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与未来中国的对话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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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屈原以来，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大多自带一个“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天问式使命，翻译过来就是“建立与未来中国的对话机制”。今观吴晓波先生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以政商关系结构对历史变局的影响为逻辑主线，分析中国历史变局的动因和成败，并追问“未来中国能否不再落入这个历史闭环”的终极性问题，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尤其显得有现实意义。

“自弱”的相处之道

书中提出两种独有的研究工具，甚为新颖。在这两种工具的指引下，我们看到，似乎历次“国进民退”都是转折性标志。

其一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将中国古代社会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级、有产阶级”共同组成的矩阵。按这个逻辑，每个中国古代人都可以贴上一个二维标签，但这个二维标签的对称性很弱。

其二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认为中国古代有四项基本制度：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这四大制度是支撑大一统政权的四根顶梁柱。

整体上说，变革一般在两个极端间徘徊。以商鞅为起点的“集权效率至上”，甚至走向军国主义；管仲式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甚至走向无政府主义，这些显然都不利于长治久安。而分分合合之际，统治者本身的理性选择和优胜劣汰都注定了最后的变革趋于明清式的闭关锁国，并以小城镇商品交换经济取代城市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模式。因为这是一种天然稳定的结构，也是社会学家霍尔提出的“压顶石国家”式自我弱化结构。

这种结构不仅让中国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变革绝缘，也成功地让衰弱颓废的明清王朝大量延续了自身的寿命。略有些夸张地说，中国近代的500年历史，除了少数几次雄才大略的帝皇的崛起外，大部分时间的施政纲领是“自弱”而非“自强”。自弱则民先弱，民弱则江山固。至于海外列强，闭目塞听、不闻不问似乎是中短期最“理性人”的相处之道。

造成闭环的根基

实际上，在书中的“四大利益集团”中，尤为有意义的是前两者。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开创出的历史性的政治制度是“科层制”，这个制度固化了君主和贵族、中央和地方、地方政府和臣民之间的关系，直接结果便是使国力尚处于二流的秦国，一跃而起成为中央统治最稳固、军事动员能力最强的诸侯国。后世所谓的郡县制度、科举制度、经济专营制度，都是科层制统治的具体手段。这也是中国古代在稳定性、统一性以及文化独立性上均傲视寰宇的制度基础。

另一组利益集团“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则相对显得不具备代表性。中国的土地制度长期在共有与私营之间徘徊，真正的无产农民其实是赤贫阶层，而有产阶级概念太宽泛，从自耕农到帝皇都可以说是有产阶级。笔者以为，倒不如用“城市”和“农村”这二元更能读出主题。

书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于是，回到“中国历史的基本面”，从历代经济变革中探研得失，寻找规律与逻辑，也许是一次不错的探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