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介语角度看英语教学中文化意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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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介语在学习者第二语言学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英语学习者和教学者来说，了解中介语形成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中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差异性的比对研究，可以了解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时中介语体系的独特构建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语言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中介语；文化；思维模式；教学启示

引 言

语言学习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习者需要经历不同的阶段才能积累语感和语用能力。这些不同的阶段中又会有各种各样的现象影响着学习的进展。例如，学习者虽然理解并牢记了词汇和语言规则，但是在运用语言时往往会出现错误。有些学习者写的英文文章的语法和句子都没有错误，但却不被母语阅读者欣赏甚至理解。与此同时，有些错误即使没有再接受明确的指导和强化也会自然而然地自我消失，而另外一些错误却长期伴随着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外语教育理论研究者和从业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发现错误形成过程中人的认知系统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影响这一过程的因素有哪些等问题，以便能够对症下药，为语言学习者提供合理的语言学习方式。

一、中介语的定义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人们把中介语（interlanguage）看做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Selinger的中介语假设理论指出，在二语学习者获得准确的目标语语法和语用能力之前，似乎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或一系列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当学习者在实践的过程中碰到新的语言刺激时，往往先自己试图解读出这一语言刺激的相关语法和结构。在经过“尝试-错误-假设-验证”之后，学习者逐步形成了自己对目标语言体系的认识，并以此认识为平台，以一种缓慢而冗长的方式接近目标语本身的样态。这一认识呈现出一定的系统性，它不同于学习者的第一语言知识体系，也有别于目标语言的知识体系，因此被称为中介语[1]。Selinger进一步认为中介语包含三重含义。首先，它是一种系列化的咬合型知识体系，是在学习者学习过程中渐进式形成的，而这一体系又是以语言习得（acquisition）为特征，而非以语言学得（learning）为特征。其次，中介语出现在二语学习过程中的不同特定阶段，其特征是可以被清晰地观察与测量。第三，中介语体系一定是学习者的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结合体，其特征是同时兼有两种语言的特点[1]。

类似地，McCarthy给出了同样的定义，他认为中介语是学习者根据语言摄入对目标语语言系统做出的假设，然后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慢慢尝试和完善此假设，最终理解并掌握目标语言系统[2]。

二、中介语的特性

根据Labov的观点，学习者的中介语从最初形成到最终掌握第二语言之前一直处于可变化的状态之中，并且这种变化具有不同的性质[3]。Young和她的伙伴们等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首先，中介语随着学习者语言任务的变化而变化。比如，根据Young的实验，中国学生虽然在学习英语的初期就能明白人称代词“he”和“she”指代不同性别的“他”和“她”，形成了对这一语言现象的中介语知识，并且在有意识的写作状态下能够正确运用它们，但是，在口语交流的任务中，由于思维时间短，学习者会不停地出现运用上的错误。这是因为汉语的口语中并没有对第三人称单数在发音上加以区分。Young和她的同伴们还发现，在处于一个相当放松的环境中时，比如和同伴交流时，学习者能够比较正确地运用这一中介语知识，但是当和老师交流时，效果就会下降[4]。这表明，学习者的中介语在不同的阶段体现出不同的准确度，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和调整过程中。

另外，Labov还认为中介语会随着语言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由于语言复杂性的不同，二语学习者的这种过渡性语言能力呈现出流动性的特征。Chan在对710名香港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中发现，在形成中介语的过程中，目标语结构越复杂，其形成的过程就越迅速。比如，带有定语从句的句子要比不带从句的句子更容易被学习者从第一语言转化为第二语言[5]。

三、影响中介语变化的因素

中介语的重要性和可流动性使得语言教学者和学习者可以通过影响中介语而影响语言习得的效率。影响中介语形成和变化的因素种类繁多。内部因素包括学习者的个体因素，如年龄、性别、学习动机与情感、学习策略与天赋等等。外部因素包括目标语的语言结构，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相似度，学习环境的便利性等等。本文拟从中文和英文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处出发，探讨我国学生学习英语时影响中介语形成的因素和英语学习的优化策略。

（一）文化、思维方式和语言之间的关系

文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定义。广义上来说，文化指的是一个社会成员所具有的所有知识、能力和习惯的总和，他们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因素[6] 。

语言是一种用来进行人际交流而随机形成的有声符号[7]。它是一种人类特有的非本能性的思想、情感和需求的交流途径，是一种主动产生的符号集[8]。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具有社会性和习俗化的特点。只有当所有使用者对人际交流中的背景因素（即文化）都有相同的理解时，语言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9]。因此，语言实际上和文化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Berns断言，文化在语言能力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对于第一语言而言，还是对于第二语言而言[10]。类似的是，Brown这样来描述两者之间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也是语言的一部分。两者紧密相关，缺失任意一方，另一方就失去存在的意义。”[11]

