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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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者何？在当今这个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里，答案似乎越来越多；但在刚刚离我们而去的那个世纪的上半叶以前,答案却是异常的简单,就像季羡林先生的这本自传(《学问人生――季羡林自述》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年版)给出的答案：学问即人生（套句话说，而非熟读十三经之谓也）。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历来被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视为治学的目的与人生的理想。由是言之，在中国的知识传统中，所谓学问者无非两端：一曰做人，一曰做事。而也只有当这两方面都做到了至高的境界，方可称得上学问好，冠以今日之头衔曰：大师。

那么这个至高的境界又是什么？见仁见智。我认为“真”应是其中之一。打开这本《学问人生――季羡林自述》我们将领略到这位大师的“真”――做人的率真，治学的求真以及人生追求的返璞归真。

季羡林先生幼年随叔父在济南求学，肄业于济南正谊中学、省立济南高中，后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赴德留学，主修梵文、巴利文，从此，浸淫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中外文化交流史70年。当这位学问堪称淹博和通贯的大师回忆自己少年时代及人生抱负时，却是极和：“我幼无大志，自谓不过是一只燕雀，不敢怀‘鸿鹄之志’。”“我从小学到初中，不是一个勤奋用功的学生，考试从来没有得过甲等第一名……我也根本没有独占鳌头的欲望。”即使读高中后学业上崭露头角，也归结为自己的虚荣心：“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宝座上滚下来，那样面子太难看。”初读以为是“伟大的谦虚”，但细细读下去，就会发现这绝非大师的娇柔造作，而是唯真唯实的自然流露。以季羡林先生对自己1986年的学术研究所作的总结为例，在这个片段中，季先生列举了16篇文章，其中对《中印智慧的汇流》一文评介说：“这是一篇相当长的文章，但却只能算是综述，里面没有多少新东西。不过，对一般读者来说，它是非常有用的，他们从中可以了解中印两个大国几千年文化交流的情况。”对《我同外国文学的不解之缘》、《我和佛学研究》、《外语教学漫谈》诸文，都明确说明“不能算是学术论文”。而对于《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也没有妄自菲薄，同样明确指出：“这是一篇相当长的论文，也是一篇相当重要的论文。”并用相对多的篇幅介绍本文论及的问题及主要观点，且对在该研究领域没有遵守学术规范的外国学者表示了强烈不满。没有言辞上的花哨与态度上的浮躁，平淡真实而又勇于坚持，恪遵学术操守，这难道不是做人做事的最高境界？人说学问可以使人更加真实和谦逊，信然！

作为中国的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秉承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传统：胸载万物，心系天下，关注人与大自然的终极归宿。进入耄耋之年，季羡林先生似乎到达了学术上的第二个春天。重写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及美学研究、文艺理论应彻底改弦更张的提议，东方文化复兴的预言，无不浸透着大师对这一问题的人文关怀和精深思考。其思想之深刻、观点之犀利，令后学汗颜！虽然对季先生的某些观点可以商榷，但面对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我们肃然起敬！

20世纪下半叶以后，学术大师日渐凋零，中国学术进入所谓“无大师时代”，有人慨叹世风日益浮躁，有人抱怨铜臭之气的浸染，有人归咎政治环境的禁锢，面对季羡林先生的“学问人生”，学人们是否应该更多地、深刻地反躬自省呢？

摘自《十月》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