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庭《诗切》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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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牟廷《诗切》出现于清代中叶乾嘉考据学的鼎盛时期，既不同于考据派的专崇毛郑和辑佚派的专事三家《诗》，也不同于姚际恒、方玉润的“独立思辨”。它辨毛郑，事三家，创己见，立己论，是清中叶《诗经》研究领域的别样奇葩。在对牟廷其人进行考察的基础上，从用三家辨毛郑、训诂古今、雅俗融合、用韵文概诗旨、分合整改诗篇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全面地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牟庭 《诗切》 《毛诗》 三家《诗》

在清初最高统治者“帝王敷治，文教是先”文化政策倡导下，在清廷大兴文字狱的高压政策统治下，经过清初百十年的发展，到清代中叶乾嘉时期，已形成了考据学一统学术领域的局面。具体到《诗经》研究领域来说，由宋明朱传一统，经清初学者汉宋兼采，到乾嘉年间形成了“人人毛、郑”的崇毛尊郑的局面。由康熙年间的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朱鹤龄《诗经通义》开启，到嘉庆年间的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的发扬，恪守毛郑，专崇古义的《毛诗》派研究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与此同时，受南宋王应麟《诗考》的影响，三家《诗》的辑佚也全面展开，范家相《三家诗拾遗》、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的《三家诗遗说考》成果卓著，再由辑佚大家王谟、马国翰、王仁俊等辑佚，使得三家《诗》遗说搜寻殆尽。而这一时期，有一《诗经》专著的问世，它既不同于考据派的专崇毛郑，也不同于辑佚派的专事三家《诗》，但其气魄胸襟，却能卓绝千古，这就是山东栖霞牟庭的五十卷《诗切》。

遍览后代研究，提及其人其书者少之又少，可惜可叹！幸有山东齐鲁书社《山左名贤遗书》丛书的出版，才使得这部沉埋数百年的经学名著得以重现。齐鲁书社是据丁伯先生从日照丁氏所藏作者手写定稿本抄录而印行的。惜缺《小雅•鹿鸣》至《雨无正》三十三篇，前由王献唐先生所撰序录。

自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诗切》，至今已二十余年，有关牟氏及其《诗切》的研究还是几乎为零。如果说《诗切》自产生以后在清代不得流传与其不切主流，牟氏的声名不显，及“务求实是，稿至五六易，尚不肯以一字问世”的治学态度有关。那么，当今学者除了在具体解释诗篇时，引用牟氏的某些说法外，尚没有对牟氏《诗切》的全面探讨。学者的漠视其存在只能是《诗经》研究的深深遗憾。

牟庭，乾隆二十四己卯（1759）生，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卒。著名经学家。原名庭相,字陌人,号默人，栖霞人,贞相胞弟,牟所二叔父。自幼天资聪颖，就读于“小草堂”家塾。十九岁补诸生,被山东学使赵鹿泉称为:“山左第一秀才”。乾隆六十年(1795)优贡，然而自“优贡”以后，“应乡举者十八次，不得解略”。只做了一任观城训导，就因病辞官。

牟庭青年时期，曾想通过科举踏入仕途。但其生性好古，研究经文史籍喜发己见，而应试诗文却常不被赏识。甚至有的主司执其落卷暴扬其短，好友牟愿相为其鸣不平道：“下第群称屈，如兄屈最深”。牟庭作：“合古由来不合时，此人偏学古人奇”诗句以励志。马邦举《牟公陌人先生墓志铭》记载：“先生性恬退，不以声气自通，而海内禀仰如鲁之灵光。无愤时嫉俗之言。家居，非应试不出邑，人罕识其面者。精心著作，一贯群书，穷居而不悯，老至而不知人事，反复不感于心，盖读书之乐，先生真得之矣。而性情谦和，退然如不自足，生平未以一字付剞劂。”

王献唐《诗切序》中称：“终岁键户读书，经子方术之学，靡不穷究，著述五十余种，谌深博通，其《同文尚书》、《诗切》而书，尤为毕生精力所寄。”其为学贯穿经史，旁及诸子百家。与牟应震、牟昌裕一起有“栖霞三牟”之称，他们往复切，互相发明，相得益彰，都以经学闻名于世。是时名士多与之有来往。与栖霞另一经学大家、训诂学家郝懿行交往密切。他在经学上的成就很受当时学术泰斗阮元的赏识，为其室题匾额曰:“横经精舍”，以示褒扬。平生著作不下五十种，殁后其子房篡其遗书,刻之曰《雪泥书屋杂志》。

