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澂共生美学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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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鲍桑葵在《美学史》中指出“美学理论是哲学的分支，它的宗旨是要认识而不是要指导实践”。[1]生于清末民初的吕澂（1896-1989）平生所致力的佛学美学——即共生美学，恰是要从佛学缘起论的角度认识事物现象并指导人生与社会实践的美学理论。而在剖析“共生美学”的佛学理论渊源及其审美指向的同时，将呈现20世纪初期“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语境中吕澂“共生美学”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无明；缘起；共生；共生美学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53-02

曼纽尔·卡斯特在其《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断裂和异质的时代，每个国家内部分割的时代，信息、时尚和知识跨国流动的时代。我们寻找能够将我们团结起来的方法，或至少可以理解我们的办法。这些办法与我们的种族、阶级或出生的国家联系越来越小。”[2]清末至20世纪中期之时的中国，正处于“断裂和异质”的时代，从所谓的“器物之滞后”的“变夷之议，始于言技”学他者科技之长以强兵富国的洋务运动；从认为“制度之延后”的“”、“辛亥革命”的维新变法的政治体制改革；到文化、心理的中西比较进行改造国民素质的“新文化运动”。始感“文化之不足”乃是国贫民弱的根本症结，而民弱变革的先提条件是思想启蒙为之先声。出生于1896年的吕澂遭遇到的正是苦难中国的开端。“1894年的中日战争使华夏世界政治、社会、经济进入新的崩溃阶段：战败的后果在各方面都极为严重，可以说从这时起中国再也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3]。正是在这一时代的背景下，20世纪之初的中国思想家们在救亡图存给予的使命之下，于各自专擅的领域追寻时代救弊之药方。

吕澂作为近代美学的开拓者之一，以清代考据学结合西方近现代的实证研究方法，对中印佛学和西方美学做出精细的梳理，构建出以佛学缘起说为理论基础的共生美学思想观。其目的是实现审美个体的“自我”完成与社会“他者”转化为一体的共生过程。首先，我们从考察吕澂的共生美学思想的理论来源为始。

一、“审美观照”之下的烦恼之源—无明

吕澂作为大乘佛学的坚定支持者，是以佛学的理论基石之一的“四谛”①作为思想基础。如其所述“人生的全部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染（苦、集），一是净（灭、道）。四谛的组织又是以苦谛为根本，“集”是苦集，“灭”是灭苦，“道”是灭苦的方法。”[4]此是对人生现象的认识，认为人生是苦的不断演进的不能自我控制的行移。同时，吕澂认为此说也是佛学的基础，并进而说明佛学苦谛中的前四种：“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不可避免，若要反其道而行之，要求不老、长生等等，则会产生痛苦。后四种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取蕴苦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产生的。”[4]苦之原因是由于贪欲之集谛而生，贪欲的形成是由“无明”（无知）而产生。如其所说“释迦认为人生是无常的，终归是要消灭的，众生却要求它常，这就是“无明”（无知）。”而“人生也是无我的，因它不会自生，所以没有自体，像房子是由砖瓦木石结合起来的一样，人也是由五蕴结合而成。众生却要求有我，这就是“无明”。众生由于这种无知而发生的行为，就是苦的总根源。”[4]

简言之，吕澂在对佛学梳理的同时，随着从表层认识超越个体认识，即从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到民族、国家的层面。在对这一“人生”之苦的探源中，个体人生与民族国家的忧患存亡的深层审美观得到融合。更进一步，人作为类本身的审美特性获得新的发现，在社会的关系相互作用之中发现烦恼之源—“无明”。也既是审美在主客体之间的审美关系的根源中开展，因客体对象与大千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对审美对象把握也是由局部到整体、由感性到理性的渐进式的认知过程。

正如在《佛陀的言教》中所述：“世界到处无常，四方动荡不定；我想为自己找个住处，却找不见一处不为（死以及苦恼等）所缠绕之处……看到众生互相争斗，我的厌恶产生”“我看见一支难以看见的射入人心的箭，被这支箭射中的人四处乱跑，而拔去了这支箭，他就不再奔波，坐定下来”[5]。古印度释迦所处的战乱不止、动荡不安的时代与吕澂所处的苦难中国再一次以时空节点的形式展现出来。是什么会以相互冲突、不断的战乱的方式让互相争斗的人不能坐定下来，不在奔波呢？简单所谓的贪欲，以不能诠释那个复杂的历史时期。而探究如何拔去这支烦恼之箭（无明），即是吕澂以佛学原理的方式去探究如何超越类本身而对生命本身的苦难与“生”之意义的终极探源。

吕澂于苦之根源的探究，也正是梁启超在评《康南海之哲学》中所言：“既以求人类之最大快乐为目的，当先去其苦，欲去其苦，当先寻其致苦之源，于是以慈悲智慧之眼，观察世界各种社会，条别其苦恼之种类与其所从出。”[6]假使以现代话语进行表述苦与无明之关系，既为于宇宙根本的实际现象与支配其本身的根源的无知（无明），举凡以烦恼之源的我执而产生的对“差异的执著”的不断的颠倒行为，产生的诸行无常之苦。

