的发展中国家，环境要素较为充裕；环境保护程度高的发达国家，环境要素较为稀缺。发展中国家将充分利用本国较为充裕的环境要素发展污染密集型产业，而环境保护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的高污染产业必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由此，发展中国家将成为世界污染避难所。

此后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研究角度给“污染避难所”假说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证明。Feioek和Rowland（1991）认为，环境因素的介入使得生产的边际成本发生了变化，而这会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尤其是新企业的区位决策，那些环境保护标准高的国家或地区将会日益失去其投资的吸引力。Dua和Esty（1997）提出了“向底线赛跑”规则。他们认为，由于自由贸易会赋予环境标准低的国家以竞争优势，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和产业国际竞争的加剧，发展中国家会纷纷降低各自的环境保护标准以维持或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出现所谓“向底线赛跑”规则，这给“污染避难所”假说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证明。Ulph（1999）和Markusen（1999）则用生产成本的差异来解释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象。他们认为，环境标准造成的生产成本的差异所产生的“拉力”无疑会吸引污染产业到环境标准低的国家安家落户。尤其对于环境敏感型产业，这种影响会更加强烈。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该假说所作的实证研究更是成为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热门研究领域。Mani和Wheeler（1997）、Eskeland和Harrison（2003）、Wagner和Timmins（2004）、Hoffmann，Lee，Ramasamy和Yeung（2005）等所做的大量实证研究都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低收入国家确立。尽管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污染性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完全符合经济学上的效率原则，但是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显然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甚至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产生了这样一种担心：污染性产业的转移可能使得发达国家担心产业竞争力的下降，从而产生放松环境污染监管的可能。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各国竞相放松环境保护标准以防止污染性产业的转移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这种环保标准在世界范围内的“竞次现象”将会导致全世界的环境保护水平降低到最低标准。

虽然上述担心不无道理，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流动所发生的污染性产业转移带来的全世界范围内环境保护标准的下降并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一致支持，即使在很多人看来也许是显而易见的外资的流入一定伴随着污染性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象，仍然缺乏足够统一的经验研究的证明。

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其复杂性

比污染避难所假说更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环境库兹涅茨假说。该假说源于20世纪90年代关于构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利弊得失的争论和考察。人们普遍认为，美墨之间更自由的贸易政策和直接投资可能会恶化墨西哥的环境污染问题，并降低美国的环境管制标准。为了检验这一点，Grossman和Krueger（1993）利用简化型回归模型首次进行了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人均收入与环境退化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随着实际收入水平的上升，环境质量首先出现恶化状况；但是，当收入水平持续上升到一定阶段，空气质量就会开始改善。借鉴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的经典论述，人们将环境与收入水平之间呈现出来的倒U型的变动轨迹界定为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或环境库兹涅茨假说。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贫困和收入水平低下，为了满足温饱的基本需要，人们更加关注收入增长、产出增加和就业机会的改善，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这就必然会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污染排放物的增加，从而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但随着经济增长和人们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环境质量最终将会趋于好转。因为环境质量属于高档消费品，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会大幅度增加。而且。人们不仅有意愿，也有能力增加对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投入，这时环境状况就会出现显著改善。环境质量和收入水平之间这种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是对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一种经验概括，也给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政策选择提供了某种依据。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围绕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解释力所进行的讨论引发了人们更大的担心。有研究者认为如果存在污染与收人间的倒U型关系，那部分或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污染产业分配效应。一些资料表明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生产下降的同时，其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消费并未同幅下降，说明发达国家生产结构的变化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并非同步，发达国家环境改善和中低等收入国家环境恶化部分反映了这种国际分工的结果。这种解释显然构成了污染避难所假说的佐证。在特定条件下，污染密集型产业从环境标准高的发达国家向环境标准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促成了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改善。但是，现在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提高的过程中，无法如发达国家那样从其他国家进口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品，在强化其环境规制时，也无法将污染产业转移出去，将面临严峻的环境污染的挑战。

环境库茨涅茨假说的提出引发了人们大量的并且经久不衰的关于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Hilton和Levinson（1998）以及Livison和Wilson（2002）等的研究都获得了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极具说服力的证据。他们的研究结果证明：某些特定的污染物排放水平与人均收入之间确实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但是同样存在争议的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描绘的现象只反映出经济增长和环境状况之间的一种形态，未包括二者之间关系的全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描绘的现象，可能是部分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但不一定是环境污染和治理的普遍规律。

二、外资流入影响我国环境质量的经验依据

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发展速度而言，作为世界上最大且最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环境恶化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和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所提供的理论分析思路。结合我国外资和环境质量状况的观察，我们可以从外资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三个方面得到关于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清晰判断。

1.外资流入的规模和环境污染之间具有明显的联动效应

从总量上看，外资的大规模流入导致了生产活动的增加，这就直接导致了更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的大规模流入是造成我国环境污染状况持续恶化的原因。这一结论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是完全吻合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持续提高。1990年大约为2.28%，1999年为24.74%，2008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29.52%。经济产出总量增加的过程，同时是自然资源消耗增加的过程，也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过程。以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为例，考察我国三资企业工业产值和工业污染排放水平的变化可以发现，近十年来，我国三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联动效应。如上图所示，1998年以来，随着三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比重的持续增加，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一直保持着持续上升的趋势，2004年到2005年以后，二者都呈现出相对轻微下降的变动趋势。