集牟氏数十年之功，数易其稿的《诗切》，既是对汉学复古派崇毛郑的反叛，又是对辑佚三家《诗》研究的创新。也不同于姚际恒、方玉润的“独立思辨”，它在清中期的《诗》坛上是别树一帜的。王献唐先生《诗切序》称：“虽以姚氏《诗经通论》之恣放，用校此书，亦平衍无奇，他更可知……若就本书一一绎其事证，皆理实俱在，铁案不移，但见其确，不见其僻也。犹清儒说经，多崇尚作证，汇引传注，再四伸卷，不知义之所归。此书诂字切义，文笔简畅，深入浅出，妙绪纷披，如匡鼎说诗，使人解颐忘食，尤为朔有。《诗》学至先生，殆于汉唐宋清诸家之外别开新领域，亦清代株守传笺、陈陈相因之风气有以激迫使然。”王先生的评价实不为过。牟氏生于乾嘉汉学鼎盛时期，他闭门著书，学贯经史的扎实的经学基础，使得他能够持之有故，妙论迭现。

从《诗切》的命名上看，《自序》言：“荀卿子有言：‘《诗》、《书》，故而不切’。切之云者，依经为说，案循文义，如切脉然……故训既明，依文为切。故者，古之所同；切者，今之所独。是以自名其学，不曰故而曰切。”牟氏首先就从著作命名上定下了自己创作的主要方向，在于“今之所独”。实际上他的创作也达到了这一效果，“虽以姚氏《诗经通论》之恣放，用校此书，亦平衍无奇，他更可知。”

通过对《诗切》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牟氏在论《诗》过程中所形成的特点，更能显示出它诗苑奇葩的风姿。

首先，从扎实地考证入手，借助于大量的三家《诗》遗说资料，来判定毛、郑之非，并在其基础上提出己见。考据精详，具有乾嘉考据学风。

牟氏对于郑笺的“弃鲁宗毛”大为不满，“略法辕、韩……博征浮邱、申培之坠义”，发扬三家《诗》义来“推诗人之意”，是他的创作要求，可见他对三家《诗》的研究与灵活运用。并且《诗切》是：“虽承三家之学，不泥三家之说，意旨所宗，尤在鲁诗。”牟氏扎实的经学基础使他能：“先后治三家诗，自《诗考》以下，至陈、王诸家，凡所辑钞，皆征引无遗。”

牟氏既能摆脱对毛、郑的依傍，上承汉代今文学派的三家诗说，又不拘泥于三家诗说，又能纠正宋明诸儒的空论之习气，以扎实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史学为基础，细探文理词义，博考古籍，力求从《诗经》本身探求诗旨。例如：三百篇之首《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牟氏为了证明《毛传》所言“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的“其言后妃，非也”，引证了大量资料，最后由考证资料，得出“鲁齐韩三家大旨，皆为刺诗，盖古义相传，师承有自。而《鲁诗》以为康王之诗，毕公之作。《齐诗》以为后夫人配至尊者，似皆臆说，非也。果尔，宜在《大雅》，不宜在《国风》。《韩诗》以为贤人作之，是矣。盖周南夫人晏起，其国中贤人刺之。毛、郑创为异说，以《周南》为文王之诗，《关雎》为后妃之德，其说难通，不可从也。”

牟氏在这里引用了齐鲁韩三家《诗》说的十四则资料，目的是为了辨证毛郑之非，可以看出牟氏考证之严密。同时，在对三家《诗》之说的判定上，也有所取舍，决不盲从。拥有乾嘉学者扎实地考证基础。完全体现了其“法当就毛氏经文，考群书，校异闻，劾郑笺，黜卫序，略法辕、韩，推诗人之意，博征浮邱、申培之坠义，以质《三百篇》作者之本怀”的创作主旨。

