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菲薄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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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硅谷和“微笑曲线”，中关村及其代表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未来远没有那么令人悲观。甚至可以说，中关村的一些基本特征是给人以希望的

有个段子流传甚广：兜售盗版光盘的小贩粘住了中关村白领，“先生，来一张吧！看在咱们都是搞IT的份儿上，拉兄弟一把！”语虽谐谑，虽也道出了今天的中关村给人们的某种印象。漫步于北三环与北四环之间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核心区域，你会对中关村著名的双股螺旋结构雕塑产生新的联想：两股互相纠合的力量不是研究和开发，而是商业和地产。

海龙大厦，鼎好电子商城，太平洋数码电脑城，硅谷电脑城，中关村大街终日熙熙攘攘，路面虽经几度拓宽，轿车、卡车、三轮车、自行车汇合而成的庞大车流仍然只能缓缓蠕动。某领导视察亦庄时兴奋不已，而视察中关村时却眉头紧皱：亦庄有大片现代化厂房和生产流水线，中关村就那么几个集市状“大卖场”，能发展出什么高科技？！

在IT评论家方兴东眼中，“中关村正变得面目全非”，他在《中关村失落》（原名《中关村之死》）一书中“非常负责任、非常有信心地”预测：“3～5年以后，中关村在中国 IT 业的领导地位将基本丧失殆尽！ 3～5年以后，中关村在中国 IT 业内也必将落伍于上海和深圳等地！中关村终将成为中国高科技之梦的一次性‘梦遗’，成为高科技发展的惨痛的失败教训。”

方兴东获得了不少喝彩，也遭到不少驳斥。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卫称“中关村之死”为“完全荒谬的结论”；针对方兴东提出的“第二批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无一中关村企业，这意味着资本已不再青睐中关村”，中国风险投资业领军人物、信中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潮涌认为“这是一个产业周期问题”，这一轮登陆纳市的盛大、携程、51job等都是以服务见长的公司，技术含量并不高，而2005年酝酿上市的中星微、德信无线、百度、大唐微电子等中关村企业则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公司。

“微笑曲线”向中关村微笑

中关村向何处去？仅仅“看好”或“唱衰”再容易不过了，我们需要的是翔实的数据、理性的思辨和缜密的分析。

高新技术产业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理事长孔德涌教授对指斥中关村为“大卖场”的说法付之一笑：“这纯粹是外行看热闹。如今都什么年代了，还以制造业论英雄？‘大卖场’有什么不好？海龙大厦永远顾客盈门，说明中关村已经掌握了‘微笑曲线’的下游。”

“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是台湾宏集团董事长施振荣先生提出的概念，以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描述IT产业流程中各个环节的附加价值，由于曲线类似微笑的嘴型，因此施先生形象地称之为“微笑曲线”。

透过“微笑曲线”，我们不难发现“制造业情结”的误区：IT产业的中间制造与装配环节位于“微笑曲线”底部，属于劳动密集型，不但技术含量少、利润空间小，而且进入壁垒很低、市场竞争激烈，它是整个价值链中附加值最低的部分。“微笑曲线”的上游是研发，属于全球性竞争，下游是行销，属于区域性竞争，这两部分均是高附加值领域。我们目前还不具备与英特尔、微软等国际巨头在IT研发主战场比拼的实力，而在IT行销领域则具备比较优势，毕竟我们更熟悉本土消费者，更容易建立销售渠道，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提供售后服务。中关村成为“大卖场”，乃是我们向“微笑曲线”下游进军的重要一步，以个人电脑而论，国产品牌前三席――联想、方正、同方――皆出于中关村。

对照硅谷

所有关于中关村的争论其实都潜含着一种期冀：今天的中关村＝明天的“中国硅谷”。诚然，中关村聚集了中国36%的两院院士、58所高等学府、218家国家级科研院所，技术源头覆盖了所有学科，而北京又是各金融机构总部汇集之地，然而这并不能保证中关村成为“中国硅谷”，也不能保证“中国硅谷”必是中关村。伯克利加州大学的AnnaLee Saxenian教授在《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中指出，美国东海岸的128地区的高校资源和融资条件均较西海岸的硅谷更为优越，然而最终胜出的却是后者。许多人以为“硅谷＝大学+科技园区+资金”，这种机械的“三合一论”事实上并不成立。

孔德涌教授曾任驻联合国科技参赞，与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Henry S. Rowen先生、《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的作者AnnaLee Saxenian女士、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先生就“硅谷之谜”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孔德涌教授指出，研究机构的密集度不是决定性因素，研究机构的人才与市场或公司的结合方式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关村区域内研究机构的很多人才恰恰和中关村那些市场导向的研发活动结合得很紧密，这与硅谷是很相似的，而中关村的研发能力与人才素质并不比国外差。孔德涌教授举了身边的一个例子：一个研究远程外科手术软件的华盛顿大学医学博士，1998年毕业时手上只有几万美元，这个软件一旦开发出来将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他在美国做这件事根本不可能。他回国后靠这几万美元加上亲戚朋友的帮助，筹集了100万元人民币，在中关村聘用了一批博士硕士攻关，1999年项目已经基本完成了，2000年则赚了2000万美元。

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钱颖一先生将硅谷的本质概括为创业公司的“栖息地”，并归结了这一“栖息地”的七个特征：（一）开放型的生产结构，这有利于快速的革新。（二）人才流动频繁，伴随人才流动的是信息的流动和知识的传播。（三）加州法律环境宽松，使跳槽变得容易。（四）硅谷人容许失败，失败了不丢脸。（五）硅谷人的价值观是“活着为了工作”，而在其他地方则是“工作为了活着”。硅谷人是工作狂，工作本身是乐趣，创业本身是目标，他们的消费与他们的财富相比，小得不成比例。（六）在硅谷工作的外国移民特别多，集聚了更多的聪明才智。（七）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为硅谷公司上市创造了有利条件。上市既便于硅谷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筹资，又激励了创业者。

上述七个特征，至少前五个中关村都基本具备。中关村缺什么？孔德涌教授认为，融资渠道是个大问题，而更为严重的问题则是政府部门在“规范化”的旗号下肆意“加绑”，各种“规定”、“认证”、“许可证”铺天盖地而来，压得企业和企业家喘不过气来。即如有“中关村基本法”之称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孔教授熟识的一个上海高科技创业者这样评价：十句话里八句半是废话，一句话是错话，真正有价值的话也就是半句而已。

Henry S. Rowen先生曾对硅谷地价和生活成本的上涨表达过一种无奈，他认为这对企业的生存成本和创新能力增大了压力，中关村的企业目前承受着同样的压力，吊诡的是，这一压力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部门对中关村的“规划”。且让我们重温钱颖一教授的劝诫：“硅谷不是计划造出来的，也不可能产生于僵化的体制。只有一种自由的创业体制和非常分散的决策过程才能创造出硅谷这样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