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巴西环境史学家的拉美环境史研究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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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茂红(以下简称包)：您为什么要研究环境史?在此之前您接受的是什么样的专业训练?
帕杜阿(以下简称帕)：早在1978年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尽管那时还很年轻，但我已经有强烈的环境意识。其实，作为一个农业合作组织的成员，我们积极想办法去激励小农和家庭农场主生产有机食品。因为，我们担心无节制地使用农用化学品会污染农产品。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促进一个健全的、对环境负责的农业的形成。我还加入了一个关注亚马逊流域热带雨林日益遭受严重破坏的组织，我们试图促进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在我上大学时。尚不知道已经存在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环境史，但我知道学者们正在创立生态经济学这个学科。这一领域的两位先驱赫尔曼・戴利和伊格南茜・萨克斯与巴西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很多私人学术联系，他们经常到巴西来做讲座或进行合作研究。在那时，我的学术理想是成为一个生态经济学家。但是，那时的经济系完全被极端抽象的数学取向统治着，一点也不关注地理和生物自然的现实。这种情况即使在今天也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而我想研究的是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环境，不仅仅是那些数字。所以，我决定转向研究经济史。在做出这个重要的决定之后，我有幸在1981年遇到著名经济史学家瓦伦・迪安，他在自己学术生涯的最后几年转向了环境史研究。其实，他就是美国研究拉丁美洲环境史的创始人之一。他是纽约大学的教授，撰写了多本巴西经济史的著作。在从研究视野和理论方法上转向环境史后，他先后出版了两本理解巴西环境史不可或缺的著作：《巴西大西洋沿岸森林的毁灭》(1987年)和《巨斧和火把：毁灭巴西大西洋沿岸森林的工具》(1995年)。我开始向他学习并帮助他工作，他引导我阅读美国学者新近出版的环境史著作，如唐纳德・沃斯特和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新书。同时，我也开始做自己的环境史研究，主要包括巴西和拉丁美洲的森林滥伐、农业和欧洲殖民主义的关系以及本地区环境思想和认识的历史演变。
包：促使学者们研究拉丁美洲环境史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现在拉丁美洲环境史的研究状况怎么样?
帕：让我们首先从内生因素谈起。自然的存在和对自然资源的严重剥削是在历史上塑造我们今天所知的拉丁美洲概念的一个核心因素。对环境史学家来说，关于采矿业、林业、种植园以及其他类似活动的原始资料非常丰富。当欧洲人，最初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15世纪未来到地球的“远西”(这个有意思的概念是法国历史学家Alain Rouquie提出的)部分时，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寻找自然财富(金、银、木材、耕地等)。随着对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的征服和随后进行的歧视甚至隔离，美洲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都遭受了这种剥削。欧洲人的征服之所以能成为事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拥有“秘密的生态武器”：欧洲人带来的细菌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免疫系统来说是前所未闻的致命杀手。这种流行病冲击造成的巨大灾难，连同殖民者对土著劳工的暴力，致使当地土著人口在殖民统治的最初两个世纪损失了将近90％。然后，欧洲殖民者制订方案，组建采矿业、制糖厂、大牧场等，以便既快速又成规模地剥削美洲大陆的自然财富。这些大规模的剥削性方案的实施产生了明显的环境破坏，自殖民时代以来的所有观察家都看到了，如森林滥伐、土壤侵蚀、气候恶化、水银污染(在金、银矿开采中普遍使用)等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拉丁美洲发生毁灭性剥削的同时，艺术家和作家却把它刻画成一块自然资源富饶、热带雨林茂密、植被郁郁葱葱、海滩洁净广袤、大河奔流不息的圣地。在19世纪初。当欧洲殖民统治终结和新兴民族获得独立时，拉丁美洲仍然保持这样的文化认同，即这是一块拥有美妙绝伦的自然景观的土地。在该时期影响巨大的浪漫主义文化也强化了新兴国家与其自然财富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对自然的无休止掠夺产生的景观破坏依然如故，甚至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拉美经济永远是出口自然资源的经济(尽管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工业部门)。显然，这一具体的历史事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刺激了对环境史的研究。
