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即从容,死亦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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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舍是一个出身寒苦的作家，他贫苦的成长经历让他体会到了生的艰难与隐忍；同样也教会了他用忧郁和悲观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让他对死多了份达观与淡定。他既不轻言放弃生命，也不会在生的价值不复存在之时还苟活于世。这种态度和个性气质决定了他生即从容，死亦淡定的生死观并对他的作品和个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老舍；安生重死；生死观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023-02

生与死，只是自然生理过程，本来没有生命伦理可言的，但生死不仅仅牵涉到生理问题，对它的思考反映了人类关于生命的本体意义和终极问题的深思，体现了人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拥有不同的生死观，对待生死的态度也就大不相同。

老舍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对生死有强烈感受的一个。从他个人到他的作品都是弥漫着一种生的坚忍不拔和死的悲壮叹惋的气息。生下他时差点要了母亲的命，家人在抢救大人的时候竟忽略了刚刚落地的他，幸亏大姐及时赶到把几乎冻僵的他抱在怀里。一出生就处于生和死的边缘线上，这种伴随死亡而来的生在老舍一生中都影响深远。他在对生的艰难和死的必然的深刻体会中形成了自己对待生死的态度，并把这种生死观带入他的文学作品里，深深打上“老舍生死观”的烙印。

一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说：“贤者既不厌恶生存，也不畏惧死亡。”既不把生存当作坏事，也不要把死亡看成灾难。在老舍看来生要有生的价值，死要有死的意义。那些在生死问题上敷衍了事，混迹于世的人是老舍不屑和否定的。《老张的哲学》里的老张认定“三位一体，以钱为本”的人生哲学，只要能够活下去，即使做出违反道德的事也没有任何羞耻；《离婚》中的老李，虽一直想追求自己认定的诗意，也对那个妖魔一样的衙门仇恨厌恶，但始终没有反抗，取而代之的是一味的妥协退让，直到逃到农村，他对生命的态度是消积敷衍的。与之相对，老舍更激赏赵四（《老张的哲学》）、丁二爷（《离婚》），即使他们被认为是卑贱无知的，可他们对生命有着崇高的信念：为他人做事，为别人着想。这种生存的价值和信念是支撑他们走下去的力量。生，就要活下去，即使卑微，即使贫贱，这是老舍所传达的顽强的生之哲学。

我们要顽强的生活下去但绝不是没有尊严没有气节的苟活于世，如果现实的生存环境只能由“死”来证明生的价值时，我们就要淡定面对死的到来。老舍文学作品中有着浓厚的死亡气息：从《老张的哲学》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对死的追踪；《赵子曰》之后，老舍表现的自杀者的心理强度越来越加重，而李景纯（《赵子曰》）、大鹰（《猫城记》）、黄先生（《大悲寺外》）等人的死都带有“身谏”的性质。

老舍的基本的生命原则有两条：重生，是超越敷衍苟活与盲目蛮干的生命态度，它提倡抗争的忍耐，即使在艰难困苦中也勇于生活；重死，是生命价值要求生死以之，殒身不恤，在需要作出牺牲时敢于蹈死。

二

老舍形成安生重死生死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点：一，童年贫困生活的影响；二，老舍独特的个性气质；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

童年贫困生活的影响。“童年情结是建立在童年丰富性和深刻性的基础之上的相对稳固的心理情态，它所蕴含的能量和情感积淀足以影响和控制一个人的性格生成，潜在地决定看个人的意识活动”。老舍自幼出身寒苦，父亲在一岁半时因护城死去，一家人靠母亲洗衣、做活计、当佣工度日。这种真切的贫困经历使他对穷困，对穷人有着比别的作家更为深刻真切的心理感受，他更能理解这种挣扎于生与死的边缘的苦楚。“穷人”一直是老舍最富感情的自我认定。现代中国作家很少有人像老舍那样，出于本能地从生命的崇高，从求生的欲望上认识贫困，也不会像老舍这样更注重生的珍贵。别样惨淡的童年和对贫困的原生态的体验让他的小说充满了悲剧意味，可也让他在另一方面意识到贫困既已成为常态，我们就应无畏的接受。像《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中的“祥子”，“我”，“巡警”都是从贫困里求生的人。故事开始时，他们都展示着生命的美好纯洁，但接下来却一个接一个跌入痛苦的深渊爬不出来，并最终以悲剧告终。这种命运值得同情，可他们在落入悲剧的过程中都是抗争过的，他们一直在生的时候体会着生的存在和美好。

