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雁模型对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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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赤松和青木昌彦所描述的“飞雁模式”为企业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分析模型，本文运用简化的制度变迁模型对家族企业的发展进行了形象的分析。中国家族企业由于所处环境和自身条件的约束，出现了一些特殊现象,本文从制度成本的角度，运用飞雁模型进行了解释。
同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制度本身有一个产生、发展和完善以及不断面临被替代的过程（李怀，1999）。这个过程被称为“制度变迁”。制度变迁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制度进化和制度变革。制度进化是一项制度通过自身的修正和改良逐步走向优化的过程。而制度变革是一种具体的制度形式对另一种具体的制度形式的替代。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制度变迁，主要指的是后一种形式，即制度的变革。与旧的制度相比，“新的制度安排应当有益于实现潜在的规模经济，降低信息成本，分散风险以及把外部效果内部化（诺斯，1971）”。因此，企业作为一个寻求利润最大化的实体，必然要求其企业的运行制度是有效率的，所以“企业制度变迁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制度比较、择优的竞争过程（郭金喜，2005）”。
以此为基点，我们从分析某一制度运行的收益和成本以及作为两者综合的净收益入手，来分析比较不同制度的效益。从而建立企业制度变迁的飞雁模型。
一、飞雁模型简介
使用如下的一个简化模型，可以反映企业制度的变迁过程。
设Si为企业的第i类制度安排，用TCSi、TRSi和NRSi分别代表该制度的总成本、总收益和净收益。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产出规模，在简化的企业变迁模型中，我们用企业的总收益来代表制度的总收益，因此，有TRSi=pq，其中p为商品价格，q表示产量。我们约定价格是由市场环境决定的，单个企业的规模变动不会影响市场价格，则P是一个常量，因此TRSi与q成正比（如图1所示 ）。
一种企业制度的实施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其中有的成本在制度的变迁范围内固定不变，有的则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递增，设前者为固定成本（用ai表示），后者为可变成本（用Vi表示）。于是，可以得到制度的总成本TCSi=f(ai,Vi),其中Vi=V(q)。而制度的净收益NRSi=TRSi-TCSi=pq-f(ai,V(q))。在这个简化的模型下，我们可以得到企业某一制度安排的收益成本规模图（如图1所示），由制度的净收益，我们可以确定该制度的适用边界的企业产出规模qi和qimax, 而qi是最大化收益时的企业产出规模。
当企业规模继续扩大时，如仍然维持原来的制度，则企业的收益（也是制度的收益）会无法抵消制度运行的成本。企业作为财富最大化者，必然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于是制度变迁被诱发了。新的制度安排使企业在更大的产出规模下获取收益。如图2所示。企业规模扩张，结果是诱使新的适应企业发展的制度安排被采用。这样的制度演化过程被赤松和青木昌彦等学者形象地描述为“飞雁模式”（郭金喜，2005）。
二、家族企业制度变迁：飞雁模型的解释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古老的企业制度，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克林盖尔西克所指出的：最保守的估计也认为由家庭所有或经营的企业在全世界企业中占65%至80%之间。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由家庭所有或经营。家庭企业创造了美国生产总值的一半，雇佣的劳动力也占一半。在欧洲，家庭公司支配着中小规模的企业。在亚洲，家庭公司大都居主导地位。而今日中国的私营企业，普遍采用家庭家族拥有的形式，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上广泛存在着家族制管理（张厚义等，1999）。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承认和开放，“家族企业越来越多，其活动日益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储小平，2000）”。
家族企业，本质上是从企业所有权归属的角度对企业的划分。从企业组织结构来讲，家族企业可以选择多种制度安排形式。按照克林・盖尔西克的观点，我们将家族企业的发展划分为创业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企业规模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而相应的，家族企业在这三个不同的时期，也采用了不同的制度安排。
家族企业的起点，通常都是个人业主制或合伙制。在创业期，由于人力资本的难以度量性和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导致的不可抵押性（周其仁，1996），企业的初创者无法向社会的潜在投资者提供足够的资产抵押和其企业家才能的证明来进行融资。其资金投入只能依靠私人积蓄和家族（包括朋友及合伙人）筹款。这个时候，古典形态下的家族企业通常实行家族制管理。从制度运行的成本来看，在家族企业的创业期，企业规模较小、产品单一，企业组织结构简单，决策迅速而高效，具有较低的管理决策成本；而家族的亲缘关系又显示出强烈的凝聚力，很容易实现合作博弈的利益，因而具有较低的管理监督成本。因此，在这个时期，家族企业实行家族式管理制度是高效而具备竞争优势的。
运作良好的企业逐步进入成长期，并不断发展壮大。随着企业资金的积累，企业投资项目逐步增多，经营范围也逐步扩大。原有的管理机构为适应日益膨胀的企业而变得复杂，逐步建立起科层式的管理机构，管理层次增加，信息的流通减缓，加之企业主知识存量的不足，加大了决策的难度和风险，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管理决策成本。原有的高凝聚力的家族管理人员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满足企业的需要，于是非家族管理人员开始进入企业，这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委托成本，增加了管理监督成本。同时，为了解决融资困难，创业家族不得不与外部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外部投资者开始以债权人或股东的身份进入家族企业内部。在成长期，企业通常开始选择实行股份制，但是这个时候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对外是有限开放的，重大经营决策控制权仍被牢牢掌握在创业者手中。