下面让我们来考察外部因素。环境史自197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兴起后，产出了越来越多的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还在一些知名大学建立了永久性的研究计划。这些都引起了拉丁美洲学者的关注并激起其研究兴趣，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正常的学术传播过程。这个新兴的科学研究领域产出的研究成果不但质优味鲜，更为特别的是环境视角在改进历史解释方面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些都吸引了大量的后来者去投身期间。但是，考虑到我前面提到的自然资源和景观在塑造拉丁美洲历史中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早在“环境史”这个概念产生以前，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已经探讨了社会进程和自然进程之间的重要联系。以我了解比较多的巴西为例。值得提及的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吉尔伯托・弗雷耶。在1937年出版的《东北》一书中，他提出“要对巴西的东北部进行生态学研究”，这不是要“把僵化的几何学生态主义应用到东北部研究中去”。而是“在研究和解释这一地区时要采用不仅是科学的而且具有哲学甚至是美学和诗学意义的生态标准”。由于甘蔗种植园是形成这一地区景观的主要因素，他在安排全书的结构时使用了下列的篇章名称：“甘蔗与土地”，“甘蔗与水”，“甘蔗与森林”，“甘蔗与动物”，“甘蔗与人”。这是地道的环境史，只是没有使用这个名词而已。另外，费尔南，布罗代尔1935－1937年居住在巴西，他在撰写那本影响深远的《腓力二世的地中海和地中海时代》(1949年出版)时深受弗雷耶观点的影响。这本书被认为是在历史学研究中采用环境视角的里程碑式著作之一，但遗憾的是，在巴西之外很少有人了解吉尔伯托・弗雷耶的研究成果及其对布罗代尔的影响。更为不幸的是，在全球知识生活中，欧洲中心论的偏见仍然大行其道。我们还必须记住，弗雷耶并非只是一个特例。我们还能举出许多拉丁美洲的古典历史学家的名字，他们早在1970年代以前就做了许多接近于“环境史”的研究工作，如巴西的Sergio Buarque de Holanda和Caio Prado Junior。古巴的Femando Ortiz和阿根廷的Sergio Bagu。当代拉丁美洲的学术研究不但受到了这些本地区先哲的影响，也同样受到了当前国际学术研究潮流的影响。它研究的主要问题真是范围广泛。对环境史研究而言，殖民时代无疑是一块沃土，但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殖民征服之前美洲印第安人社会中文化和经济模式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另外，20世纪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包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动力等，也是环境史研究的重点领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环境史学会”于2006年在西班牙的卡莫纳召开的年会上，我们设立了许多小组来讨论采矿业、林业、渔业、家畜生产和城市生活的环境史，也设立一些小组来讨论环境政策和环境思想的历史。现在。大量的问题都被置于环境史这个概念框架下进行研究，但真正的问题是需要发现环境史的界限，因为人类的任何一个活动都发生在具体的环境背景之中。
包：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书写的拉丁美洲环境史与用英语书写的有何异同?
帕：除一些加勒比海岛屿以英语和法语为官方语言之外，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做出的绝大部分环境史研究成果都是用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出版发行的。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翻译成了英语，但这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们有必要加快翻译工作，因为现实比人强，我们不得不承认英语正在变成一种国际语言。但在进行国际学术对话时，不能忘记仍有大量的、用不同于英语的语言撰写的、高质量、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当然，也有许多拉丁美洲以外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用英语撰写的、关于拉美环境史的高质量的著作。说到他们的专业训练，我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通讯领域的技术革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交换项目的深入开展，全世界的学者都开始拥有共同的学习机会，能够分享同样的研究技能。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与研究拉丁美洲的外国学者相比，拉美学者的政治动机和文化敏感性会有一些不同。但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固执僵化。我们应该抛开历史学家的国籍，应该从历史研究固有的优点来衡量它的价值。其实，外国人的观点能够启发当地学者注意自己熟视无睹或难以感受到的当地生活的一些独特之处。我坚信应该建立一种以相互尊重和慷慨大度为基础的、开放的国际科学对话机制。我们现在应该推动的是建立强大的南南对话机制。我们必须克服殖民历史留给我们的某些文化遗产，这些遗产产生了一种错觉，那就是欧洲和北美学者有能力研究整个世界，而来自南方的学者只能研究他们自己的国家。这难道有什么道理吗?举例来说，为什么巴西学者不能研究中国?为什么中国学者不能研究巴西呢?我们要相互学习。南南对话的发展对所有的参加者都有利。
包：在拉丁美洲环境史中，自然的概念是否和美国环境史中的一样?