老舍独特的个性气质。舒乙先生在《我眼中的老舍先生》一文中说：他外表幽默诙谐，内心极为严肃；他外表随和热情，内心却有严格的界限；他一方面能吃苦受怨，什么都可将就，一方面性格倔强正直，敢作敢当，宁折不弯，关键时刻把骨气看得比什么都重。老舍的这种外圆内方，恰合儒家“和而不同”的人格理想。其实，“圆”和“和”只是其个性气质的外壳，而“方”与“不苟同”才是其真正的内核。这种鲜明独特的个性气质影响着他的生死观念。一个直面着生的作家也一定直面着死，在老舍的个性气质中，生的意义和力量来自于忧患和承担，死则是内心获得平静的结果。因为有着忧患和承担，所以不能轻易去死。老舍很不看起那种不负责任的轻生轻死。他借人物之口说过：“我以为人间最不光荣的事是自杀”（李景纯《赵子曰》）。他在作品中设计了一些常人看来失了气节的屈辱情节。如让《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给虎妞下跪，让《鼓书艺人》里的秀莲给军官太太下跪，在老舍看来这并不是失节，而是一种超过一般意义的气节观念之上的生的策略。他们都有各自的承担与责任。他们的人生虽然短暂，但他们把人生系于特定的价值系统时，他们的人生就拥有了意义。这是生之责任不可推，但当生之责任沉重到必须用死完成时，生又必须让位于死。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太多的人物毅然决然地使用了这一特别手段。大鹰（《猫城记》）、“她”（《微神》）、小福子（《骆驼祥子》），他们都是严肃的生活者，但生的沉重又不得不让他们选择死。他们的死都是完成生命责任，实践人生价值最后的手段。他们的死，或者是无力再尽义务者以死了断无法忍受的痛苦，或者是用生命的代价换取最后一个完成义务的机会。小福子罹尽艰辛养家糊口，逼入娼门后所有的忍耐都不再有意义，于是上吊自尽；大鹰死得并非全无作用，带着以自己的头颅警醒猫兵的希望自杀……老舍写这些看重死亡的人首先必须具备看重生存的品格，生死相依，重生导致重死，死是生的最后环节；死加固重生，以有限之生顽强担负生命重量。所以，那些轻易向生命投降的人，老舍连舍身的荣耀都不会给他们，像林乃九，祈瑞丰等走到护城河边也会再走回来，他们没有胆子死，老舍也完全鄙视这种人。

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人类生死模式的选择，无疑受着某种文化背景的制约。中华民族长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生命观念在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现实人生固然重要，但“道义”比肉体生命更有价值，但孔子也有“未知生，焉知死”的教诲，对生孜孜以求，看重在有限的生命里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采取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我们五千年浸控在儒家文化中，按照儒家观念思考生命已成为集体无意识。老舍深受儒家这种“重生敬死”生死观的影响，他作品中的很多人物也都有这种特质。李景纯（《赵子曰》）单身匹马刺杀贺占元，即使知道势单力薄却一无反顾；小文（《四世同堂》）身为一个戏子，为了不沾惹日本人，每天在家自弹自唱却也在忍无可忍时将手中的桌椅砸向敌人，这些人或与敌人同归于尽，或选择自杀，但他们都是真正的舍生取义者，都以死完成了生命的最高任务，他们的死是重于泰山的死。