这些文化上的差别对学习者中介语的影响存在于多个方面，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体现，最主要和直接的是思维模式。思维模式是人们反映客观世界的不同风格，方法和程序的综合体。[12]它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学习交流等等，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言为心声，思维模式直接影响着人们语言表达的方式，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思维是语言的实质，不同的思维模式表现在语言上的形式也不同。因此思维模式对于二语学习者中介语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

（二）汉语思维模式和英语思维模式的不同点

在思维的过程中，中国人倾向于进行形象思维，通过直观或直觉在头脑中对客观事物形成一定的意象，他们采用的是整体性思维，强调整体和谐，而非局部精确。相反，使用英语的人擅长于抽象思维，在思维活动过程中运用抽象的符号和语言来代替实物，强调分析性和精确性[13] 。

这样的不同源自于两种文化形成过程的不同。各民族生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具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因而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型文化，属于封闭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较少受到来自大自然的压力，不认为人和自然是对立的，进而悟出了“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意识[14]。所以，中国人的思维和表达模式都深受这一特点的影响。他们不以自然为客体，习惯于用和谐模糊的方式来阐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体上的完整要比细节化的分析更重要，对自我修行的重视要比和自然斗争更重要。

不同的是，早期英国和其他西方文明的发源国以海洋为生活根基。变幻无常的、严酷的海洋环境迫使西方人与大自然做激烈的斗争，也需要他们不断寻找外面的陆地世界来获取更好的生存资源。因此，征服和占用成为西方文明的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传统思维模式呈现了重逻辑推理和重线性分析的特征。西方人对思维客体进行元素分析，采取逻辑化、形式化的表述，追求规则性、系统性和精确性，以便更好地征服自然[15]。

四、不同思维模式对中介语的影响

文化和思维模式之间的不对称现象造成了两种相应的语言系统之间的巨大差异。这样的差异体现在不同的方面。由于标志着语言能力的隐性系统包括三个层面：基础词汇架构，词法句法架构和语篇架构[16]，本文就拟从隐形语言系统的这三个方面来探讨思维模式的不同对中介语形成的不同影响。

（一）词汇和语义系统

英语思维模式倾向于对客观世界进行有逻辑有条理的准确分析，所以英语中富有有助于语言分析的语素。例如，表达名词复数的“s”，表达过去时态的“-ed”，以及表达进行时态的“-ing”，等等。同样，英语中还充满了诸如冠词、介词、代词、关系词等等一类的小品词，以便更加准确的进行逻辑分析。不同的是，与自然和他人融合的思维习惯形成了汉语缺少形态变化、词类界限模糊、词的语法功能不固定、句法关系灵活多变等的特点。因此在中介语系统的建立过程中，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这些方面比较容易遭遇困难和犯错。

词汇和语义方面的不同还体现在同一词汇在两种语言中的不同含义方面。“红色”在汉语中表达的是喜庆和激情的意思，然而在英语国家中，“红色”往往用来指代不好的事物。这些语义方面的不同点也导致了中介语形成过程中错误的出现。“Ambition”，“Aggressive”等词彰显的是西方人对勇敢的肯定，是褒义词，但在中国的文化中这些词会给人以贬义的印象，因为东方思维强调的是和谐、谦恭。

（二）句法和语法系统

由于中国人通过意象和直觉的方式来洞察和阐述客观世界，他们往往采用从整体到局部的方式来表达思维，而不采用西方式的从部分到整体的方式来分析世界。这两种思维方式导致了两种语言的不同。比如：

中文：

他 出生于 中国 上海市 黄浦区。

（He was born in China， Shanghai， Huangpu District.）

英文：He was born in Huangpu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在汉语中，地点状语出现的顺序从大到小，这表明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由整体到局部，而英文的顺序正好相反。

从语法角度来说，最明显的例子体现在被动语态的运用上。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往往很难习惯这一语法现象，更不用说在中介语建立的初期阶段很好地掌握它。文化和思维模式的不同对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长期较量的过程中，西方社会往往对自然环境表现出高度的重视和崇拜，所以，在语言运用的过程中西方人往往将客体放在显著的位置。被动语态的运用正是这一发展的结果。相反，在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及“人定胜天”的思维模式往往使得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总是将自我放在首位，被动语态不是主要的表达方式。同样的例子还体现在并列代词的顺序呈现上，英语中的顺序往往是“You， he and I”， 但相应的中文顺序则是“我你他”。对于自我的位置感也体现了不同的思维模式对语言的影响。

思维模式的不同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中介语体系构建产生的最大影响来自于句型组合方式上的不同。例如：