帕：我认为，自然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重要的变化，甚至在同一历史时期，也因为地域、阶级等的不同而存在对自然的多样化的表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国家或更大的区域层面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认识，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忽视那些一直就存在的多样性的认识。拉丁美洲国家具有某些共同的历史特点，例如共同的殖民历史，但与此同时它们的生态和文化多样性也非常强烈。生活在热带亚马逊森林里的部落的自然概念肯定与生活在安第斯高山上的部落的自然概念不同。在这里，我不是要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辩护，但我们必须重视人类社会所处的具体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历史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特点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融合而成的文化混杂性(如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欧洲人和后来成群结队迁徙来的黎巴嫩人和日本人等)。在形成本地区文化的熔炉特性中，诸如天主教教义、巴洛克风格、浪漫主义思潮等宗教和文化趋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文化混杂性的活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本地区孕育出来的环境史研究。把拉美的自然概念和美国的自然概念进行比较也是同理。不过，要在篇幅有限的一个访谈中解释清楚这样一个复杂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包：殖民主义肯定对拉丁美洲的环境史产生了重要影响，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研究状况。
帕：欧洲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建立了一系列并不直接满足当地社会需要的生产体系，其生产的目标是满足外来的、建立在欧洲的消费模式和资本积累进程基础上的世界体系的需要。金、银、钻石、蔗糖、棉花、咖啡等的生产完全是面向欧洲的，或以欧洲在非洲和亚洲进行的贸易为导向的。也有一些生产活动是为了满足国内消费需要的，如畜牧，但是这些生产活动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保障已经被纳入这个经济体系的当地人口的再生产，而这实际上完全是为了满足殖民宗主国的需求、完全是为了宗主国的获利而进行的。这种经济模式绝对不利于当地社会的真正发展，它只有利于欧洲的政治经济精英以及代表拉丁美洲政治秩序的当地殖民精英。进而言之，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必须包括对老百姓的福利的关注和对本国生态的长期健康的关注两个方面。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必须对她的未来负责。但是，殖民掠夺正好相反，它是非常短视的，只关注如何攫取眼前的利益和权力，丝毫不关心未来。这种模式产生的环境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对森林、土地、矿产资源等的开发完全是掠夺性的，根本不考虑如何促进采用更为精心设计和可持续的技术的问题。这个生产体系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广泛使用奴隶或其他类型的强迫劳动，如驯服的美洲印第安人和从国际奴隶贸易中获得的非洲人。所以，拉丁美洲的殖民体系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退化和人类苦难。环境史学家在帮助人们很好地理解历史发展动力和这一体系的后果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认为比较研究真的很重要。我们需要理解欧洲人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建立的殖民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异同。这正是我现在想做的工作，我的重点是探讨殖民者对热带森林的剥削。我在牛津大学的研究课题是“欧洲殖民主义和热带森林：比较视野下的葡属美洲”。我的观点是。在巴西殖民地采用的森林经济模式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一个封闭的领域，也不能被理解为葡萄牙和巴西的两极关系。其实，它是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这个进程是欧洲殖民者在世界不同的森林地区建立了不同的殖民体系。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些独特的个案，我们需要一幅普遍的整体图景。
包：我知道，农业生态史和森林史研究在拉丁美洲很兴盛，城市环境史和工业环境史的研究怎么样?
帕：确实，森林和农村生活一直到现在仍然占据着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的主流。但是，实际情况正在迅速发生着变化。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拉丁美洲的城市化进程发展极为强劲。例如，巴西在1940年有将近8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但现在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这一规模巨大、速度迅捷的变迁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进城主要是由农业生产迅速机械化而造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只能在城市贫民窟中找到立身之地，而这些贫民窟中的绝大部分建在山坡上或其他环境高风险地区。缺乏适当的卫生条件是一个重要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另外，为了建设贫民窟而滥伐森林必然在当地造成洪水泛滥，尤其是在热带经常发生的强降雨之后。城市环境社会学详细地分析了这种现实。我们也需要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我欣喜地看到，城市环境史研究在拉丁美洲正在茁壮成长。例如，我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大学指导的一些博士生正在探讨城市环境历史问题。
包：马丁内兹・阿里尔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也很著名的研究课题，即“穷人的环境主义”。这个命题对拉丁美洲的环境史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
帕：所谓“穷人的环境主义”是拉丁美洲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就拿城市生活来说，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确实需要一个历史学的视野。我认为，环境条件较好的穷困乡村孕育的历史随时都吸引着拉丁美洲环境史学家的注意力。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有很好的、可供研究的例子和可以利用的资料。在1970年代，当生态问题开始激起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社会运动时，一些分析家就把这些需求解释为只是富裕社会才能追求的一种舒适。亚伯拉汗・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理论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得到了广泛应用。根据这一理论，人类在寻求满足自己的需求时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从更多追求
物质满足向更多追求非物质满足转化。穷人追求的是满足其食物、工作和住房的要求。追求生活质量以及人类生存的普世价值，只能是富裕人群的目标。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歧视性的观点，并没有展示出对穷人尊严和人格的适当尊重。劳动人民及其社群，像每个人一样。都有权生活在健康、洁净、绿色和没有污染的地方。还有许多穷人在保护自然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渔民需要保护鱼群和红树林(这是鱼繁殖的重要区域)。农民需要高质量的土地，没有土壤侵蚀和其他形式的土地退化。森林民族为了收集坚果、水果和其他自然产品需要保护森林。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充分说明，穷人社会与破坏自然和退化自然的行为做斗争是环境保护史发展的动力。在巴西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当地农民反对砍伐橡胶树的斗争，亚马逊森林中的巴西坚果收集者反对由扩大和过度放牧导致的森林滥伐的斗争，巴西海岸的渔民反对为了建设养虾场而毁灭红树林的斗争。以及居住在大城市的工业区的许多穷人社区反对工业企业排放或有毒废弃物堆积造成的污染的斗争。其实，环境史学家对此并不陌生，他们正在研究自殖民时代以来经常发生的类似的斗争，如当地社会反对采矿业导致的污染的斗争。
包：中国环境史和拉丁美洲环境史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吗?