中国可以说是一个责任的民族，把自己的一生看作是一场责任，人生下来就欠了父母的情，要报父母的养育之恩。等到自己长大了，父母去世了，又要承担起自己家庭的责任。中国人一辈子就是责任，也正是这种无时不在的责任感让老舍深感生命的重要，无论多么艰难困苦，只要有一份责任在，我们都要活下去。老舍曾经无限感叹地说过：“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容易啊！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你须担当得起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你须有很大的勇气去背负它，还须有更大的勇气去批判它，矫正它，改善它。”可见老舍对责任的看重，也不难理解老舍重生的态度。

三

老舍安生重死的生死观对其作品和个人都有着重大影响。

我们在谈到老舍时想到的第一个词通常是幽默。但我们很少注意到即使他的小说用了幽默手法，所体现出的了不过是喜剧的外壳而深藏在里面的是悲剧的内核。可以说，老舍是个清醒的悲观者。《猫城记》写得天马行空甚至有些戏谑，我们在大笑猫国人对“迷叶”，“国魂”的崇拜以及猫国人生活的种种丑态的同时也深刻体会到一个爱国作家对祖国命运的深深忧虑。老舍是经历了各种苦难辛酸后淡看世事变幻的智者。他不认同猫国人那种生的方式，所以他宁愿让其中可敬重的人（如大鹰，小蝎）死去。《柳家大院》里的小媳妇生活的环境就是一场闹剧，我们痛恨造成这种结局的社会及深植于人们心中的落后愚昧的社会观念，所以老舍让小媳妇选择了自杀，既然生没有了任何意义时，死就是最好的解脱之道。

老舍的生死观形成于他的生命历程，在自己的生死观的指导下，老舍以特有的热诚与勤勉，做到了对事业负责，对良心负责，对生命负责，直到1966“”爆发，他发现自己再也无力对他所深爱着的一切负责。

老舍信奉基督教，基督教讲求博爱、宽恕、平等精神，也正是基督教这些精神强化了老舍温和的中年心态和幽默心态，让他对生命有着更达观热忱的态度，并同时使他的心理、形为都能做到忍从。他塑造的好人形象往往是个人奋斗者，他们看起来柔弱无力，实是顽强甚至壮伟的忍从。祁瑞宣、王利发等顽强的生之哲学从某一特定的意义上正反映了老舍忍从挣扎的强度。他积极参与国家救亡，把眼泪咽在肚子共赴国难，八年抗战，他忍辱负重，高举“文协”大旗艰难行进，为民族解放尽心尽力。老舍在如此多的磨难中都艰难着活着是因为他还有希望在心中――中国抗战必胜！

老舍最后的选择与他的生命观有深刻的关系。老舍先生在一篇叫做《痴人》的文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的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死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都看成仇敌，就是为了这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可以看出来，为了气节是可能丢弃生命的，他一生都是一个正直刚毅的人，坚持着文人的那点“气节”。当这样一位珍惜生命又重情重义的人说要自杀时，显然他认为有一件比死更重要的事占据了他的内心，那就是气节。他的死，带有舍生取义的意味，更有着“身谏”的象征含义。

一个人突然自杀，与他的经历肯定有关。在老舍恐怖的遭遇中，他的爱国主义受到无情嘲弄，对国家的热爱已无法为他受伤的心提供保护之所。另外，他的另一精神寄托――文学也因经受不住猛烈的摇动而坍塌。建国后，他改变了自己的写作路径，放下了自己擅长的现实的题材转向自己并不熟悉的历史题材，这是他的不得已之举。他亲历的对文化的残酷破坏。对文化人的丧心病狂的迫害让他对自己所从事的文学事业产生了彻底怀疑。当两种被他视作最重要的东西都没有了任何希望，生命也无所寄托，正常生活也不可能了，他能选择的就只有死。他的死是作家失去了生命价值依托，不愿苟活以死维护生命尊严的行为。

参考文献：

[1]王宜青.儿童视角的策略以及心理文化内涵.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2]老舍.参加郭沫若先生在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会感言.《老舍文集》第1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