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化作蝶 哀思寄笔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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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钱钟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晓畅多种外文，包括英、法、德语，亦懂拉丁文、意大利文、希腊文、西班牙文等。曾为《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钱钟书在文学、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代表作品是《围城》。其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育有一女钱瑗。

江南才子考入清华园

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无锡钱家是诗书世家，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钱钟书的数学仅得15分，但他的国文、英文成绩突出，获得满分，这样钱钟书以第57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录取，这一年他19岁，那是1929年的夏末。

初秋时节，来到清华园，去寻找钱钟书在清华园里的旧迹。尽管已近傍晚，但这里没有满园的萧瑟，处处洋溢的是高等学府特有的静谧与大气。综观钱钟书的一生，清华园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地方，也是梦开始的地方。初入清华园的钱钟书便以他渊博的学识被同学们誉为“清华才子”，同样在清华园收获了他一生的幸福，他与夫人杨绛就是在清华园相识、相恋的。

漫步在已有零星落叶的小路上，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图书馆前，土黄色的外墙为这座位于旧校区的图书馆披上了平实的外衣，但墙上爬满了或碧绿或火红的爬墙虎，让这座建筑散发出了一股古朴厚重的味道。钱钟书来到清华大学学习，他的一项著名之处就是“横扫”图书馆。当时清华大学藏书之富堪称当时各高等学府之首，而清华图书馆最为特别之处就是学生可以到书库中随意看书，免除了借还之苦。也许正是这种方便、宽松的学习环境，才有了钱钟书等日后的成就。

命中注定的旷世情缘

《圣经》说：“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人。”文坛伉俪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便应了这句话。

那一年杨绛考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读外国文学专业。那时的杨绛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自然深受男生的爱慕。但当时她仍芳心未许，或许是天意，她在等待一个人——钱钟书。

1932年早春，在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两人初次偶遇。据杨绛回忆，初见钱钟书时，他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但他炯炯有神的目光以及清癯的面容，机智自信的口才，旁征博引的记忆力，诙谐幽默的谈吐，都给杨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

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一见钟情。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杨绛的芳心被迅速融化。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其实，这段缘分早就命中注定了。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前缘”。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

1933年夏，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他谢绝了清华大学让他留校或在西洋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的邀请。钱钟书是另有选择，1935年春，他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当时全国总计只有25个名额，而钱钟书所报的英国文学只有1个名额。成绩下来，钱钟书以87.95分的成绩名列榜首，而这一成绩也为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留学生中平均分最高者。钱钟书考取了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

1935年，钱钟书与杨绛远赴英伦开始了留学生活。1938年，钱钟书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南方工作，而《围城》这本书就是他在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在南方工作时期完成的。1949年，经过清华大学的力邀，钱钟书举家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重回清华园。此后，除了3年下放河南五七干校外，他一生再没离开过北京。

重回清华园

离开图书馆，顺着校园的小路一直向南，去寻找新林院。新林院9号院是钱钟书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居住的地方。穿过了一大片教职工宿舍楼后，来到了一片平房区，眼前的建筑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院，这里便是新林院了。新林院是一片保留较完整的清华早期住宅群，每栋建筑都是同一的形制，层高为一层，坡形屋顶，红色外墙砖，带券拱的大门。小院大都没有围墙，院外凌乱的灌木将一个个院落隔开。曾经的高标准教授住宅，随着岁月的变迁，已经变成了现在“条件落后”的平房区。

照澜院是这其中最早建成的，那时它被称作“南院”，建于1921年。1934年，在南院的对面，新南院建了起来。随后的1937年，在新南院的西南方位，又建起了新新南院。抗日战争胜利后，南院和新南院定名为“照澜院”和“新林院”，由朱自清先生提议，取其谐音。

钱钟书一家搬入新林院是在钱钟书到清华大学任教之后。1949年的8月24日，钱钟书和杨绛带着女儿钱瑗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清华园。此时的钱钟书已从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少年，成为了知名的学者。钱钟书到清华大学工作一年后，调任《选集》翻译委员会工作，平时住在城里，周末回校。

如今的新林院9号尖尖的绿色房顶，搭配着红色的砖墙，看起来古朴又有生机，院子里种了许多花草，还搁了一把藤椅，看来房子的新主人也是有闲情雅致之人。

钱钟书在清华几乎度过了他人生最最年轻和美好的一段岁月。

最后的居所

新林院之后，钱钟书屡次搬家，1977年立春，他们一家三口搬进了三里河南沙沟寓所。就是在这里，钱钟书先生度过了他的晚年，虽然在他生命中最后的岁月，饱受疾病的折磨，但是这段时间是他和杨绛一生中相对安宁和平和的岁月。

三里河南沙沟的位置非常好，以樱花著称的玉渊潭公园和花园式的钓鱼台国宾馆就在附近。走入三里河路，整洁有序的街道，让人感觉到这条街道的与众不同。钱钟书居住的南沙沟社区是一处闹中取静的院落，院里有很多高大的乔木和碧绿的草坪。

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杨绛说，“只剩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的日子。于是杨绛写了她晚年非常著名的一本集子——《我们仨》，让她无尽的思念和追忆化入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