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斯多德的悲剧论视角品析《梁山伯与祝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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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是最高的艺术形式，他构建了完整的悲剧理论学说体系。本文试图从他的悲剧理论体系中的情节论、性格论和功用论的角度来分析《梁山伯与祝英台》，探究其与亚里士多德各个要素的相关度，考察其是否达到了情感净化的美学作用，以达到更好地解读中国古典故事的目的。
【关键词】《梁祝》；亚里斯多德；情节论；性格论；情感净化
《梁山伯与祝英台》，讲述的是平民子弟梁山伯和富庶闺秀祝英台打破封建婚姻“门当户对”的藩篱，勇于追逐爱情的故事。故事以男主人公病殁，女主人公殉情，而后双双化蝶结尾，富于浓厚的浪漫悲剧色彩。《梁祝》被称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究竟为何魅力长存，经久不衰？是优美生动的叙述词藻？或是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还是其对现实世界的贴切摩仿给观众带来的共鸣？亚里斯多德的悲剧观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解读《梁祝》的视角。
一、从悲剧的定义看《梁祝》
亚里斯多德对悲剧的定义是：“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在他看来，悲剧应该就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坎坷起伏有真实的行动描写，故事情节完整，具有逻辑性和不可抗拒的宿命感，有震撼人心，净化情感的享受。
《梁祝》以爱情为纽带，将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人的人生行动联结在一起。男女主人公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原型，是对现实真实的摩仿，故事是一个连贯的整体，有头有身有尾，从男女双方相遇写起，再到相知，然后相许，到最后的爱情绝望和幻灭，起承转合。《梁祝》通过人物的语言来表现行动，观众追逐着人物的喜怒哀乐，产生悲悯之情，这是一种美学上的愉悦感受。
二、《梁祝》的情节论契合度
在悲剧艺术的要素中，亚里斯多德最强调的是情节。“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情节是对于行动的摹仿，是悲剧人物的行动表现。悲剧的目的在于情节的安排，动作的被摹仿，情节的巧妙和环环相扣可以不断推进人物的行动。
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提到，亚里斯多德眼中完美悲剧的情节不应是直接简单的，读者可以预知结局的，而是迂回曲折的，是人力无法去改变去抗衡的情节。《梁祝》故事情节丰富有张力，可以浓缩为七个主要情节“草桥结拜”，“同窗三载”，“长亭惜别”，“被逼出嫁”，“楼台相会”，“心死投坟”和“化蝶翩飞”。在明媚春光里，梁山伯与祝英台相识，两人志趣相投，结为兄弟。在观众认为他们可以执子之手，共同偕老的时候， 故事发生了转折：梁山伯求亲被拒， 心灰意冷，抑郁而终。祝英台被逼他嫁，投坟殉情，双双化蝶，相依谢幕。
《梁祝》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符合亚里斯多德提出的双重情节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由福转向祸，主人公因祝家的传统的门第之见而离世，引起观众的悲悯之心，满足道德上的，最后创作者又对梁祝的祸事做出了一定的补偿，让他们化为蝴蝶，死后可以相守，由祸又转向福。但是亚里斯多德认为“圆满收场”是一种“弱点”，因此这种双重情节并不符合亚里斯多德对悲剧的定义，不符合他所赞同的艺术标准。
三、《梁祝》的性格论契合度
“性格”，在亚里斯多德的悲剧六要素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性格是悲剧的身体骨骼，“剧中人物的品质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人物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追求。他们的抉择与故事情节的发展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人物的性格特点是：
第一，性格必须善良，这样观众看到其不幸遭遇时，才会产生悲悯之心。在《梁祝》里，男女主人公都是品行端正的人。祝英台虽出生名门望族，但却不热衷炫耀自己的金钱和特权，没有门第之见。她对马文才的仗势欺人之举极为厌恶，却很欣赏梁山伯的仗义和正直。梁山伯同样是个真诚善良的人，在祝英台受到嘲笑时，挺身而出，在生活上也是处处照顾结义“弟弟”。他好学上进，有责任感，希望考取功名为百姓谋福利。综上，两个主角都符合悲剧性格的善良这一点。
第二，性格必须合适，人物的性格必须与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相符合，和剧本情节发展逻辑相符合，想要表达的主题相符合。对于《梁祝》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当时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等级观念已然根深蒂固。祝家是名门望族，祝英台属于社会上流，因此她有骄傲任性的一面，也正因为出身这样的家庭，她向往自由，想要摆脱诸多束缚。梁山伯少年丧父，家境贫寒，属于知识分子中弱势群体的一员，他想要扬名立万，就只有通过科考，谋取一官半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和为了满足生存需求，他们有了交集，才有了后面的故事。两人的性格适合这一点也成立。
第三，性格必须与一般人相似，人物要不超脱凡人，这样才易于引起观众的共鸣。梁山伯和祝英台有生活原型，是真实可感的形象，他们性格上存在弱点，不是尽善尽美的，如梁山伯有几分懦弱，祝英台有几分任性。同时，他们的经历大体上也是观众群体可以切身体验的，观众可以理解他们的感情，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而心起波澜。因此，人物性格也满足第三点。
第四，性格必须一致。人物的性格不应反复无常，前后一致。纵观《梁祝》，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性格是前后一致的。从祝英台首次亮相就可以看出，她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于封建的家族尊卑很反感。她女扮男装，出门求学，来到碧落书院，这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在学习时，她勇于提出自己的想法，甚至因观点与老师不同而受到责罚。但是，她始终保持着这种独特的性格，以致结局，她用死来反抗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梁山伯这个人物也是首尾相符的，他追求学问，好学上进，最终成为了县令。他一直待人真诚正直，因此收获了祝英台的爱情。由于性格懦弱，求而不得，最后才会抑郁而终，用死向等级门第妥协屈服了。
《梁祝》中的悲剧人物的特点与亚里斯多德对于悲剧人物的要求是一致的，在性格论这点上与亚里斯多德的悲剧学说是又一定的契合度的。
四、《梁祝》的功用论：净化情感
《诗学》第六章谈到悲剧的作用“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而悲剧的这种净化作用可以让观众“感到一种舒畅的松弛”，得到一种“无害的”。这种美的享受不仅有利于观众的心理健康，对于社会也有一定的益处。
《梁祝》中的凄美爱情，令人回味无穷。因所属的社会阶层的差异，梁山伯上门求亲，直接被拒。为了坚持自己的爱情，他遭到梁家人的毒打。回家之后，卧病在床，最终遗憾而终。祝英台为求学，不惜女扮男装，为了爱情公然反抗自己的父母，最后以投坟这种决绝的方式离开人世。在封建礼教的大背景下，这种爱情是不被接受的，正是他们的这种反叛而不能得宿命激起观众的哀怜，收获一种悲剧的，情感得到净化和陶冶，与此同时反思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为改变制度而开始寻求出路。
五、总结
亚里斯多德的悲剧学说虽创建于古希腊时期，但该学说对其后的中西方文艺作品的创作有着指导和借鉴的积极意义。《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创作原则与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在性格论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梁祝》以化蝶的形式满足了观众道德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理想，没有成就最悲惨的结局，不能成为亚里斯多德认可的如欧里庇得斯“最富悲剧性的诗人”笔下的完美悲剧。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作者简介：
王柳美，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