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 一个关于中华文明特征的根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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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为目的，但有关中华文明的研究却不是从“探源工程”才开始的，而是中国学术界近百年来的一项大任务，大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考古学的产生，也主要和解答这个问题有关。

十九世纪末叶，满清政治腐败，国家积贫积弱，沦陷谷底，民族危亡，命悬一线。中国的命运、中国的未来何在，成为摆在人们面前严肃且无非回避的问题。学术界以及包括有远见的政治家们纷纷注意到，和西方列强的民族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她的未来，有赖于对她的历史过程的深刻理解。因此需要就这个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一次正本清源式的研究。

丰富的历史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周秦汉唐以来的民族和国家较为详备的历史。但更早的时代，文献阙如。“疑古派”对上古传说整理之后发现，可信赖者寥寥无几，不足以仔细勾画这段过程，必须根据物质文化遗存进行这段历史的复原与重建。于是，考古学应运而生，考古学的任务也因此被规定了下来。

考古学对历史的复原重建有个循序渐进的程序。它首先需要寻找发现古代人们的文化遗存，按照年代排列起来，辨析耙梳其中的传承流变，建立一张按照物质文化面貌的异同特征标记的历史年表，进而再探讨创造了这些文化的人类社会之种种问题。通常把这个程序的前半段，叫作物质文化史研究。

1920年代，中国考古学产生以来，随着田野考古资料与研究的点滴积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到了1970年代，中国各地的史前文化演变谱系终于渐显轮廓。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苏秉琦先生在宏观把握中国各地人类文化的发展变化过程基础上，将中国史前文化概括成六个文化区。指出这六个区域里的史前文化各有特点，彼此之间有交流融汇，又自成演进发展谱系。苏秉琦先生还注意到，在长达万余年的史前历史中，各地文化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发展，就是进入夏商王朝，再以后春秋战国、秦汉隋唐的历史时期，尽管古代中国在政治上逐渐走向统一，但各地区之间文化的差异依然存在，甚至直到今天，地区文化见的差异仍旧隐约可见。针对这种现象，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化起源和发展的“多元说”，形象的说法是“满天星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一元说的传统认识。

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同意中国史前文化多元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史前时代的某个时刻，一些地区之间的交流明显加强和密切起来，也即在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一个文化的“交互作用圈”。处在这个交互作用范围内的各地文化之间不仅有风格、面貌的互动，可以推测其背后的社会在经济技术、社会经验乃至思想各个层面都有更为密切的接触。各种层面频繁和大规模的经验交流，最终导致这个范围内的文化及其背后社会的发展逐渐走向前沿，从而形成了一个产生文明的温床，用张光直本人的话说，即启动了一个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化进程的程序，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文明的史前基础。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对多元发展的史前文化进行分析后指出，满天星斗式的文化分布中存在一种向心的、“重瓣花朵”式的结构。越靠近花芯的文化，发展程度也就越高而处在花芯上的中原文化占尽交通和交流的地缘优势，成为带动周边文化发展的核心。对于这个结构的形成原因，严文明先生做了深刻阐释。他认为，东亚地区因北方高寒地区、西部戈壁沙漠、西南的青藏高原以及东南亚热带雨林的阻隔，实为一个与旧大陆西半部分相对隔离的地理单元，不用说，东向的太平洋为这个地理单元划分出一道更为清晰的边界。对于古人而言，要突破这些地理屏障，实在困难重重，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东亚地区的人们不得不独自发展自己的文化和社会。如此就带来了导致日后东西方大格局的种种可能性。但是，东亚地区内部却十分广阔，自东向西，地势分三层台阶，自南而北，气候从热带依次过渡至寒温带。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为文化的多元特点提供了最好的注解。重要的是，在东亚地区的腹部，有两条巨大的河流——黄河和长江。其中下游广阔的流域面积和平坦的地形，为居住于此的先民们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这也许是交互作用圈得以形成的最重要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地区属温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为了渡过食物短缺的冬季，需要开发某种可以储藏的食物资源，于是，这些地区率先发明了谷物农业。农业为人口增殖、社群扩大、文化发展提供了稳定支持。如此这般，东亚地区内部便出现了一个文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这个地区内部各地之间的交流明显多于与地区的文化，其结果，这个范围内的文化和社会在领先发展的同时出现趋同。严文明先生把史前文化这个趋势高度概括为“多元一体”。

