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人士的浙江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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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浙外籍人士关于浙江及其所在城市的叙事是跨文化交流中较为蕴蓄的存在形式。本文以后经典叙事学为研究路径，解析在浙外籍人士多样的叙事方式，并从三方面阐释外籍人士跨文化传播文本的叙事策略：叙事声音、叙事语法和叙事结构，探讨外籍人士作为文化“他者”的叙事建构，指出外籍人士的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宣传，其隐性的传播效应需要合理的利用和把握。

关键词：叙事外籍人士跨文化传播

作者喻旭燕，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分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宁波315100）

一、引言

“在我们传统认知上，西方语境下的中国叙事，一般所指的是西方人通过游记散文和虚构小说的形式对中国的描述，也被认为是西方人眼中所创造出的‘中国形象’。”①然而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加深，跨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以及各种媒介的不断发展，外籍人士对中国的叙事方式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学文本，以多种文化产品进行呈现。于是外籍人士中国叙事的文化性与跨文化传播载体的叙事性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下不期而遇，这恰恰是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范畴。

在经典叙事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经典叙事学，将研究对象从文学叙事转向了文学之外的叙事，“将注意力转向了结构特征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叙事作品之意义的探讨，注重跨学科研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②在后经典叙事学的视阈下，外籍人士的浙江叙事是叙事研究中“文化转向”和跨文化研究中“叙事转向”的完美契合，因此，研究在浙外籍人士如何通过各种叙事媒介实现浙江形象建构与自我身份建构就更具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外籍人士在两种文化碰撞交织中的显性描述与审视本身是一种隐性的文化外宣。

二、叙事媒介

“后经典叙事学将其范围延伸至文化意义上的叙事作品，无论这种叙事作品是以什么样的媒介形式出现的。”③文本维持着叙事方式的主导地位，但是叙事在文化维度的拓展突破了文本研究的局限，新媒介的发展，录音、图像、影像和网络互动等形式将叙事放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这些建立在叙事基础上的人生体验叠加起来构成了外籍人士浙江叙事作品的多媒介呈现。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喻旭燕：外籍人士的浙江叙事――跨文化传播文本解读

文本叙事――情感与认知文本叙事仍然是外籍人士浙江叙事的主要媒介，文本叙事的过程是将事实符号化、意义化的过程。外籍人士的叙事多从跨文化的视角将其存在状态和情感抒发具体化，其认知价值在生活化事件的描述中得以显示。从形式上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验型生活叙事与思考型文化叙事，如月刊Intouch Zhejiang（《漫步浙江》）、周刊Zhejiang Weekly（《浙江英文周刊》）和Hangzhou Weekly（《杭州城市英文周报》）中外籍人士专栏。这些全英文刊物是外籍人士叙述在浙生活经验和文化思考的重要平台，片段、零碎的叙事通过事件与感悟的呈现达到意义的突显与经验的分享。第二类是视角型叙事文本，特别是民间友好组织、官方和媒体共同举办的各类征文活动，如2010年“外国友人看浙江”征文活动，该活动邀请外籍人士把在浙江的所见所闻或亲身经历的感人事例，用真实生动的语言记录下来，与大家共享。下文将对部分获奖征具体分析。除此之外，外籍人士的文本叙事也包括其在网络论坛、博客日志和社交网络（如twitter和facebook）等媒介的记述，此类文本带有一定的隐私性，传播范围较小。

声音叙事――我者与他者的对话声音叙事主要是指在对外籍人士进行访谈的过程中，他们用于交流或阐述观点而讲述的个人经历。这里的声音媒介既是文体也是语气，同时也是社会现象与个体想象的融合。与文本叙事相比，以问答形式展开的叙事既可以对不确定信息进行消解，又可以深度挖掘叙事意义。因声音叙事的即时性和即逝性，访谈录音往往最终转化为文本形式以便传播，如《见证辉煌：在浙从业的外国人访谈录》（陈许，2008）和《用声音叙事筑梦宁波》（蔡亮、喻旭燕，2011）。从形式上看，声音叙事是“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对话，而从文化角度看，是“我者”与“他者”的对话。

