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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固,在影像里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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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固正在变成,变成福建霞浦,变成元阳梯田,甚至变成岜沙,成为新一轮的影像开采地。所有的传播都是以“最后一块净土”的模式来面对受众。

我父亲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一天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雷打不动地去履行他的功课,甚至对我从外面带回去的矿泉水都不沾一滴。他每天都很快乐,也从来不知道西海固是什么,因为这个词语与他生活了快80年的土地相比,可以忽略不计。每当我的相机对准他时,他脸上总会掠过一丝惊恐的神情,这常常使我不安。我只有在放下一切去面对他时,他才能放松地去谈他理解的一切:对神迹的感叹、某个路人或者一次收成,还有我早早就离开人世的母亲。

在西海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生活着。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描述过西海固,但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自从18岁离开西海固后,我并没有太多的把握进入那个承载了我18年记忆的土地,更遑论那些倍显突兀的外来客。但我每次回家都能看见许多端着相机的人在黄昏的清真寺外守候,在劳作的田间跟踪,或者对着一口枯井狂拍。他们试图从这里去理解西海固。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费尽心思地重新解码和编码,好让自己能有机会重新回到那个“倔强而丰盛”的层面。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一个摄影师朋友的电话,他在宁夏同心举办的一个事实上没有走进西海固的“走进西海固”活动大获成功,70多个摄影师,从全国各地赶赴西海固附近聚集,看片会、摄影采风以及摄影讲座火热进行,所有的人都很兴奋。

我在想:为什么是西海固?

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哦,西海固正在变成,变成福建霞浦,变成元阳梯田,甚至变成岜沙,成为新一轮的影像开采地。

而之后我看到一个摄影师来稿中的简介,其中的一个说法更印证了我的判断――曾多次去坝上、元阳梯田以及西海固拍摄构成了他的主要资历。

“西海固”想象和影像游击

“西海固”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符号,它不再是宁夏南部固原市属的5个县――固原、西吉、泾源、彭阳、隆德,它是苦难美学的集大成者,成了传播学上的热词。这三个字的组成结构构成了摄影师们的美好想象,简单而朗朗上口的语音节奏具备了走俏的元素,而经由源源不断的支教大军、慈善爱好者、心存浪漫而决意苦旅的背包客的影像传播,开始广为人知。他们镜头下的西海固民众都带着一副备受同情的模样,孩子们穿着破烂的衣衫抬着水桶行走在取水的路上,生存条件和荒凉感被放大成了猎奇的佳品,而更多的摄影爱好者正在用光影表现西海固居民的深刻与雕塑感。

所有的传播都是以“最后一块净土”的模式来面对受众,这种模式不断复制。作为资讯和资本联合媾和的新资本主义初期的文化表现,这些“最后一块净土”的影像和想象构成了他们的原动力,而都市成了他们竭力回避的场所之一。

导致的结果往往是病毒式传播,即不干净的东西往干净的地方弥散。我差不多能想到,在若干年后的一天,在部分被视觉传播强化的西海固地区,会涌现出不少木屋酒吧、青年旅馆,以及孤单出行的、以寻找游伴贴条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剩男剩女。

真正为外界所熟知的西海固,是来自著名作家张承志的名作《心灵史》,那些令人血脉贲张的写作,曾经是对西海固做出的最沸腾的诠释。但对于深邃如同大海的西海固来说,张承志的表达只是对于“哲赫忍耶”教派苦难史的梳理,苦难美学带给外界的观赏价值恰恰绕过了生命经验。“西海固’僦此定格。外来者需要享用这种苦难美学,他们享用到的就是精神的流放和心灵的救赎幻想,更多的则是乡村乌托邦综合征,这点在元阳梯田以及西海固等地尤为明显。

外界除了享用张承志的叙述想象之外,从视觉上获得想象的,则是回族摄影家王征的西海固影像。王征的镜头里,没有穷困,只有孩子的快乐和肃穆的信众,我至今没看到哪个摄影师对于西海固的理解和观察能像他那样无意识。无论他富有标识性的,在空阔的苍穹下,两个向西而跪的礼拜者所表达的精神向度,还是一个小孩在旷野里姿势很别扭地跨上一辆老自行车所传达的成长记忆,都是自然生长的影像记录。

这于我是再日常不过的生活再现,而在外来的摄影师那里构成了视觉想象,这种想象处于一种不断上升的状态,以至于神秘。倒是以拍摄《火车上的中国人》系列的摄影师王富春在火车上拍摄的狭小空间里的穆斯林礼拜场景,意外地接近了我所熟知的场域。

拜中国摄影界所赐,他们擅长的影像游击可以说是辣手摧花,遇见一个地方,改造一个地方,沉沦一个地方。直到人们都熟悉,人们都去过,人们都表达,最后人们都开发和被开发。

表演现场与影像篡改

近两年,无论是展览,还是国内的摄影节,几乎都能看到西海固的场景。被善良化、被神圣化、被苦难化以至于被仪式化,都是近年来关于西海固的影像中充斥最多的基调,似乎不善良、不神圣、不见苦难以至于不仪式化,那就不是西海固。

