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韩回流的宋辽金铜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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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笔者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经常来往于朝鲜和韩国，在我经常接触到的朝韩回流的中国古代艺术品中，铜镜占一定的比重；其中战汉唐时期的铜镜不太多，主要以宋辽金和元明时期的铜镜为主。

我们习惯上说宋辽金时期，实际上按年份，应该说辽宋金比较恰当；而辽宋金时期到后来的元代与朝鲜的高丽时期年代交错并行，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从这几个朝代存续的时间上就可以看出：

辽代（公元907年～1125年）

高丽（公元918年～1392年）

宋代（公元960年～1279年，包括北宋南宋）

金代（公元1115年～1234年）

辽宋金时期，朝鲜半岛是由封建政权中的王氏政权统治。王氏高丽政权只臣属于中原，不再臣属日本。还在契丹阿保机时期，高丽就同契丹通使，但是没有臣属辽朝。辽太宗会同二年（939年）以后，两国中断了联系四十多年。高丽王氏臣属石晋，而石晋臣属辽朝，高丽不直接臣属辽朝。宋朝建立以后，高丽依然只臣属中原的政权，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被宋朝封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高丽国王。辽朝依然没有和高丽建立任何外交关系，但保持友好，辽朝攻打女真往往借道高丽。直到宋朝统一了中原，辽朝才开始重视与高丽的关系。

鉴于高丽王朝与宋辽金各时期的关系错综复杂，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频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作为民俗用品的铜镜，就成为了双方交流沟通的载体而在当今的朝韩两国有一定数量的遗存。

下面我们从几面朝韩回流的宋辽金铜镜中去探寻端倪——

宋金四神八卦十二生肖节气纹镜

当这面纹饰繁密奇异，充满了神秘色彩的铜镜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的惊奇和兴奋溢于言表。此镜是从朝韩回流的，以前曾有学者提出此类铜镜在朝鲜频有出现，是否为高丽时期的铜镜说法。但国内多个地区有此类铜镜出土的报告和记录，显然这是一面地道的中国铜镜；年代为宋金时期，有学者认为元代也有此镜，不排除元代也在制作此类铜镜，也足以说明它在当时是流行品种。

此镜（图1）的直径18厘米，厚0.5厘米；构图丰富饱满，寓意深刻，制作精良，地张平滑，线条流畅。纹饰由镜钮处向外延伸达五层之多。

除镜钮为伏兽钮之外，第一层为四神图案。四神也称四象，四灵，即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是我国古代人民所喜爱的吉祥物。这四组动物，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四方之神灵，分别象征着春夏秋冬四季。

第二层为文王八卦，在八卦纹饰之间隔的文字为篆书的“天干”； 文王八卦所反映的是中国人对宇宙的认识，是建立在中国古天文学基础之上的。“天垂象”，“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易学之基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基础和法则。

第三层为十二月神也称岁次神仙，岁次也叫年次。古代以岁星（木星）纪年，古人将天空的赤道部位分作12等分，每等分中以某些恒星为标志。木星正好每年走一等分，12年走一周。每年岁星（木星）所值的星次与其干支称为岁次。在《尔雅 ·释天》中有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寎，四月为余，五月为皋，六月为且，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玄，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的记载，来自我国先秦时期人们对十二月神的理解。

第四层为十二生肖，代表十二地支，其纹饰中还间杂着“五毒”图案。十二生肖，是由十一种源于自然界的动物即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以及传说中的龙所组成，用于记年，顺序排列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在多个国家和民族被广泛使用。五毒一般是指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由于蛇位列十二生肖，此镜增添了螃蟹为五毒之一颇有意思。五种毒物是民间盛传的一些害虫。

第五层为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根据视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即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划分一年中的自然现象与农事季节特征的二十四个节候。即：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此镜的五层纹饰及文字严格按照我国古代天文历法所确定的规律相互对应；设置精确。我国自古以来以农耕为主的国家，以农为本。此镜的流行也与道教有关，作为我国传统的宗教，道教在民间根深蒂固，而道家供奉的神袛众多庞杂，很多与中国的天文历法相关。传说与现实结合，时间与空间对应，反映出古代制镜人的匠心独具。另外此镜铜质精良，包浆滑润，铸造工艺精细，方寸之间反映出如此丰富的内容，相比于同时期的铜镜，此类镜较为少见，实为不可多得的宋金铜镜的佳品。

辽代双龙纹镜

此类铜镜在以前很多的专家和藏家一直有明显的争议；面对这种大而厚重的龙纹镜，有人认为是辽金时期的铜镜，也有人认为是朝韩高丽时期的；国内出版的铜镜专辑上标注的年代也是宋辽金三个时期都有；而我们的邻邦朝韩两国的确不断有出土此类铜镜的记录。另外在朝鲜的国家博物馆和地方博物馆有同样的铜镜陈列，而在朝鲜出版的本国的文物书籍中也有明确的记载著录。那么，此类铜镜究竟算是哪个国家哪个年代的呢？

认为此类铜镜为朝韩高丽时期的镜种，我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和认识。首先，这种镜子大都出自北方地区，而且从该镜的规格和特征等方面看是典型的辽代时期官铸镜。其次，该镜的纹饰是具有典型特征的辽代时期铜镜的纹饰；据相关的资料和朝鲜本国资料的记载，朝鲜的高丽时期和随后的李朝时期，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乱，国力衰退和本国资源开发技术的滞后，难以有如此丰富的铜资源消耗；除了制造兵器等，还要铸造如此大而厚重的民间用品。试想， 在与此相同的辽金时期里，我国的资源的储量和开发技术、冶炼技术如此成熟的年代，也都实行了铜禁，民间不许私铸镜，很难想象朝韩在当时会铸造如此耗费铜料大而厚重的铜镜。

那么这种镜子究竟是哪里铸造的呢？ 沈阳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次出版的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淑娟老师撰写的《辽代铜镜研究》一书中，以大量充分的资料和出土实物，论述了这类镜子的正确出处，结论是我国辽代铸造的，而且是具有代表性的辽代铜镜. 公元916年，契丹族建立契丹国；公元947年，改为辽国；公元1125年被金所灭。辽镜品种虽不多，但其继承唐和五代时期之遗风，融入宋镜之风格，并影响了金元两代；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铜镜制作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龙一直是皇权和地位的象征；龙的形象也随着年代的更迭而发生不同的变化。纵观辽代现存的许多龙纹镜，也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从初期的继承唐和五代时期龙纹的气势磅礴，到中期的蜿蜒蟠绕、仪态丰满；到后期的具有明显的佛、道教的宗教色彩；表现出超凡脱俗的精神意念。因而，“辽代龙纹镜的形象变化多端，表现手法丰富，表现手段出现了浮雕、刻划等技法，以云朵衬托的双龙镜居多，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刘淑娟语）。

从相关的资料来看，此类双龙镜广泛分布于东北地区、内蒙古、河北、山西等地及邻国朝鲜和韩国，以东北三省和朝韩出土居多；因此国内有专家和藏家认为此镜出自朝韩的说法就显得偏颇了些。单从铜镜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历史还是规模，在当时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和中国比肩。尽管诸如此双龙镜等特殊品种在朝韩出土比较多，但是同样的品种在国内各地出土一样也很多，使用区域更广；以当时朝鲜的国力和资源，造成如此大面积的铜镜回流中国，显然是不可能的。（未完待续）（文/李建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