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曾经的超级“民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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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26岁的爱因斯坦发表了5篇划时代的科学论文,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和《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一年之内,爱因斯坦在布朗运动、量子论和狭义相对论这三个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些贡献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赢得诺贝尔奖。

人们曾经追问:一个根本没有进入当时主流科学共同体的小职员,加上一小群年轻朋友,三年的业余读书活动,凭什么能创造1905年的奇迹?

爱因斯坦后来多次表示,如果他当时在大学里找到了工作,就必须将时间花在准备讲义和晋升职称的论文上,恐怕就根本没有闲暇时间来自由思考了。他在逝世前一个月所写的自述中表明,奇迹来自自由的思考:

鉴定专利权的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幸事。它迫使你从物理学上多方面地思考,以便为鉴定提供依据。此外,实践性的职业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拯救:因为学院式的环境迫使青年人不断提供科学作品,只有坚强的性格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流于浅薄。

杨振宁曾对青年学生说过,应该“经常思考最根本的问题”,才有望在科学上有所建树。爱因斯坦在伯尔尼那几年间的故事,可以有力地证实杨振宁的说法――相对论就是“思考最根本的问题”所产生的最辉煌的结果。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爱因斯坦在1905年之前几年中的表现,其实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民科”标准:未能在主流科学共同体中得到职位,搞出来的东西又不是在现行主流理论基础上的添砖加瓦――特别是相对论,简直是横空出世、天马行空,其中的光速不变原理严重违背日常经验,难怪诺贝尔奖的评委们始终不肯将物理学奖给相对论。夸张一点说,爱因斯坦当年就是一个超级“民科”――只是由于他在1905年是如此成功,以至于没有任何人将他视为“民科”,他反而成为主流科学的神话和科学共同体一致膜拜的教主。

“爱因斯坦奇迹年”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发。可惜的是这些教训和启发在中国经常是被忽视的。我们习惯于将注意力集中在1905年时的“物理学危机”之类的话题上,只注意物理学,不注意人和人的生活,这样就将应得的教益从我们的视野中剔除了。

例如,在《爱因斯坦奇迹年》一书的导言中,主编施塔赫尔比较了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两个“奇迹年”的多项异同,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却完全没有被注意到,这个共同点也是经常被后来的科学家们有意无意忽略的,那就是――牛顿和爱因斯坦创造奇迹时,都没有用过一分钱的“科研经费”!事实上,科学史上有许多伟大发现,都是在不用国家一分钱的状况下完成的。而如今那些用掉了纳税人亿万金钱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与万有引力和相对论比起来,绝大多数显得多么平庸、多么匠气、多么令人汗颜!“爱因斯坦奇迹年”完全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产物,而不是计划经济或“计划学术”的产物。

而如今中国大学里的职称晋升、年度考核及成果指标之类,已经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灾难性的”,其压力恐怕远大于爱因斯坦当年的学院环境。当年爱因斯坦就认为“只有坚强的性格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流于浅薄”,那在如今的中国大学里要怎样的性格才能“不流于浅薄”?还会有几个人有足够的闲暇去自由思考?

从牛顿的“奇迹年”至今已三百余年,爱因斯坦的“奇迹年”至今也已百余年,如今科学研究的建制化职业化已经高度成熟,牢不可破。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不能进入科学体制之内任职,不能发表被主流科学共同体立即认可的成果,那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民科”。而中国的“民科”总是拿哥白尼、伽利略等人来激励自己,其实是找错了人――他们最伟大的精神偶像,应该是爱因斯坦! 15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