成熟期的企业，往往面临市场逐渐饱和及竞争日趋激烈两大挑战。在这个阶段企业的利润获取变得更加困难，迫使企业进一步面向社会融资以获取资金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开放中高层的经理职位，吸纳社会人力资本。成熟期家族企业的产权结构开始多元化，导致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完全分离，最终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随后，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的企业所有权会逐步分散稀释。例如，著名的松下电器其所有权的变化过程就显示了这样的趋势。在创业之初，松下公司主要是家族资本，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其股权比重直线下降，1950年松下家族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比重已降到43.25%，到1955年更降到了20%左右，到1975年又猛降到3.5%，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甚至降到了3%以下。那些产权分散稀释后的“家族企业”，或许只有部分家族成员在董事会，或许仅仅只是保留着家族的名称，褪去了家族管理的色彩。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的三个阶段，无不与企业规模密切相关，飞雁模式从制度成本的变化角度，恰当地反映出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三、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成功与失败的启示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企业规模的扩大，需要建立与之适应的制度。西方国家的家族企业有很多极具竞争力，在经历了上百年的磨砺后，这些大规模家族企业几乎都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家族企业迅速发展，国家政策的鼓励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使很多企业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
规模庞大起来的中国家族企业都充分意识到制度变迁的必要性，很多企业也进行了制度变迁的尝试。有的企业变革成功，顺利地建立起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空间。但是有的企业的变革尝试却惨遭失败。在失败后，有的企业无奈地重新实行原来的制度，更有企业因为看到别人的失败而对制度变迁望而却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企业的规模收益是否与新的制度安排相适应，即能否承受制度变迁的成本。从模型上看，当企业的规模达到了一定水平，推动制度变迁发生，从而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影响企业制度成本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企业自身，还有作为制度变迁外生变量的制度环境。因而可以说，不同成长环境下的不同行业企业规模其对应的制度结构安排是不同的。对于变革成功的企业，它们的变迁过程，应当满足图2、图3所示，即企业自身的规模和新的制度相适应，企业的规模收益足以抵消新制度的运行成本。由于现行法律、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例如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力度 ），增加了企业的交易费用；而与家族企业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资本市场的不成熟，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和融资成本，加大了企业变革的风险。如图4所示，新制度的运行成本在上述的制度环境下会由TCRi+1上升到TCR*i+1,而企业当前的规模已经使旧的制度失去效率，于是在新旧制度之间出现了一个制度缺失的空间（qimax与qi+1的差值）。此时，维持旧制度对企业无利可图，实行新制度却成本巨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勉强进行制度变迁必然导致企业收益受损（净收益NRS
可见，上述由市场发育程度、信用和产权等外在力量决定的制度变迁成本，对企业制度变革具有重大的影响，它不仅是一种对制度的侵蚀性力量，而且制度成本的高低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成功与否。成本越高，企业进行制度变迁的难度就越大，因此也就出现了很多企业畏惧重蹈失败企业的覆辙，而选择“锁定”在原有的制度安排中的现象。
四、总结
从宏观上看，家族企业的发展最终会走向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其发展的过程并不一定是固定的变迁轨迹。制度的互补性容许出现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理由认为，只有一种制度安排是可行的和最优的（青木昌彦, 2002）。现代企业制度无疑是先进的，但是“一种制度形式是否有效率，不在于这种制度形式有多么先进和完美，而是取决于它的适应性效率如何，即对需求者的适应程度（李怀，1999）”。前文指出，影响制度成本的包括企业自身和外在的制度环境，当制度环境既定的时候，企业应当从自身着眼，延长当前制度的生命周期，减缓制度效率递减的趋势，避免企业遭遇进退两难的尴尬。企业的发展是一个资本逐步积累的过程，在短期内迅速膨胀的企业，其生命力可想而知，实力增强，而不仅仅是规模增大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当然，作为制度环境的提供者―――政府，应当肩负起为企业发展创造优越条件的重任，为企业正常的制度变迁提供公平、稳定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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