2.外资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的资产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从外资流入的行业结构来看，污染排放水平较高的制造业是外资流入的首选行业。2000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均超过了50%，其中，2004年和2005年的比重高达70%以上。2008年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11568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98，9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分别达到42%和54%（见表1）。

进一步观察外资在制造业中的投资分布，近十年来，三资企业在主要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的资产占该行业资产总额的比重均大幅增加。2008年，主要污染密集型行业，如造纸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和橡胶制品业等，单位产量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分别达到160.32吨、48.46吨和55.17吨，三大行业中三资企业资产占该行业资产总额的比重则分别高达45.69%、35.09%和45.5%（见下表2）。

3.外资流入加剧了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众多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支持。外资流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大量的研究从不同的分析路径，采用不同的数据和方法，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改革开放30年来。外资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国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进一步考察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众多的经验研究表明，外资并未推动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入下降通道。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1991年我国人均GDP约970元，2008年增加到4690元。然而，在人均GDP的持续上升中，工业三废的排放量却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持续下降的变动轨迹，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却出现了持续上升的趋势，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则呈现出明显的先降后升的u型变动轨迹。这说明，对于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而言，外资流入加剧了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趋势，甚至使得污染加剧的上升曲线变得更加陡峭。

三、外资引进和环境质量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

以上分析表明，外资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并非促进经济增长所能完全解释的。在我国环境状况恶化的影响因素中，外资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外部力量，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存在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协调发展提出了某种警示。实现我国经济增长和环境状况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在综合考察并科学把握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政策和环保政策的内在统一，制定和完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外资政策和促进外资经济增长效应的环保政策。

1.严格的环境政策是减缓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最为重要的手段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出现向人们展示了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治理道路。然而，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言，先污染后治理道路的成立，在部分程度上是通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来实现的，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已经没有通过转移污染产业来达到环境改善的路径选择。在此前提下，政府的环境政策是减缓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最为重要的手段。

环境物品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点。这就意味着，一方面，环境质量很难通过私人投资者加以改善；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对环境公共物品的过度消费。公共物品所具有的这种“搭便车”现象只能通过政府的集体行动加以约束。所以，治理我国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政府的环保政策。严格的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仅可以弱化发达国家污染产业向我国转移的制度诱因，也可以改变和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变动轨迹。使环境污染持续上升的趋势变得更加平坦，或者使环境质量尽早出现改善的拐点。

2.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外资产业政策

首先，将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基本思路和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规划相结合。一方面，严格控制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程度高的外资项目的进入。在详细收集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我国环保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手段。对外商直接投资中潜在环境风险较大的项目从严评价审批。另一方面，加大对污染密集型行业外资企业的环境效应有关信息和数据的搜集和，提升对外资的环境监管能力。我国有关环境污染的信息和数据收集工作还不十分完善，尤其缺乏外资企业各行业的环境污染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资企业环境效应评价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同时，可运用税收等其他经济杠杆对环境友好的外资企业实施奖励，提高外资企业主动维护和改善东道国环境质量的动力。

其次，加大服务业吸引和利用外资的力度。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上，第二产业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超过一半。从行业结构来看，外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部门；而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来看，服务业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并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领域。我国服务业开放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国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巨大的市场容量已经使我国具备了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基本条件。尤其在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更多的跨国公司有意将其非核心业务外包，以降低企业成本、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这使得国际服务外包成为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形式。也给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带来了更好的发展机遇。相对于传统的制造业而言，服务外包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特点。所以，加大外资进入服务业的政策引导力度应成为我国未来外资政策和国内产业政策的重点方向。

再次，适当引导外资进入我国环保产业。随着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人心，保护环境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全球趋势。以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为目的的环保产业已经成为许多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举措。我国已明确提出加大环保方面的投资，并正在编制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我们应抓住有利时机，利用我国环保产业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巨大发展前景，加大我国环保产业的开放力度，鼓励外资进入环保产业，特别是积极引进外资中包含的知识与技术要素，尽快建立起我国高技术水平的环保产业。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一致。

3.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加强对外资企业环境监管的非制度约束

工业化国家的实践表明，公民的环保意识和实际支持和参与的环保行为，对于政府环保政策的执行和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提高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数据显示，我国公民的环保意识和参与行为都难以对环境污染起到足够的约束和监管作用。由国家环境保护部指导、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组织编制的中国环保指数显示，2008年，我国公民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总体得分都在60分以下，其中环保意识总体得分为44.5分，环保行为得分为37分。虽然76.4%的被访者认为我国当前的环境污染问题“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但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关注程度和实际的环保行动力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公众主动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并不高。调查显示，仅有6%的受访者会“经常”向有关部门举报环保违法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不会”向有关部门举报环保违法行为的则占到47%。总体而言，我国公众的环保意识目前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环保参与度不高，环境保护并未真正成为全体公众的自觉行为。所以，政府应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公众环保意识，推进环境信息公开，提升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使得公众的环保参与成为推动我国环境保护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