当然,泛滥的影像中也不乏精彩的例子。我曾在2009年平遥摄影节上看到一位东北汉族女摄影师拍摄的西海固穆斯林日常生活细节:一位年轻女满拉(经堂女学员)在做面膜。这是近几年在众多西海固影像里,非常打动我的一个细节。而早在王征的西海固影像里,我曾看到一个穿着还算时髦的女孩站在大街上,那是让西海固的色调突然涌动起来的一种新发现。

在另一位以拍摄西海固而著称的回族摄影师刘劲勋那里,我惊讶地在他的作品里发现了罗兰・巴特所说的“刺点”,对于西海固的模式化影像来说,这不失为一种解脱。在已经有王征的成熟影像的巨大压力下,刘劲勋在微观上建立了结构,这种微观结构在他拍摄的一件从1920年海原大地震遇难者坟场上走过的三个穆斯林女性的作品里尤为明显:图像里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三位女性的黑色长袍和白色盖头是穆斯林妇女惯常的装束,但她们穿的白色球鞋让我心头收紧――在这样一个整体肃穆的场景中,三双很少见的比较活泼的白球鞋让整个作品变得特别起来。而更为特别的是,走过坟场的是三个女性,这在西海固的更南一带,是不可想象的一幕,女人是不许踏上坟头半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刘劲勋的影像为我们更顺利地进入西海固提供了视觉考古元素。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那就是,当镜头对准这群生活在这里的人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精神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此刻不再是那些厮守这块土地,艰难地进行生活的信仰群体,视觉所呈现的大部分结果仅仅是他们客气地面向外界表示的一个礼数。但即便如此,部分民众还是因此被改变了,变成了演员,哭丧着脸,成为苦情戏的角色。不得不说的是,曾经备受尊崇的西海固文化群体近年来成了这种“表演现场”的帮凶。无论以当年颇负盛名的西海固诗歌群体,还是拿奖无数的西海固小说作家在悉数离开西海固后,还依然着力于苦难的,这种“里应

外合”促成了新一轮关于“西海固”的文化殖民和影像篡改。

所谓的原生态,最后竟成了完美的表演现场,在民俗和风情的外衣下,包装成鲜活的标本。的喇嘛们拿着转经轮站在镜头下表演,岜沙苗寨的人们干脆穿上民族服装统一站在镜头下,福建霞浦辛劳的渔民在光影下成了美的化身。以至于各地所有的民族服装都是为了开幕式而存在,在表演现场对着镜头绽放。

我最近―直想的问题是:有多少摄影师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他们的知识储备和情感储备是怎样的一个结构?他们是否具备了去理解一个在中心话语之外的陌生之地的能力?他们的语言是否具有了穿透力,这穿透力是否足以支撑他精准而且节制地去完成他的观察和表达?

正在北上的“西海固”

不可阻挡的是,“西海固”已经由宁夏南部地区开始被迫北上了,被摄影师们从宁夏同心一带提前圈定。从地理和管辖范围来讲,同心属于中卫,而构成西海固的海原也不再属于固原的管辖范围,因此,西海固这一概念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而从地貌来看,西海固“由于受河水切割、冲击,形成沟壑纵横,梁峁交错,山多川少,塬、梁、峁、壕交错的地理特征”,显然与同心一带较为普遍低矮的沙丘地貌有着迥异的特征。虽然都属于穆斯林聚居区,但同心穆斯林,特别是穆斯林妇女的优雅而繁杂的装扮以及具有神秘主义的气质是西海固地区所没有的,受制于经济发展之困的西海固地区穆斯林妇女的装扮素朴而简单,甚至长期因生活现状、精神状态所带有的面容也是和同心一带的妇女有着极为明显的区别。这样的情况下,在西海固和非西海固,摄影师们所呈现的影像就具有了本质差别。因此,西海固面临着被移植和迁徙的窘态,这种暧昧不明的拉扯,在各种特质文化地域辖区的地方政府和旅游局所推崇的旅游推广模式下已是屡见不鲜。

西海固缺水,那是长年的战乱和人为的破坏,使得原本水草丰美的畜牧良地在逐渐的滥垦中变成了如今的荒凉之地。如果说摄影师们还在用“干旱”来对这片土地的精神生态作出定义,那么首先得建立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如果失去这个基础,所谓的“干旱”议题也就在西海固失去了必要性。不能去理解一个民族的流浪史和受难史,就不能去理解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土地,所谓的影像表达也就成了与臆想。

我曾梦想,有一天,“西海固”这个由传媒界和学者以及作家强化的词语不复存在,它被彻底颠覆以获自救,重新变回宁夏的5个县――西吉、固原、泾源、彭阳、隆德,它们的神秘感归属于它自己。人们平静地生活,秋去冬来,像以往那样承受变故,在敬畏与肃穆的生活里完成修行和功课,不再是镜头里那些愁云惨雾、眉头紧锁的苦主。如果他们高兴,他们可以对着镜头学会比划胜利的手势;如果他们不高兴,他们甚至可以无所顾忌地向那些冒失的外来人伸出中指。那都是我乐意看到的,因为他们不再受制于他者,可以放松地去面对他所面对的一切,可以像外面的人们一样去调侃,并获得快乐。

而与之相反,另一番热闹景象则正在上演:越来越多的摄影师们,正在前呼后拥地走在去往西海固的尘土飞扬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