图片叙事――时空一体化图片叙事是对叙事核心的聚焦，突破了语言的线性叙述模式，实现了时空一体化。相对于文本叙事，图片叙事更有张力，意义空间也得以多元扩展。外籍人士透过镜头语言，记述了他们眼中浙江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以个人的体验和理解记录了城市的进程。他们几乎每天都在用镜头记录他们的所见所闻，并通过各种渠道传播。“Ningbo Expat”()是在甬外籍人士的共享网站，其首页有“picture”图片专栏，除纯风景的图片外，大多是叙事性的。通过图片标题Ningbo Christmas（宁波圣诞节）和Beilun BBQ（北仑烧烤）可见其叙事性。另外，民间组织和官方举办的各类摄影比赛也是图片叙事的一个重要平台。2010年浙江省委外宣办等主办的“我与浙江――外国人看绍兴和安吉”摄影比赛就起到了向海外人士宣传浙江、提升浙江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积极作用。

影像叙事――真实与互动用纯粹的文字对真实事件的描述是一种“追忆性”行为，不免带有主观阐释的成分，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想象图景也会出现差异。非虚构的影像叙事凸显了在场的真实以及与受众的互动。外籍人士用他们的摄像机镜头叙述了一个个城市生活的片断，叙事者甚至可以直接出现在镜头中。Ningbo Minute（宁波分钟）是在甬美籍人Matt Gallant的系列纪实视频，其中一期“Street Performance（街头晨练）”用镜头讲述了他在宁波看到的晨练场景。Matt作为叙事者出现在镜头中，并与被聚焦对象互动，叙事者的声音与情感以影像的形式得到清晰而真实的传递：宁波市民越来越开放，他们非常乐意将“我们”融入他们的生活。相对于文本叙事“看不见”的形象构建，影像叙事呈现的是“看得见”的叙述和阐释。

三、叙事策略

叙事是一个事件推演的过程，叙事者对叙事策略具有选择性。叙述的角度、结构的设置和语词的运用均能体现叙事者的态度和情感。综合上文提到的几种叙事媒介，下文选取2010年“外国友人看浙江”活动获奖征文、《外国人品味杭州》（中英双语）以及《见证辉煌：在浙从业的外国人访谈录》的部分文本共六十篇为语料，分析其叙事策略的共性。

（一）叙事声音叙事文本的讲述者就是体现在文本中的“声音”。后经典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教授将“叙事声音”解释为“文体、语气和价值观的融合”。④文学作品中的叙事声音相当复杂，有真实作者、隐指作者和叙事者之分。本文讨论的是非虚构文本，其叙事者就是作者本人。本文主要关注叙事声音研究的主要内容――视角和聚焦。“视角讲的是谁在看，聚焦讲的是什么被看，它们的出发点和投射方向是互异的。”⑤

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叙事人称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叙事者的身份，包含着其对事件的认知、判断和情感倾向。本文选取的六十个文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以“我”和“我们”（作者为两人以上或泛指外籍人士时）叙述亲身经历和体验，给读者以交流的真实感和亲切感。文本中的“叙事自我”和“经验自我”交织，涉及感知层、心理层和思想层等各个层面。以“外国友人看浙江”征文比赛一等奖作品“海宁是我的家”为例，叙事者以第一人称单数“我”讲述了自己经中国医生抢救生下孩子这一事件，呈现的是个体的经历和感性的认知。而当叙事者对事件进行理性的思考并作出价值判断时，则运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海宁人愿意了解我们的内心，倾听我们的想法，了解其他白皮肤、蓝眼睛的外国人。”此处，“我们”的视角代表了一个群体身份。可见，叙事视角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个体的视角背后隐藏的是一个群体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

跨文化的叙事聚焦视角和聚焦是相互紧密关联的，视角的选择决定了聚焦的内容。“聚焦的中心点，名曰“焦点”，它是一个文本精神所注、文脉所归、意蕴所集之点，或者说，它是文本最光亮之点。”⑥外籍人士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桥梁上，其叙事镜头聚焦的便是一系列涉及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过程的事件。这也体现了其叙事的深度和立场。

“经受三种文化震荡的考验”⑦讲述了一位美国律师在杭州经历的从文化休克到文化适应的转变过程。这三种文化震荡包括：在异国他乡购物，对于总是投向你的目光所采取的态度，以及“我所形成的世界观怎么样与现实相适应”。

“中西合璧的婚礼？”⑧的叙事者本想通过参加婚礼来更多地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出乎意料的是，中国人的婚礼也效仿西方的习俗。叙事者进而指出：学习和接纳别国的文化是件好事，但是应该有限度。“需要给年轻人开设茶文化课吗？”⑨、和“在灵隐寺吃斋饭”⑩等文本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叙事者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实践者，将目光投射到最能反映事件本质，最能体现其立场观点的一个侧面，视角的投射确立了一个感知角度，即叙事者的感知涉及到对事物的特定看法、立场观点或感情态度，外籍人士的跨文化叙事呈现了一个“意义的世界”。