牟氏《诗切》更是清代三家《诗》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佳作。他在借鉴前代及当代学者三家《诗》辑佚的基础上，详细考辨，对三家《诗》材料灵活运用，使得亡佚了千年的今文三家《诗》得以复活。他不同于嘉道间诸学者在王应麟《诗考》的基础上所从事的辑佚。也不同于晚清学者结合经世致用而对今文三家《诗》的“微言大义”的发挥。它的出现丰富了《诗经》的研究领域。

其次，借助于生活民俗，方言口语，进行考辨。使得今古融会贯通，延续着数千年来的《诗经》传承。

字义训诂一直是考据学的主流，是考据功夫的主要体现。牟庭《诗切》在字词的训诂方面也同样反映了他的小学根底。牟氏不单单是从典籍、字书。如：《尔雅》、《说文》、《释文》等中引用考证《诗经》的词语。而且从现实生活的方言、俗字、俗语中寻找材料，一般是遵循着先广证其音，在详细考义，最后反复言说以达诗义，进行考证。也正是他在《自序》中所言的在探寻诗人的本旨的时候，“能如是者，诗人所诺，未能如是者，诗人所否。所否，则古雅亦俗，所诺，则近俗皆古。此中得失，一听作者神魂对人决正。谩漫古今，如一丘之貉也。岂可谓旧藏之菜果酸甜，而新造之蜜酪辛苦哉。”

再次，每篇结尾，以韵文形式，畅论诗旨，为现代《诗经》的译注提供了借鉴。

《诗切》在行文上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在每篇每章的解说考证之后，都有一段以韵文的形式，畅论诗旨，发挥己见的结论性文字。也就是王献堂《序》中所言的：“每章之后，更用古今字相比，切为韵语。”洪湛侯先生称：“它对现代的‘今译’工作，起了大辂椎轮的作用，当非溢美。”在当时，这种类似韵文的“翻译“，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兹看其对《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的“翻译”：“手指纤白如柔荑，肤白而滑如凝脂，领之白长如蝤蛴，齿莹而白如瓠犀。广而方者螓之首，细长而曲蛾之眉。嫣然巧笑面辅见，粉白黛黑争美倩，美目曼泽向人时，姿态横生在一盼。不使绚妆夺素颜，而以质素为绚烂，是为身形美丽逾锦片。”简直像一幅工笔描绘的古代仕女图。

牟氏的文言韵文之译法，用今天的翻译标准来对照，它当然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但他的创新却是大胆的，它敢于把“五经”之一《诗》拉下神圣的经学舞台，用自己的语言去论说，以自己的方式去发挥，其创造性实在不可等闲视之。“五四”以来的现代《诗经》翻译工作的进展，无不受其影响。

最后，《诗切》在篇章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分合整改诗篇。牟氏曰：“《风》、《雅》刺讥得失，《颂》则歌其成功，体制与《风》、《雅》异，故《风》、《雅》分章多为排偶相对，《颂》则单行直下不为排偶，此亦如后世之诗有古今体之不同尔。汉初诸儒见其章无对偶，因以每章各自为篇，钩析乱，文义不完有甚不可读者，盖一章之不可为篇亦犹一句之不能为章也。今俱据文义，考核其篇……《颂》凡三十二篇，全依文义合为十二篇。”并且，书中还颠倒了篇章的排列次序，如移《王风•黍离》于《卫风》之末，并认为《关雎》可以移入《大雅》。还有改动经文之处，如补句以成文，分一篇为二篇等。虽然牟氏也多有考证，根据某些资料进行分改移动诗篇、诗章，但就对古籍研究来说，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

可以说牟氏《诗切》既有考证，又有发挥。既列毛、郑，又用三家辨之。是一本义理与考据，今文与古文相结合之著作。虽它也有不尽人意处，没有完全摆脱儒家诗说的影响，但作为封建时代的《诗》学著作，它已超越了它所产生的时代，成为千古《诗》坛上的一朵奇葩。

[本文是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任务项目（2008―ZX―109）。]

参考文献：

[1]王献唐：《诗切序》，牟庭：《诗切》，齐鲁书社，1983。

[2]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

[3]马邦举：《陌人牟先生墓志铭》，牟庭：《同文尚书》，齐鲁书社，1982。

[4]姜亮夫：《诗切序》，牟庭：《诗切》，齐鲁书社，1983。

[5]牟 廷：《诗切》，齐鲁书社，1983。

房瑞丽：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