另一方面，又是审美主体介入现实世界的心理活动在观照的过程中经历了由感觉感知、凝神专注、判断，产生的对主客体作为对象的审美特性及与其他事物存在的相互联系，在与主体的精神需求同客体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共生共存的关系。

二、“审美智慧”为旨归的缘起说

何谓缘起？佛学称为的“缘起”，即“十二分”：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又称作“十二因缘”或“十二缘起支”[7]。吕澂认为这种结构有其合理之处，并如其所说“以无明缘行为例：无明为缘引起行。由此得出一个公式：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依此次序构成了因果的联系。”又进而说：“这种说法，有其合理的一面，现象之间，原是彼此联系，可以找出它们的因果关系。比如，老死是结果，根本原因就是有生。从经典记载中看，释迦观察人生正是从老死开始推演出十二因缘来的”。并认为“人的行为与业力有关。行是支配人们有目的行动的意志，本质也就是业力。如果进一步追问，业是由什么决定的？他的答复是无明（无知）。”[4]22经过如此推演，吕澂以佛学的十二缘起支作为哲学认识的绝对性为发端，把主体的发生与客体的结果统摄在认识论的范畴来观照，并认为两者的关系是绝对不可分离的。所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故一事物的发展，是以前一事物的条件的存在为前提，方能成立。此种认识论就巧妙地把佛学指导人生实践的“行”也即由“无明”引发的“业力”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完整一体的审美智慧。由此而得出“来是指苦的产生，去是指还灭趋向涅澂（宇宙实相）。”并一步说明十二缘起支的重要性“缘起支包括两个方面，来与去。……释迦常说，懂得了缘起说，也就懂得了法。”[4]22吕澂从缘起说得出的事物普遍联系的而没有实一存在的“我”，而“我”也是在审美智慧的观照下依客体的存在而反衬出主体的映像投射。我所执持的“常见”也犹如条件聚合之后的“房子的产生”一样没有自体。那么，既然人生“无常”又“无我”，我之生的意义又何以存在呢？抹去“对差异的执著”又何以自为呢？

由上已知，审美智慧之下的缘起说是以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而建立的相互依赖的生存关系。生命能够存在而得以延续的方式，也是依托于相互付出的条件为动因，无有一个独立联系之外的存在。如《鹿母经》言“吾朝行不遇，误堕猎者手。怜汝小早孤，努力自活己……将行示水草，为说非常苦，万没无遗恨，念恩不敢负。”[8]以鹿母的故事譬喻，鹿子待鹿母依水草而生，鹿母依猎者能否放舍而生，猎者以止己之杀猎全其他生。这里“猎者”、“鹿母”生之意义略可窥见，全其他者生命存在的目的，而止于己利之所为。即是一次“审美行为”的洗礼过程，又是一次在“智慧”之下的缘起观照。

三、“审美之行”的共生旅程

缘起的智慧和审美的行为，作为实践意义的过程不止于自我的变革，从完成自我的审美过程，还会不断地引起他者的变革。由自我与他者的共在过程实现历史的“共生旅程”。也既是佛学的“审美之行”的实施是在与他者的具体形式中展开的，如吕澂所言：“佛法的施设运用，即不离于世间，即应于世间有其根据，且应即在寻常日用而得之。菩萨之悲悯盈怀，不避苦难……苟非出于寻常生活中所流露之内在甚深向善要求。”[9]在这里菩萨作为向善的、慈悲的审美形式是在当下的时空内以具体日常生活的相互联系中有其根据的审美行为。

自我在日常生活不断的审美实践，也正是通过超越“断裂与异质”的时代他者，并与审美观照的缘起成为一体的“审美之行”。如此，吕澂在“自我”与“他者”共生的相依相关性，有以下的叙述。“由于人生正向是从染趋净的，期间逐渐转变，终至染尽净满，身心面貌突然改观，这样说为‘转依’……人们由个别的和共同的行为积习构成环境，作为生活的基础，从而限制了生活的一切。”[10]而自我与他者对生活的实现有待于条件的成熟，对于将来的把握，还要常常转变的。吕澂在此提出实现共生的美学思考的审美取向是以实现其人生意义的审美认识为其动因的。“受着环境限制的人生，必须有了对于全人生应尽一定责任的觉悟以后，才发起‘善法欲’①即是净化人生愿望，来逐渐解决矛盾，而开辟出转依的途径”[10]。

作为历史中的人，吕澂于20世纪多灾之中国，希夷以缘起的智慧观照下的慈悲的审美之行来创造历史。又以自身的审美变革作为主体在转依“他者”的共生过程中，发生环境改变的审美趋向，也正是共生美学在当今的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英]鲍桑葵.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

[2][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M].周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421.

[3][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M].黄建华，黄迅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503.

[4]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20.

[5][日]中村元，译.佛陀的言教，经集[M].日本：岩波文库，203.

[6]汪学群.清代学问之门径[M].北京：中华书局，2009：416.

[7]丁福保.佛学大辞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93.

[8][西晋]竺法护，译.鹿母经[M].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出版，2001：52.

[9]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一[M].济南：齐鲁书社，1991：447.

[10]吕澂吕澂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