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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妻贤母主义”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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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治时期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在这期间,受欧美自由民权思想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们,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女性问题的著作,提出了一些有关于女性问题的进步学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良妻贤母主义”学说,但是,这一学说并非是启蒙思想家们站在女性立场上,为女性解放而提出的学说,它背后实际上仍然隐藏着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

关键词: 明治时期 “良妻贤母主义” 真正意图

在日本历史上,明治时期被称为是一个文明之花遍地开放的时代。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欧美近代自由民权思想的影响,众多的启蒙思想家登上了日本历史的舞台。他们向日本民众宣扬天赋人权的理论,猛烈抨击儒教及封建制度对女性的摧残,倡导男女平等,强调对女性教育的必要性,并积极推进一夫一妻制的实现。为此,他们提出了“良妻贤母主义”。在明治时代,“良妻贤母”主义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宣传,而且得到了政府的采纳,并且一直以来被看作是明治政府致力于提高女性地位的重要证据。但是“良妻贤母”主义真的是旨在提高女性地位的进步学说吗?我并不赞同,针对“良妻贤母主义”的真正意图进行探讨。

一、对“良妻贤母主义”的肯定

《明六杂志》是启蒙思想家们探讨女性问题的重要阵地。发行《明六杂志》的明六社聚集了代表当时思想界最高水准的思想家们。其中,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明六社思想家们从西洋思想家米勒处大量汲取了女性解放思想,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女性问题的文章。他们倡导男女平等,主张男女同为万物之灵,理当生来平等,不分贵贱。他们的言论同儒教宣传的男女“阴阳论”相比,可谓是一个飞跃式的进步。

这些有关于女性的启蒙思想,旨在批判封建思想,启迪受封建意识束缚的民众的心智。他们在当时“文明开化”政策的指引下,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培养文明式的良妻贤母,追求女性的开化。他们主张激发女性的心智,打破束缚女性的封建枷锁;主张在家的范围内给予女性更多的权利。并且,启蒙思想家们竭力呼吁政府及国民要重视对女性的教育。

例如,明六社中的中村正直曾经在他的《造就善良母亲》一书中,就提及过要让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他认为为了能够为日本生养出更多的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很强壮的子孙后代,必须将承担着母亲这一重要职责的女性培养成“好的母亲”,而为了造就出更多“好的母亲”,就必须让女性们享受更好的教育,而不是一味地让女性学习《女大学》这样的封建学说。

明治政府也的确接受了启蒙思想家们的女性教育论,重视和发展女子教育,积极推进教育制度的改革。更多的女性,由于自身的教育水平的提高,眼界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因此,越来越多的女性觉察到了自身的悲惨境遇,同时萌生了改变自身地位,反抗压迫的意识。

可以说,“良妻贤母主义”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女性们的地位,改善了她们的生存状况。

二、“良妻贤母主义”的本质

但是,“良妻贤母主义”真的是启蒙思想家们站在女性立场上,为争取女性权益而提出的学说吗?我对此持否定的看法。

仍然以明六社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为例,他为什么主张给予女性更多的权利呢?在他看来,日本女性由于受压迫,因此心情郁闷,导致身体孱弱,严重影响到日本国民的子孙的身心健康,影响日本人种的发达。因此,为了改良日本国民的人种,他提出了以上的主张。

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明确地说明了自己的真正目的。他在《日本妇人论》中提出,他讨论妇人的问题,并非是为妇人们当代言人,为妇女们争取权益,而事实上正是为男子们考虑,才主张给予女性更多的权利的,他是为了追求家庭的和睦,为了让女性分担更多的责任,提出了一些进步的女性学说。因为在福泽谕吉看来,女性作为母亲,作为妻子,理应承担许多责任。但是前提是,必须给女性更多的权利,因为只有享受权利,她们才能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福泽谕吉从米勒那里汲取的男女同权的思想更多地限定在民众的日常生活领域,换句话说,就是在“家”的范围内倡导男女同权。

明治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宣扬的“良妻贤母主义”,把女性的角色限定在家中的“妻子和母亲”这两个位置上,期待女性们通过做好妻子和母亲,来为小家和国家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启蒙期的思想家们几乎从不涉及男女在政治上的同权问题,也几乎没有提到过给予女性参政的权利。因此,女性们在法律上仍然处于无权地位,仍然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

换言之,“良妻贤母主义”的提出是为了造就能够创造文明社会,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个和睦的小家庭。国家利益仍然是启蒙思想家们的立论根据,而并非是为了创造男女平等的学说。由于家父长制的家族制度仍未改变,因此“良妻贤母主义”并未动摇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上的中心地位,所以也并不能真正改变女性受压迫的悲惨境遇。

并且,从福泽谕吉的“娼妓观”就可以看出,启蒙思想家们并不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来研究女性问题的。虽然福泽谕吉认为是非常卑劣的行为,认为娼妓甚至不能够被称为是人,但是他却认为,娼妓的存在是有必要的,娼妓制度的存在能够保障社会的安定。这种前后矛盾的观念恰恰说明,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女性利益也是理所当然的。可见,国家利益的优先性永远是他们立论的依据。因此,可见,女性的解放并非像福泽谕吉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们的理论根据。

明治政府在近代化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男女社会性差异”这一理论。宪法明确指出,禁止女性结社和发表及参加政治演说;明治政府宣扬女性应该专心家政,结社和参加政治演说等活动有违女子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本分。因此,明治政府试图通过“良妻贤母主义”将女性的性差别固定化,将女性封闭在家这一片狭窄的天地里,专心侍奉公婆,孕育子孙,努力履行自己生育子女,尤其是生育男子的任务。明治政府希望通过这样,来剥夺女性独立的个性,使其真正成为“明治民法”的拥护者和推进者。

总之,在我看来,明治政府正是通过“良妻贤母主义”培养与社交场所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专心在家相夫教子的女性。所以可见,“良妻贤母主义”无视女性的个性,剥夺了她们自由独立生存的权利,让她们成为了男子们的附属品,与儒教宣传的“男尊女卑”的理论并未有本质上的区别,仍然是对女性的歧视,只是这种歧视的本质更加隐蔽,更加让人难以觉察。它的提出也必然使女性觉醒和解放的道路变得更加崎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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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山静子.良妻母という制.草房,19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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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明霞.论西方女性解放论对日本明治思想界的影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