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就业歧视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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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关信平
就业歧视具有严重的社会后果。因此，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就业歧视。
首先要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让企业和公众都认识到就业歧视对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危害。尤其是应该对有就业歧视行为的企业及其主管人员加强教育。同时还应该通过新闻媒体、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去帮助人们树立反就业歧视的基本观念。在劳动力市场、招聘广告等场所中应该有明确的反就业歧视的口号标识，以增强人们对就业歧视行为的警觉。
其次，应该落实到法制体系中。不仅要有相应的立法，而且还要有完善的执法落实机制。包括建立反就业歧视执法和监督机构及政府问责制度。各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就业招聘和雇佣行为监管，制止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
再次，注重培养劳动者识别和反对就业歧视的能力，一要能够鉴别，二要能够自我保护，三要敢于反对。这样使就业歧视真正无藏身之地。
再有，全社会应树立起公平、公正、诚信和社会保护等重要的价值理念，并将这些价值理念真正地体现到政府的法制和行政过程、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企事业单位的经营活动之中。我们应该将此问题提高到“维护就业公平”的层次，在“合理分配就业机会”的层次上讨论反就业歧视问题。只有当公平、公正、诚信和社会保护这些价值原则真正成为了我们社会中最主要的价值理念和社会行为准则，就业歧视的问题才能够真正得以解决。
就业公平 职业教育应发挥重要作用
中华职业教育社温暖工程办公室、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指导中心副主任 熊 剑
在近两年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职业中介机构异常红火，人才招聘会人满为患。伴随而生的是各种各样的歧视性限制条款：性别、年龄、户籍甚至血型等不一而足，仿佛“王侯将相，倒真有种矣”。
在这关键时刻，职业教育显得异常重要。目前，我国正从“学历社会”走向“能力社会”，作为提高公民能力与素质的“职业教育”，既能普及公民的技巧技能，使公民有一技之长，又能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使自主创业成为可能，促进就业的公平竞争和均衡发展。因此，从“高等教育”走向“职业教育”将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使每个社会成员在享受公共教育资源时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对待，只要我们努力到位，教育公平并非无解的难题，公平的教育机会将促进公平的就业机会。1995年起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启动的“温暖工程”在以职业教育带动弱势群体就业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实践。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随着职业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展开，实现就业公平，消除就业歧视之日可期矣。
从教育与立法上消除农民工的就业歧视
长沙国家高新区投资服务中心主任 李晓阳
农民工的流动性与他们产业工人工作性使他们成为特殊的“边缘人”，他们在现实中首当其冲地遭遇到最严重的就业歧视，被种种就业不公平问题所困扰。
既然大量的就业歧视和不公平问题出在农民身上，其沉淀又有文化与政策双方面的原因，我们势必要从教育与立法两个根本上寻求问题的有效解决途径。
在教育措施上，国家势必要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教育投入，加强对基层职业人员主要是农民工的心态、素质和劳动技能的培训，以及针对农村发展的需要大力培养新型农民，使农民能够自己承担起建设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新农村的历史使命。要广泛发动全社会的教育培训资源，为农民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培训，并积极推行创业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搭建针对农民工的就业平台与生活服务体系。我们应多开展职业教育，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从立法上铲除就业歧视，已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应在《宪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内容，并制定独立的《反就业歧视法》。从司法层面上应建立相应机构，如“公平就业委员会”，以保障劳动者就业平等合法权益的实现。目前，美国、英国等国家都设有公平就业委员会之类专门针对就业歧视的机构。
促进平等就业的法律手段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 蔡定剑
我国反歧视，促进就业平等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和完善有关反就业歧视的法律。我国现行法律中有一些反歧视的法律条款。但是，这些规定都是非常原则的，没有太具体的可操作性。因此要反对就业歧视，必须从完善法律开始。反就业歧视一般不能只靠一两部法律，而是一个法律体系。我国进一步规定具体反歧视的条款。在必要的时候制定一个《公平就业机会法》。
其次，应建立促进就业平等的专门机构。理想的机构设置是准司法机构性质的。它既有宣传、从事研究和教育的功能，也有受理投诉，进行调解、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弱者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发表报告，公布就业歧视的单位等权力。
最重要的是要为公民打开反歧视的诉讼之门。没有司法的救济，就没有权利的保障。所以，需要法律建立起反歧视的诉讼机制，这对反歧视制度建立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既使在反歧视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先在有限的方面开放诉讼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