中文：

冬天 到了， 春天 会 远吗？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英文：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在上述例子中，英语中的连词“if（假如）”不能缺少，否则就会出现语法上的错误。这是因为受到文化及思维模式的影响，英语是分析型的语言，对形式和规则的规范性要求很高。然而，由于汉语采用整体性思维和形象化思维，只要名词、动词等传达实义的实词出现，其句子的意思就会被毫不费力地联想出来，连接词“假如（if）”是否出现并不能影响他们对句子含义的理解。相反，如果在汉语中采用英语的表达方式，说成“如果冬天到了，那么春天还会远吗？”尽管语法上没有错误，但这种说法也会被认为是冗长的。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由于这样的区别，在建立中介语的过程中，说汉语的英语学习者会把汉语的思维方式带入到自己的中介语创设过程中，往往会丢掉“if”，说出汉语式的英语：“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三）语篇系统

在与环境的连续斗争过程中，人和环境的关系要么是人征服自然，要么是被自然征服，因此不会出现回旋曲折的思维方式，反而会形成一种线性的思维模式，而且表达思维的方式会直奔主题。因此，英语使用者在表达观点时，关键的主题化信息往往会放在篇章的起始处，然后再用例子和说明来支撑和解释自己的观点。相比而言，中国人由于受到“人定胜天，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的影响，人和自然直接的争斗不如人和人之间的争斗重要。因此，从自我保护的角度出发，在用语言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中国人往往采用迂回曲折的方式，很少在篇章的开始就表明自己的观点，甚至整篇文章中都不会明显清晰的呈现自己的观点。不可避免的是，两种思维模式的不同造成了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语篇层面出现中介语错误的可能性更大，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往往会写出不符合英文表达习惯的中国式英语文章。

五、对目前语言教学的启示

（一）在词汇教学中增加文化意识的培养

语言教学本质上是思维的教学。在日常的教学中，应当为语言学习者多提供英语国家的文化知识。比如，在教授词汇时，要把词汇背后的文化因素作为重要的内容去重视。例如，在教授词汇“dog”时，应当将中西方两种文化对于狗的不同看法作为教学的必要内容：中国人蔑视狗，因而有“走狗”“狗腿子”“狗东西”“赖皮狗”“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等说法。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则欣赏狗的勇敢和忠诚，对狗的赞誉也屡见不鲜，并把人比作狗。如“a lucky dog”（幸运儿），“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等。类似的词汇还有“猫cat”、“猪pig”、“龙dragon”等动物。让学习者知道词汇在文化和思维层面上的不对称性，可以避免学习者在自己的中介语体系中留下误区甚至错误。

（二）在语法教学中注重其背后思维模式的影响

当教授一个新的语法项目时，教师除了关注语法特征以外，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也应当告知学习者，以便他们形成正确的中介语系统。比如，在教授被动语态时，学习者应当接受到这样的深层知识：汉语重人称，习惯用表示人或有生命的词作主语，并且大多数以主动句的形式出现；而英语重物称，常用无生命的词汇做主语，所以多被动句。特别是在对外部世界进行客观描述和学术分析时，多用被动语态更加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在教授关系从句时要告知学习者，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所以英语句子注重形式和结构的完整。对于每一个词和分句与其他词和分句的关系都必须在形式上交代清楚，否则，句子就是不合语法的。因此，英语句子不得不使用大量的连接词、关系词和介词，把这些词和分句连接起来。而地道的汉语句子则比较少用甚至不用这些词。

（三）在语篇层面上，注重比较英汉两种思维模式对中介语的影响

英汉两种思维模式对语篇知识的影响应当成为语言学习的重要方面传授给学生。这有利于学生建立正确的语篇中介语体系，正确快速解读英文语篇，也能尽早学会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写作方式。比如，汉语偏重使用重复这一词汇手段，而英语则倾向使用替代这一语法手段。汉语句子几乎可以不厌其烦地重复同一个词，而英语常常需要把汉语中重复的名词用其他词或代词替代，而且有时候这种替代几乎是强制性的。再如，好的英文文章有明确的主题段、支撑段和结尾段，每个段落往往都有明确的主题句、支撑句和结尾句。每个部分之间又用表示因果、递进、转折等关系的连接词加以过渡，使得文章内容主题清晰、表达连贯。这种注重意合的表达风格和汉语中的注重形合的风格迥然不同。在学习过程中，及早并牢固地掌握这些文化差异知识，对学习者最终形成正确的中介语体系有很大的帮助。

结束语

语言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对目标语语言体系的掌握和运用，也包含着对目标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了解。关注两种语言中文化的不同对学习者中介语形成过程的影响，不仅能帮助学习者有效地形成语言知识体系，也能减少他们因不了解对方文化风俗而错误地运用语言知识的几率。对于中国英语学习者和教学者来说，了解中介语形成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只是从单一视角研究此问题，更多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英语教育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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