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强到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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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成就是巨大的――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比如贫富差距,但总体人口去贫致富的速度,可能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但另一方面,这样一个现代化确实存在很多模式问题,它是一个相当单一的现代化,特别是90年代以后,基本上只有经济一个层面,所有人谈的只是挣钱,除了挣钱没有别的话语。如果所有人关心的只是挣钱,这样的社会,即使经济发展再好,也并不能为人所敬重。

一个文明社会最重要的产品是什么?是人。一个社会培养出来的人,是非常有素质、有气质、有教养的人,还是脑满肠肥、腰缠万贯却非常粗鲁的人,这是问题的关键。有很多石油输出国非常富有,但他们受人尊重吗?单纯的富裕并不足以使一个文明社会受到尊重。尤其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我们对国人要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崛起,必然要求文化上的崛起,而不仅仅是经济崛起,只有经济崛起是不够的。

众所周知,犹太人很能挣钱,但犹太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被欧洲人尊重。他们在中世纪留给人的印象大概有两个,一是不信基督,二是放高利贷。一直到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写的还是这个。但是从18、19世纪以后,犹太人中涌现了大量的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人才辈出。

举个例子,研究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艺术史的人都知道西方有一个瓦堡学院,它从前在德国的瓦堡,二战期间德国“排犹”,被迫全部迁到英国。迁移的过程惊心动魄,是一次非常秘密但又非常成功的文化转移。而瓦堡本人是一个犹太商人的长子。犹太家庭基本上是长子继承制,老二、老三、老四做其他的事情。但瓦堡在上中学的时候就不喜欢做生意,他和弟弟做了一个交易,把家族的继承权让给弟弟,但有一个条件,以后他要买多少书就买多少书,无论书多贵、从哪里运来,弟弟都要无条件地提供资金。最终他做成了瓦堡学院最知名的瓦堡图书馆。

只有出了这样的人,出了这样不以做生意挣钱为最高人生理想的人,一个民族才会富有思想和创造力,才能受到人们的尊重。我觉得人类大概有一种天性,面对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我们会肃然起敬。这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你就是会起敬。这才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标志,是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一直没有过大。收入分配的急剧变化,首先来自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由于对数量庞大、效率低下的国企实施“减员增效”,近千万国企职工下岗,低收入阶层人数激增。而在这之前,迅速致富的个体户的出现,以及伴随着国企改革中大批中小国企被出售而涌现出来的收入激增的民营企业家,使得贫富对比一时间凸现了出来。

而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以及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没真正得享土地增值收益等因素,使得国民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

差距这么大,钱都到哪里去了?

这是王永松一直想不明白的问题。王所在的广东南海区狮山镇有2600多家企业,2009年生产了总价值超过千亿元的产品,为当地上缴了近30亿元的税,但是像王永松这样的打工仔,一年的收入通常不到3万元。在王永松的记忆中,税收增长似乎与自己关系并不大。现实中,政府税收和民众收入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

国家统计局新近的一组数据:2010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7.6%(预计全年将超过8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1%,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同比增长10.2%。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发现,1951年时,我国民间的消费占当年GDP的68%,政府的消费仅为GDP的16.5%;而到了2007年,民间的消费降到了GDP的37.5%,政府的消费则上升到了GDP的28%。

2010年5月,作为代表工人利益的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调研结果称,从1983年到2005年,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20%。在过去的5年中,全国近1/4的工人没有涨过工资。无论是从中央规划,还是民众的关注度看,收入分配改革越来越紧迫。

如何提高劳动报酬?总理在收入分配改革会议上透露了政府的改革思路――“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加强国家对企业工资的调控和指导,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收入分配改革的路径早就明确了。”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关键是如何落实。”

广东省早在1994年就已经建立最低工资制度。截至2010年,已累计9次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目前为1030元/月,这一水平相当于2009年广州市人均月收入的1/3左右。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应相当于当地人均实际收入的40%左右。

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之一,无论是工资集体协商还是最低工资制度终将提升工资水平,对廉价劳动力“优势”构成威胁。这对于以招商引资为第一要务的地方政府来说,无疑矛盾重重。

作为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重要突破口,完善垄断企业资本收益的收缴和使用办法,合理分配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利润,预计也将写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长期以来,垄断国企的税后利润没有全民共享,国企利润和国家资源分配的不规范、不透明也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之一。

目前,红利上缴制度仅覆盖部分国企。国资委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的中央企业,其资产总额占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55%。金融企业和铁路、交通、教育、文化、科技、农业等部门所属中央企业,均未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范围,也没有上缴红利。

作为二次分配调节的另一个主要工具,个税改革也因目前个人财产收入不透明而裹足不前。

个人所得税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收入增长最为强劲的税种之一,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8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总收入为3697亿元,其中来自工薪阶层的贡献有1849亿元。个人所得税一度被质疑是“劫贫济富”,高收入不仅没有有效纳入征收范围,原来狭小的中产阶层反而成了调控的主要对象,对收入分配起到“逆调节”作用。

个税改革自2003年被提上政府议事日程,便确立了实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征收的目标,即个税征收在现行分类征收基础上,逐步引入综合征收模式,将工薪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所得等收入综合征收。但由于个人财产收入不透明等诸多原因,个税改革迟迟难以推进。

2010年以来,6次易稿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频频被提及,旨在让中国人的钱袋鼓起来的这个计划,被各方认为有望在年内出台。

很显然,提高居民收入的计划,不应只停留在居民的工资性增长上,还要释放那些因为权利被束缚而没有释放出来的公民财富:与政府职能改革、转变增长方式、释放公民权利在内的方案几乎一样重要的是,只有政府紧缩、企业让利,并腾挪出可贵的财产权利天地,中国居民的钱袋才能真正丰盈起来、厚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