（二）叙事语法语词是叙事者传达意义的手段。“符号具有社会意义上的动机，也就是说，对于特殊的能指和特殊的所指的连接来说，存在着社会理由。”语词的选择映射出叙事者的内心世界。

在这六十个文本中，副词“原来”、“果真”、“竟然”、“更加”频频出现，体现了叙事者的情感预设和改变。透过语词的表象可见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相互投射，在比较中，那些被省略的叙事也跃然纸上，语词折射出前后两个不同的心理世界，这也正是叙事语法对叙事事件的呼应。再以几个叙事文本的标题为例：“我不只是喜欢杭州，简直是爱杭州”、“在外待久了，就回不了家了”、“断桥雪融，我心不融”、“害怕针灸，却相信了针灸”，连接副词所呈现的转折关系或递进关系恰好反映了外籍人士的跨文化适应过程：文化休克、同化、调整、适应、融合以及应变。另外，外籍人士浙江叙事文本中高频词汇“喜欢”，“友好”、“热爱”，具有强烈的情感倾向性，是外籍人士的选择性记忆的表达，态度和情感也就一目了然。

（三）叙事结构“叙事结构主要是指文本内部的叙述方式安排，为文章结构；另一个是指互文性的文本间的文体方式的安排，为文体结构。”Labov的完整叙事模式包括点题、指向、进展、评议、结局和回应六个部分，结合这一模式分析本研究关注的六十个文本，外籍人士的浙江叙事文本结构大致可归纳为以下框架：

“标题”是文本核心观点的体现；“导入语”用于引出话题，有时可以是“背景”的一部分；“背景”介绍用于阐明身份、说明语境，为下面的叙事做好铺垫；“事件”部分是文本的重心，由一系列情节和细节构成，可分为感悟性和突发性两类；“评价”部分用于扩展文本内涵、昭示叙事蕴意；而“展望”部分则往往体现外籍人士作为跨文化交流者的美好愿景。

以“外国友人看浙江”征文比赛二等奖作品“难忘的嘉兴朋友”为例―

导入语：“不知从何时开始，我的身心溶入中国文化的海洋中去了。五岁生日时，父亲给我穿上了一件漂亮的中国衣服。大概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喜欢上中国了。”

背景：“我每天都喝中国茶，向中国人学习汉语、烹调和太极剑。我家里有很多中国的摆设，一个朋友笑着说：“去了你家，就像游了中国。”

事件：叙事者在家中接待两名访日嘉兴中学生的过程。

评价：“我父亲曾经对我说，重感情的中国人很多，果真如此！”“叶勤、我的两个中国儿子、善良的嘉兴人、美丽的景色浮现在我眼前，我感谢在我的一生中能够与他们相识。”

展望：“我从心里祝福浙江省不断发展，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幸福！祝中国和日本的友好更加深远。”

较之Labov的叙事模式，外籍人士叙事结构中导入是在概括故事之前所发生的事件，其功能等同于点题，事件可以涵盖指向与进展，而评价与展望体现出评议、结局和回应的特点，最独特的是标题和背景，因外籍人士叙事身份与叙事语境的特殊性，背景的交代恰恰可以实现对叙事突变的粘连，这也是跨文化叙事中主题阐释的关键环节。此外，作为叙事结构中的衔接手段和意义升华方式，重述事件、重述主题的现象非常普遍。以上文提到的“海宁是我的家”为例，主题句“是的，海宁就是我的家。”在文中出现了四次，而重述恰恰就是一种建构。

四、叙事建构

浙江形象建构外籍人士对浙江形象的心理诠释过程也是浙江形象的创造过程。《见证辉煌：在浙从业的外国人访谈录》一书记述了外籍企业家、外籍商人，外籍专家和外籍教师四类人群共39人对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的印象。他们叙述的经历折射出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构架了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浙江形象。“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在义乌，我们生活得很幸福”，这些标题就是最好的证明。“提高杭城知名度的民间大使”的叙事者坦言：杰里这样的出租车司机，不仅仅是伟大的使节，还是这个城市的经济和旅游资源中的一份巨大资产。可见，外籍人士自我叙述性质的叙事方法通过经验与记忆的组织和再现完成了对浙江形象的文本建构。