帕：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比人们过去想象的要更强。首先，我们必须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历史人类学、遗传学和全球环境史的最新发现都表明，表面上看分布广泛而又分散的人类其实在地球的生物史上不过是一个小家庭。如果我们采用一个真正长远的视角来观察，就会发现欧洲人首次到达拉丁美洲时遇到的美洲印第安人是在大约1.3万年前越过白令海峡的、源自亚洲的人群的后裔。牢记这一点很重要。就两者密切的历史联系而言，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欧洲人在拉丁美洲创建殖民社会的同时，也在亚洲建立了贸易港口和贸易网络。在殖民时代驶往巴西的葡萄牙人船只经常会继续它们的航行。到达印度的果阿和中国的澳门。在返航葡萄牙的途中，它们又停靠在巴西几周甚至几个月。因此，中国和巴西之间有相当频繁、数额巨大的物资、技术、思想和人员的交流，包括许多后来居住在巴西的中国水手、商人和艺术家。另一方面，葡萄牙殖民当局的雇员、士兵、艺术家和各种技工也在不同时期在巴西、非洲和亚洲工作。这无疑促进了不同传统和风格之间的交流。历史文献表明，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在那时被引进到巴西，尤其是在当地的殖民精英中，中国的丝绸衣服、茶、瓷器、焰火以及建筑风格等都曾风靡一时。在19世纪。虽然贸易关系有点减弱，但还有其他有趣的历史联系。例如，为了把中国的茶文化引进巴西。中国农民于1814年在里约热内卢的山上开辟了一个种植园。不过，这个尝试在当时并未获得成功。中国工人在那时还受雇参与拉丁美洲的公共工程建设和其他经济活动，包括在秘鲁沿海采集海鸟粪，在1910－1912年建设沿亚马逊森林边缘而过的马代拉一马莫莱(Madeira-Mamore)铁路。因此，我们能够认识到，地球上的远东和远西这两部分并不是两个在历史上相互隔绝的世界。未来的历史研究一定会更多地揭示出这种强大的历史联系的存在。
包：我知道，拉丁美洲的环境史学家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环境史学会，请介绍一下学会的情况以及它在推动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中发挥的作用。
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环境史学会”是以一种完全自发和相当友好的方式创建的。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的发展主要是由研究人员自己开拓的，而不是由机构创新推动的。常见的情况是在各大学的历史系或研究中心有一两个环境史学家，但还没有专门的环境史研究生培养项目，也没有专门研究和教授环境史的系。不过，个体研究人员开始在各种研讨会上聚会，并决定要脚踏实地地创建一个专门致力于促进环境史研究在拉丁美洲发展的新学会。这个学会差不多与美国和欧洲的是同一个模式。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环境史学会”已经召开了三次大会，分别于2002年在智利的圣地亚哥、2004年在古巴的哈瓦拉、2006年在西班牙的卡莫纳举行。只是在最近一次大会上，这个学会才正式宣布成立。下一次大会将于2008年在巴西的贝罗霍里桑特召开。我是这次大会学术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各方面的反应都很积极。我们收到了来自环境史研究发展比较好的国家的150份论文提要，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墨西哥、巴拿马、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我们也收到了来自拉美以外的学者们寄来的提要，如奥地利、加拿大、西班牙、美国、印度、英国和芬兰。会议的议程和日程安排不久将到网上，网址是www.fafich.ufmg.br/solcha。由此可以大体上看出拉美环境史研究的现状，包括学者们现在青睐和偏爱的研究主题和领域、独特的问题意识以及理论取向和方法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