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语言暴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能化解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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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著名动作明星赵文卓与甄子丹就新片解约纠纷掀起网络骂战。3月20日舒淇在微博上挺甄子丹“敬业认真”，意外被卷入口水战，致使其早年拍摄的古装艳照又被翻出，在网上疯转。大批网友到舒淇微博上留言，骂声不绝。舒淇一怒之下于3月26日凌晨删掉自己的全部微博，并取消所有关注，退出微博“是非之地”，只留下千万粉丝空对这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仿佛对这件事早有预知，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治理网络语言暴力刻不容缓》，说网络语言暴力使汉语“日趋粗鄙化”，并且掩盖真善美，导致社会空气污秽，“残害我们的精神世界”，“不管别人的行为多么荒诞不经，也不必使用语言暴力。”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微博的兴起，社会各界“治理网络语言暴力”的呼声一直很高。然而，细究这些说法，包括最近这篇评论，就会发现其中似是而非之处甚多。
所谓“网络语言暴力”，一般就是指一些辱骂性言论，比如傻逼、脑残、叫兽、、尼玛等；再就是一些“过激”言论，比如宣称要砍要杀、铲除、打倒等的颠覆性言论。另外，人肉搜索、散播他人隐私、在网上公布一些残忍行为如虐猫等，大概也可以归入广义的“网络语言暴力”。这些现象经常被指责不“文明”。按照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理解，所谓“文明”就是指温文尔雅、不温不火、不亢不卑、讲道理，这是有“教养”。而以上现象的共同特点则是具有攻击性、刺激性、极端性，因而不符合“文明”的标准。
不过，人性很复杂，社会很复杂，温文尔雅、不温不火固然是人们向往的境界，但具有攻击性、刺激性的话语也并非没有其价值。比如当年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就不是温文尔雅的话语，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句子，也是很有刺激性的。所以对以上“网络语言暴力”的种种现象我们还需具体分析，而不能一刀切。要看看哪些是不合理的，要谴责、要治理；哪些是合理的，是不能禁绝，也禁绝不了的。
毫无疑问，相当多的“网络语言暴力”是基于人性的这种阴暗面的。舒淇经过多年努力，凭借自己的才华与勤奋，最终实现自己的誓言：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件穿回来。对这样一位演员，多一些理解、呵护，确实是文明、有教养的体现，这也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扬人之善，不扬人之恶”的君子之道。那些捏着几张艳照，一边流口水，一边叫骂的人，反省一下，抑制一下自己的阴暗心态是有必要的。
但是，更多的“网络语言暴力”却并不是基于这种普遍性的人性阴暗面的，而是基于特定的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事实，比如，暴力拆迁，制假造假，比如毒奶粉，天价医药费，豆腐渣工程，比如垄断企业提供的物廉价美的产品、服务，等等。对这些老大难的问题，道理讲了多年，早已明明白白，人人皆知，可是治理起来却步履蹒跚，一波三折，百姓日受其害，却无能为力，心中火起，无处发泄，到网上骂几句娘，宣泄一下情绪，平静一下心态，不失为一种好的心理治疗术。这种所谓的网络语言暴力就是不能禁绝，也无法禁绝的。
事实上，对如何看待“过激言论”的问题，言论自由史上有过许多经典论述。比如1960年生的著名的“纽约时报诉萨利文”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书中就指出：“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是毫无拘束、强有力和广泛公开的。它很可能包括针对政府和公共官员的一些激烈、苛刻、有时甚至令人极不愉快的尖锐攻击。”如果这样的言论被“治理”掉，有人因为发表这样的言论遭到惩罚、打击，群众受到震慑不敢发表他们的批评了，必然会“阻碍公共辩论的力度，限制公共辩论的广度”，造成一种虚假的社会和谐，而社会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罗尔斯在他的《政治自由主义》中也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言论具有“颠覆性”不能成为限制其自由发表的理由。因为鼓吹颠覆性主张的人并不是无缘无故地叫喊“打倒”、“造反”，颠覆性主张往往只是其思想整体的结论部分，就如一座漂浮的冰山，颠覆性主张仅是露出水面的那一点，而其理由则是水下的庞大部分。罗尔斯说，“压制颠覆性主张，就是镇压有关这些理由的讨论”。比如社会主义学说鼓吹暴力革命，主要就是因为广大工人阶级、底层群众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且长期呼吁仍遭忽视引起的。政府、社会各界要认真听取他们的呼声，采取正确的行动来使社会趋于公正合理，而不应一听到“过激”主张就将其消声、“治理”掉。
而对另一些问题，像人肉搜索，有时候会侵犯到个人隐私，演化成“暴民政治”、“群众审判”，但也不能就此完全否定它。像郭美美事件中，人肉搜索就对中国的慈善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华南虎事件中的年画也是人肉搜索找出来的。这样的问题显然也是要具体分析的，不是笼统一个“治理”就能了事。
总之，认识到治理网络语言暴力“刻不容缓”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如何鉴别、如何“治理”。从这个角度看，尽快制定互联网法，廓清言论的边界，区分公共辩论与个人隐私之间的界限，是形成良善网络行为乃至社会行为的必需路径。而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化解戾气，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