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旧且新看“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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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朋友告诉我，过去一年在上海话剧演出十分频繁，一台接一台的“大戏”很能吸引票友，白领口味和草根趣味均各有捧场客。就是名著改篇如《兄弟》(余华原著，徐铮主演)，或前卫相声戏《两条狗的生活意见》(孟京辉导演)一样场场爆满。赖声川去年正式登陆内地的《暗恋桃花源》一再加演之余，《那一夜，women说相声》亦相继杀至。而年底最瞩目的，非国家话剧院制作的《红玫瑰白玫瑰》(田沁鑫导演)莫属。该出以电影明星秦海璐、辛柏青挂帅的张爱玲舞台剧，特安排在故事发生地上海预演。正藉《色・戒》效应尚未过去，《红玫瑰白玫瑰》肯定备受关注。

话剧是不是在中国话剧一百周年的刺激、带旺下，已隐见“新”话剧时代的来临’《包法利夫人们》这次在内地的巡回演出是一个“适逢其会”的实验个案。

早于去年9月在港诞生，没想到“她”会变相成了祝贺中国话剧一百周年的小礼物。从4月在台北诚品书店信义旗舰店的18场“春季舞台”，到应邀“相约北京”艺术节，《包法利夫人们》让我体会到一出戏的生命力应该不是只在一个地区，和只有三五场到一两周的演期。它原来可以在更多城市更多剧场里与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激生互动。踏入中国话剧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收官的12月，在完成首站上海的五场演出后，紧接是北京8场和西安2场。

5场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的《包法利夫人们》，观众除了本地人，亦有人专程从外地来看戏。有观众更是乘夜车从成都来，看完戏翌日清早赶回去。这出戏没有明星卡士，说明观众的热情真是冲着戏剧而来。有听到的真人真事：两个到了票房才知道只剩下300元票的学生，咬牙准备刷信用卡，但被告知只接受现金。其中一个抱着看不成戏便不回去的决心，询问售票员哪里有提款机。正好在旁边处理票务的负责人后来在开场前看见二人匆忙入座，就把这经过告诉了我。

我由衷希望她们没有失望。并因此明白千里迢迢来到上海不止我们，所以有机会跟观众交流而错过很是可惜。于是决定在戏演毕后与12位演员接受提问和听取观后感，互动如是一晚又一晚打破台上台下几多隔膜。

《包法利夫人们》在上海也对“话剧”的“话”的定义带来一些争议。出于演员来自台湾，口音和腔调因此成为有几分影响“话剧”的质感――听起来是否像“正剧”――的争论点。有意见认为在话剧中表达对白时要有“话剧”味道，而味道最好有《茶馆》水平，否则便不能造成剧中正剧和闹剧的强烈反差。持不同意见者则提出京腔普通话未必要是所有“话剧”必须达到的唯一标准，何况导演是借着突显演员生活化的表演风格来拉近现实与戏剧的距离？

这又带出再合时宜不过的问题：“话剧”来到中国一百年，在不同华人文化孕育下，是否已出现“新”话剧？《包法利夫人们》在台湾剧评人鸿鸿眼中是一出“新”话剧，它“新”在哪里？它在台北、上海、北京等地先后已演出49场，是否标志成就“新”话剧的条件之一，是必须以破解在语境上的密码来增强互相认识和彼此了解？解码的方法，是纯然在戏剧题材的选取上?抑或是要对人民的社会状况和生活形态有更全面更深入的掌握？

“话剧”的“话”，到底是指语言的发音是否纯正、动听，还是在声音背后的人文关怀和情感？

我在话剧进入中国一百年的前后做了《包法利夫人们》、《水浒传》、《西游记》。在我看来，它们都是“话剧”――剧中人物没有一句话不是撷取自现代人的生活语言，也就是对这个时代的见证和记录。若能撇除眼前评价，再过一百年，历史或会在这些剧目里找到它的倒影。我希望接下来创作的“话剧”能打破语言界限而被更多人听明白――“香港视角”是限制，还是能被转化成开拓广阔视野的手段，未来自有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