詹姆斯・费伦《在作为修辞的叙事》一书的序言中说：“一个作者通过叙事文本，邀请读者做出多维度的（审美的、情感的、概念的、伦理的、政治的）反应。……修辞是作者、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之间的协同作用。”他强调了读者阐释作用对意义构建的积极作用，突出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外籍人士在完成了浙江形象的文本建构之后，读者参与其中进行解读与认知，才赋予文本以意义。“霍尔提出的解码理论关注不同类型的受众怎样理解特定形式的内容，他认为人们对文本的解读有主导性解读、协商性解读和对抗性解读三种方式，而不是消极被动的信息获得。”主流外宣活动因其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带有预设的立场，使用经过加工的语言，不易为目标语读者广泛接受。而外籍人士的叙事对于与其有着相同观念、态度、认知视角和意识形态的读者而言，其对文本的解读就是主导性或者协商性的解读，而非对抗性的。因此，这样的文本远比通过其他媒介间接或主观地宣传浙江更具有传播效应。

外籍人士浙江叙事的非纯粹文学性、非虚构性传递着一种真实和客观，因此外籍人士作为“他者”的叙事在与“读者”的对话中实现了浙江形象的传播与建构，这种传播或者接受效果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

文化与身份的建构外籍人士作为文化的“他者”，在叙事文本中既表达了有益于“我者”文化发展的建言（见“跨文化的叙事聚焦”部分），也不乏其对自我文化的反思。“腾飞的中国”的叙事者在杭州居住了五年，并周游中国各地。他在亲眼目睹了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之后，作出了这样的思考：我认为那才是中国之所以能创造奇迹的关键：家庭凝聚力、民族自豪感和远大抱负，而我们“外国人”似乎已经将这些价值观遗忘、丢弃和滥用。外籍人士在叙事中大多表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姿态，既尊重各自文化的差异性和历史性，又积极建构文化的多样性互动桥梁。从这个角度看，外籍人士的叙事文本都有着积极的传播意义。“传播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这些文本若能广为传阅，其观点被广泛接纳，就是对“我者”文化和“他者”文化的双向互动建构。

在这过程中，尤其值得提倡的是一种“跨文化品格”。“跨文化品格是一种生活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个人建立一种自我身份和自我定义，这种定义把人性融合起来，而不是分离开。跨文化品格所映射的是人类的一种发展模式，它的成长是开放的―超越了个人自身的文化范围。”世界日益开放，各种不同文化不断交融，而在这多元文化融合中思考人们怎样共同积极地工作、幸福地生活，才是意义的所在。

外籍人士的叙事既是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身份建构的过程。“任何一个叙述文本都有一个隐指作者，这个隐指作者是从叙述中归纳出来、推断出来的一个人格，这个人格代表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形态、个人心理以及文学观念的价值。”外籍人士的浙江叙事是对真实事件的描述，作者就是叙事人。叙事人真实的身份、视角、聚焦和功能合成了真实的“声音”，表现出的是外籍人士作为一个群体在两个国度、两种文化、两个身份之间徘徊、调整和重建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寻找和发现的过程。外籍人士通过叙述这些强烈的情感经验，来思考个人关于文化冲突和适应的历程，并发现自己是谁。在“一个老外在中国过年的日记”一文中，叙事者作出了这样的陈述：我仍然是澳大利亚人，但杭州是我的家。此处的“仍然”和“但”两个语词展现了叙事者复杂的心理状态。也许她在经历了多重身份磨合的复杂过程之后，最终确认了自己作为澳大利亚人的身份，却对“杭州”这个异国他乡产生了情感上的归属。

价值全球化带来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外籍人士的亲身经历、见闻、感受、思考、言说与写作，构成了异文化中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关于中国的叙事，拓展了语言的思维空间，吸纳了无限多样的文化经验。

五、结语

本文关注了叙事与跨文化传播的契合。外籍人士的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宣传，一种声音。“聆听叙事就等于聆听特定谈话方式相关的价值”，我们不仅要学会聆听，更要与之积极地对话。他们叙事的初衷是要参与，并实践跨文化的交流，因此要给他们一个融入的平台。同时，他们的叙事文本也是双刃剑，本文解析的是可控制文本，博文之类的不可控制文本，需要另加关注。

注释：

①高鸿：《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雨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8页。

②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727页。

③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页。

④、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8、18页。

⑤⑥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246页。

⑦⑧⑨袁良平：《外国人品味杭州（中英双语）》，科学普及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121、204-207、191-193、155-157、142-145、312-317、227-234页。

诺曼・费尔卡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董小英：《叙述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页。

Labov, William，“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erience in Narrative Syntax” in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Studies in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97-354.

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23页。

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

拉里・萨默瓦、理查德・波特：《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页。

何纯：《新闻叙事学》，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7页。

参考文献：

1．蔡亮、喻旭燕：《用声音叙事――筑梦宁波》，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陈许：《见证辉煌：在浙从业的外国人访谈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