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眼耳手足到大脑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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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过《菲利普船长》吗？”广东海事局通航处处长吴建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供了一个浅显的入口。执法手段的蜕变与创新，在不久前热映的这部美国影片中也许有了一个直观通俗呈现。遭遇海盗绑架的菲利普船长能否被成功解救，取决于救援队伍这个“超人”的千里眼、顺风耳以及迅速畅通的信息传递，有利于指挥中心了解现场的情况，及时调兵遣将。跟时间赛跑的先进手段往往在一场执法“战役”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对于执法手段和工具在海事监管与服务中的应用，吴建生深有体会。
那些充当“眼、耳、手、足”的电子工具，我们并不缺乏。依据《广东海事局“十二五”科技强局战略实施专项规划》，早在“十一五”时期，覆盖广东沿海及西江干流的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沿海甚高频安全通信网（VHF）、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船舶交通管理系统（VTS）就多数在建或建成。但在未来，我们还需要健全能高效调用数据的“大脑中枢”，使现有电子工具采集取证的信息能够形成大系统，“以信息化带动海事现代化，对于海事未来发展，尤为重要。”吴建生说。
新环境与新要求
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完成了西方国家两百年的成长历程。中国经济腾飞有不少亮点是在于广东等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广东海事局来说，辖区内有海岸线4176公里，通航河流998条，内河通航里程1.36万公里，但地方大小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在广东这样一个对外开放最早，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海岸线的长度没有变，但是港口码头泊位不断增多，通航密度不断增大、吞吐量不断刷新记录，船舶快速往大型化方向发展，水运运输危险品货物越来越多，而污染物排放等环境问题也显现出来。2013年，广东辖区港口货物吞吐量约16.81亿吨（其中危险货物吞吐量3.37亿吨），同比增长16.36%，集装箱吞吐量约2955万标箱，同比增长8.95%。
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广东海事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十年前，可能依靠海巡船舶巡航执法，就可以履行海事职能，而今海事人员的绝对人数是比过去增加了，但是对比起日新月异的航运新变化、新形势，海事人员工作量实际上没有减下来，反而呈几何倍数地增加，人员仍然不够用，找不到人干活。”吴建生说。
被形象称为“海上交警”的海事局，执法过程显然会碰到很多“陆上交警”不会遇到的问题。吴建生坦承，在“智能化”方面的应用，交警走在了前面。如交警执法时对违章处罚，从取证到处理、记录、罚款，整个过程可以通过便携式信息处理系统完成，而摆在海事面前的“智能化”管理系统应用远没有陆上交警那么简单，能方面地依靠社会资源，如无线网络数据系统传输等。这对海事部门则行不通。在海上没有信号，需要重新建设，这就是海与陆的最大差异。
再以装备中央监控电视（CCTV）为例，陆地和内河都方便做到，“我们可以在桥涵、码头等安装视频取证设备，不过，在茫茫大海上，要做到陆上那样‘眼到耳到’就有更高要求了。”曾在南海海巡执法总队工作，带领广东海事局最大的海事视巡船“海巡31”多次执行任务的吴建生以该船为例，说出未来“智能化”蜕变的方向，应该是针对现有装备的不足而改进。
他说，“海巡31”在参加海上搜寻时，现场实况须通过视频与指挥中心连线，但卡顿、失声、掉线时有发生，通讯信号不尽如人意。日常生活中，“信号不好”常常成为我们尴尬通话的结束语，不过，在茫茫大海上，当海事执法的紧急关头出现信号不好，却可能耽误大事，有时甚至错过挽救生命财产的最佳时机。尽管海事通讯卫星的技术在今天满足人们的需求不成问题，但信息传输宽带不足，让使用效果大打折扣。还有，“以空中立体巡航为例，我们不满足于空中巡航现场人员使用的需要，有时还需将空巡录取的图文传输到指挥部门，提供领导决策参考，需要加装无线电传输系统。目前A109S型海事直升机图文传输系统为国外产品，只能采用单一渠道来源的售后服务，但是由于产品制造厂商服务不到位，造成维护上的不便，把海事直升机传输系统改装为国产或更新换代将更为有利。”吴建生介绍。
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装备的更新换代上，整体配备的要求和经费的不足成为制约海事“智能化”的瓶颈。“现在很多硬件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所需的投入大，经费往往不足，”吴建生说，“海事作为垂直管理的央属政府部门，为地方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理所当然，但也要抓住机遇，借力借势，争取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推进海事服务的‘智能化’建设。”
