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将财政压力转嫁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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雎国余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经济全球一体化形势下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等。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十以及闭幕后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和可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可以说，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仍然复杂多变，存在各种不确定的因素。鉴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国民经济不同领域的特点、要求，有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宏观政策需要考量，一个是财政政策；另一个是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也可以叫金融政策，该松则松，松紧配合，不能一刀切。现在，我们国家的工业化还没完成，仍然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或者叫加速时期，为了实现工业化目标，推进工业化进程，必须要确保经济有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要营造一个宽松的政策和资金环境，因此，我们还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叫宽松的财政政策。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加大投资领域、消费领域的投入，通过投资增长、拉动消费增长，最终达到GDP的健康增长。

从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减税，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尤其在当前许多企业经营成本还在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只有减税才能真正做到还富于民。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努力投资、努力经营、努力管理，结果却让获得的相当一部分财富变成了税款；我们努力工作、奋斗，获得的财富也变成了税款，纳税企业和纳税人还有什么积极性？

对纳税人而言，假使我们所交税款真正用于急需要帮助、扶持的行业和企业，用于仍然处于落后的穷困地区，用于国家急需要发展的领域，我们会毫不犹豫。我们并不奢望国家退税，但最起码税款能服务于纳税人。

我们一定要改变国家长期存在的财政收入的增幅远远高于同期GDP和居民收入增幅导致的国富民穷现状。前年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增长是24.8%，GDP增长为9.3%，而居民收入水平平均增长为9%—10%，若要扣除增值的上涨的因素，显然没有那么高。

如果在改革开放初期，人均GDP只有200美元，我们要为今后的经济发展奠定工业基础，包括形成资本的原始积累，需要我们“勒紧裤腰带”，需要省吃俭用，才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快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是可以容忍的，而且应当讲也是正确的，符合经济学的原理。但我们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我们怎么能够把一个13.4亿人口的大国建立在财政收入过快增长，而民间投资需求不足、民间消费需求不足的基础之上？

也许马上有人会提出疑问，一方面说要加大财政支出，甚至不惜赤字确保财政增长，另外又强调要减税，那么，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规模下降了，又如何确保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低于安全线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其实，表面看两者是矛盾的，但从中国的国情分析，两者并不矛盾，而且是统一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压缩、节约不必要的财政支出，来弥补因税收下降可能带来的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的减少。

比如，我们单纯为了追求GDP的增长，甚至追求一些无用的GDP增长而造成的财政支出浪费现象。一些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盖得很豪华，这都是属于浪费财政支出的范畴，完全可以压缩。此外，还有近年来广受争议的公款吃喝、公务用车，以及公费出国考察等项目。当然，任何国家的公共服务都会产生费用，但有些不必要的、奢侈的是不是可以压缩一些、节约一些？

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财政支出节约了、压缩了，纳税人的负担减轻了，纳税人的积极性调动了，可以通过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为新的税收增长奠定了新的物质基础。

当然，考虑到我们国家目前由于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去年经济增速相比前年的9.3%下降为7.7%，处于下滑趋势，所以说，2013年并不乐观，因此，政府的财政压力仍然比较大。加上我们国家政府对房地产调控，土地财政收入的明显下降，而财政支出从某种情况上讲又是刚性的，因此，我们减税的力度可以适当放缓，步子可以迈得稳妥一些，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反对减税和改变减税方向的理由，尤其不能把我们目前的财政和税收压力转嫁到我们真正提供税源的企业的身上，那样会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最终使企业陷入困境。

摘自第二届中国（沈阳）财经高峰论坛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