不同水土既可以培育出不同的文化，也可以养育不同族群。对民族问题深感兴趣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把考古学文化的多元性和古代民族联系起来，提出一个重要论断：“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利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扼要概括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多元说”和“多元一体说”一经提出，立刻成为学术界共识。进一步的研究围绕史前文化多元一体的若干关键节点展开，并在以下进程的描述上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公元前5000年前甚至更早，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地方文化之间的交流由近及远，频繁起来，张光直先生所谓的交互作用圈显现轮廓。约从公元前3000年起，文化间的交流逐渐形成面对中原向心辐辏的主方向。进而在公元前2500年或稍晚一些，随着中原龙山文化出现并成为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核心，史前文化从此便开始了“以中原为中心”运作的历史趋势。再进入夏纪年，中原二里头文化开始对周围产生大范围的辐射影响，这是一个中央王朝的气象。

多元说、交互作用圈说和多元一体说，都是源自对考古学物质文化表层现象中归纳出来的历史大趋势。文化是社会创造的，因而这也是史前社会演进的大趋势。

就在史前文化多元一体研究方兴未艾之时。一些重大发现，促成了对这种文化趋势背后的人类社会发展状况的探讨。

1970年代后期，随着的结束，各地考古工作者迸发出空前热情，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大量围绕建立本地区文化发展系列的目的田野考古工作。过程中，一些有意无意的发现，震惊了学术界。例如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晚期大型宫殿式建筑、河南登封王城岗和淮阳平梁台距今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城址、距今5000年前后红山文化晚期辽西东山咀大型石构建筑和牛河梁大型丧葬祭祀遗址群，以及距今5000年以来浙江余杭良渚文化贵族墓地、大约同时期的长江中游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等。这些重大发现多为无心插柳，却一次次给人们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蓦然回首，再看这个时代，竟已经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对此，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华文明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夏鼐先生也根据殷墟和夏代都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论断它们已经是成熟的文明形态，其起源，当在更早的龙山文化中寻找。

于是乎，中国文化起源、演变发展的问题悄然转化为了本质上是社会发展形态探讨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

震惊之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距今5000年以来，社会发展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中华文明一开始就从这种定性式的研究展开了。借助有关文明标准的各种成说，人们评估中国大地上的这些发现。然而人们也很快发现这些大多形成于国外历史、考古资料基础上的所谓文明标准未必就那么严丝合缝地适用于中国的情况，甚至也不能完全适用于世界所有的人类文明。例如谁都承认中美洲的玛雅是一个灿烂的古代文明，但作为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准的金属工具，在玛雅文明中恰恰没有。又如对城市这个文明标准的把握上，歧义更多。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各地发现的城址算不算城市？一时间聚讼不止，众说纷纭。

既然从概念出发的争论注定没有结果，文明的问题也绝非是与不是那么简单。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中国文明的形成实乃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个朝夕达成的壮举。它大致可分这样几个阶段：到公元前5000年或者稍晚，农业技术趋于成熟，各地社会也开始了复杂化的加速度发展，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一些地区出现了明确的社会分层，公元前3000年，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等已经具备了早期国家的特征，进而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已然是天下万国的形势了。

不过，在这个大趋势中，有些现象令人百思不解。分别兴起于辽西和江浙地区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都以高度发达的玉器、大型公共工程等醒目现象夺人耳目。与此同时期的其他地区却似乎乏善可陈。然而这些辉煌一时的社会却走向衰落，后继无人。相反，中原社会反而持续发展，后来居上，领导了日后千年以上的。总之，各地方社会的文明化步伐并非整齐划一，而是此起彼伏。

显然，采用一般进化论式的研究立场，并不能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当你使用有关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例如从母系到父系之类的原理，是无法解释既然彼此间已经发生了较大面积和深度交流的各地方社会，为何演进时间、速率和命运如此不同！

当这个方向上的研究面临困境的时候，一些学者发现，多元一体学说其实已经给出了研究策略。首先，多元一体学说承认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如果说不同的文化群体源自不同族群的创造力，则该学说暗示了不同族群的社会也可能是有差别的，虽然我们还不了解这些差别究竟是什么，但它应当就存在于当时社会的生产、生活、组织、信仰等的某个或所有层面，导致社会运作机制、方式各有特点。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考察古代社会时应当采取一种就事论事的立场，对各个地方社会的文明化进程进行个案考察，通过与其他社会的比较，总结归纳出各自演进的特点。相对一般进化论式的研究，我把这种研究策略，叫作历史主义的研究。其次，多元一体学说指出史前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向心的一体化趋势，那么，这个趋势的社会内容是什么？中原这个一体化的核心，究竟在物流、技术、社会经验、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的哪些方面借鉴了什么？吸收了什么？怎样整合了这些物质的、精神的成果而奠定了日后三代乃至更长历史的基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角度。对中国文明乃至东方社会、历史特点的把握，将主要依赖于这个角度的研究。

对于古代社会的复原与考古学物质文化史重建，研究方法上判然有别。但是作为物质文化史总结的“多元一体”学说，却对本质为古代社会研究的中国文明形成问题的研究起到了指导性作用。正因为如此，以上两个角度，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在开展的主要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