此外，随着海洋战略为世界多国所重视，海事服务与履约的国际化为未来趋势之一。就手段和工具层面而言，向国际通用做法迈进是其蜕变创新不可忽略的要素。例如，为海巡船所常用的VSAT船载卫星通信系统，目前的覆盖范围就仅仅为中国沿海海区。
新需求催生新工具
过去那种靠打电话问，靠翻册子查的方式注定要走进历史。未来的海事新工具是适用国际化形势的，是具有协同联动性的，更是实践与研发的相结合，软件与硬件的协调发展。依据《广东海事局“十二五”发展纲要》，到2015年，将培养一支复合型的科技与信息化工作队伍，科技与信息化将有力地支撑和引领广东海事科学发展。
未来执法手段和服务工具应当是国际化的，实施有关多边与双边国际条约是海事局的主要职责之一。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化职责的履行会越来越多。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提出“在服务海洋强国大战略中找准坐标、重塑定位，构建中国海事大格局”，实际上是要求海事工作必须具备国际化视野，以及履行国际公约和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这种视野和能力既体现在硬件上，又体现在软件上，既体现在工具上，更体现在人与工具的相适应上。据相关媒体报道，在佛山海事向“智慧型海事”转型时，曾经出现过“一些年龄偏大、知识老化的职工，面对软件包里的程序，感觉既陌生又紧张。”在未来，海事服务与执法手段的不断演进还会面临更大的跨度，这需要海事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与时俱进，让新手段为人所用，而不是人为新手段所累。
未来工具应当是协同联动的，船艇、海事航空器、海事卫星构成一个立体联动空间，此种联动应建立在信息畅通、资源共享的基础上。政府资源共享，是提高政府效益的有效途径。
例如，欧美、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设施，只要政府部门建设的都可以做到资源共享。而在中国内地，即使在同一个码头设置监控设施，都不能做到共享。即是出现不同监管部门同时安装好几个装备的情况，你用你的，我用我的，界限清楚，这是一种资源浪费。
未来工具还应该是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研发，实现研发与应用的一体化。工具“重研发、轻应用”是一道软肋，其原因就是把研发和应用相割裂。不仅是人员的割裂，也是思路上的割裂。最佳的理想是有实践经历的人员也懂研发，懂研发的人员也是实践经验最丰富的人，但是，如果人员长处有所偏重，那么加强交流显得尤为重要。未来工具的开发，其本质是一场人才队伍的培养和锻炼。
新手段新工具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枢大脑
今天天马行空的畅想就是明天的科技福利，而人类科技的进步往往来自对眼下不满足的“抱怨”。在未来执法工具的演进展望中，电子技术更新换代大概已非难事，现有的通讯工具应用也已把卓越的海事服务带到，但是，如果没有建成一个像大脑中枢一样的信息库，就不能把电子手段的应用形成合力，不能统一指挥，统筹兼顾。
吴建生谈起自己在南沙海事处工作时使用自行开发小数据库的实践：“我们建立过一个基于南沙水域巡航执法的小数据库，海巡船对有关巡航数据的统计和调用用起来很方便，如果这样的数据库能够扩大范围和大家互联，效果将更好。”
“相反，如果没有集成的数据库应用，各种零碎的、分散的信息收集缺乏整合，在需要调用这些信息时，将会束手无策。例如，发生了事故险情，海上应急反应需要指挥相关船舶进行救援，如果对发生事故险情附近的水域有多少艘船舶，什么类型的船舶，港口有多少拖船可以应急，有多大的马力，防污船的防污力量怎么样等等，摸不清楚，那么应急救援效果就大打折扣。”吴建生说。
“以信息化带动现代化”，是新型海事管理的目标。不管是从汗水型向智慧型海事的转化，还是从管制型海事向服务型海事的转化，都少不了信息化的中枢带动作用。船舶交通管理系统（VTS）、中央监控电视系统（CCTV）搜集到影像资料，语音系统收集到音频资料，可是当执法人员要调用时，却由于信息分散，没有集成，未形成大数据而无法调用，那么再先进的电子设备也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
粗放式的管理使用显然是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只有依靠科技，才能弥补人力所不足，才能提高工作效率。但是，电子设备尚不能取代人力之处，就是最终要靠人的决策与指挥。
在经济社会走上信息化快车道的今天，智能化无处不在地浸透我们的生活，也对水上交通管理的组织者――海事部门产生了新的启示。我们不断运用新科技，手段与工具越来越专业化，但终究是手段和工具，执法者的目标才是工具背后的要旨。手段和工具为我们采集信息，而信息能否汇聚、统筹、共享又影响着执法者的思路，最终决定手段和工具的意义及演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