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女性主义翻译观与冰心女性主义翻译视角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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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斯皮瓦克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出发，以女性主义的视角介入对后殖民主义翻译问题进行探讨，其女性主义思想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作为一位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翻译家，冰心颂扬母爱，歌颂女性本身的美丽和力量，凸显女性的伟大，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意识。
传统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机械转换。它赋予了原作与作者至高无上的地位。译者在中西方文化里都被喻为“仆人”、“奴隶”等。同样地，千百年来女性也是处于弱势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卑微地生存。甚至很多译者、翻译直接就被比作女性。中国学者郭沫若把翻译比作讨厌的“媒婆”；英国辞典编纂家及翻译家弗洛里欧(J.Florio)把翻译比作“女性”，因为他们都“有缺陷”(杨朝燕、丁艳雯，2007)。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一员，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翻译家们发现了传统观念关于女性与翻译的地位等同，同时赋予翻译和女性新的意义――翻译的译者主体性。女性主义理论从全新的视角阐述了翻译者的作用。斯皮瓦克作为女性主义翻译的代表人物，主张女性翻译的政治觉醒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反抗后殖民主义强权的文化压迫以及男权社会的精神压迫。冰心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从事翻译工作，她的翻译著作中也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的伟大和力量。
一、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翻译观
斯皮瓦克1942年生于加尔各答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斯皮瓦克的研究十分广泛，这主要得益于她个人丰富的生活和求学经历，一方面她有第三世界的背景和血统，另一方面她在西方接受了多年的高等教育(张建萍，赵宁2009)。这就使得她成为一个兼容东西方文化的大家。此外，由于斯皮瓦克来自第三世界的身份背景，使得她很关注第三世界妇女，她的批评也多是围绕女性而展开的。斯皮瓦克是在女性作家著写的前提下讨论翻译的，这样她就赋予译作和作品更深刻的政治意义。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can theSubaltern Speak?)中扩展了“属下／贱民”的涵义。“属下／贱民”原指农村劳动力和无产阶级，但斯皮瓦克认为“属下／贱民”尤其是指那些承受性别、种族、阶级多重压迫不能言说自己，失去自身主体性的女性群体，她们是承受双重权力话语，即白人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的压制而成为沉默的“他者”群体(许晓琴，2008)。对女性、译者和翻译的“他者”身份关注并且致力于改变这一身份一直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即识别、批判那些将女性又将翻译逐人社会和文学底层的概念，为此讨论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并试图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机构(Simon，1996)。斯皮瓦克(1993)基于逻辑性和逻辑系统“阅读即翻译”的观点肯定了被散落于边缘或者完全被忽视的“他者”。她(1993)认为，翻译允许将修辞系统纯粹的合理性的挪用，但必须被置于适当的位置，这样会使人赏心悦目，也才是真正的翻译。但在男性统治女性的社会里，性别歧视作为正常的秩序而被接受，这便是一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把修辞系统错误和不合理的挪用，甚至是忽视，这样的文本呈现于公众面前，修辞系统必然会对逻辑性产生颠覆作用，即要求“他者”现身。斯皮瓦克的观点是一种对于父权制度下文本的大胆而叛逆的翻译观点，却也是实现真正的翻译的前提(张建萍，赵宁，2009)。
斯皮瓦克从政治角度理解语言，她认为，语言在国际上的地位从来就是不平等的。她说：“当为数众多的女性主义者出于热忱，让母语不是英语的女性主义者发言时，采用多数人的语言――英语――似乎更为公正。然而对于第三世界不是说英语的人们来说，这多数人的法则到底是礼仪之法则，民主公平的法则，还是强权的法则昵……在别种语言大量译成英语时，民主的法则很有可能就会变成强权的法则。”(许晓琴，2008)权力一直是后殖民主义关注的焦点。斯皮瓦克将权力与翻译结合起来，扩大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研究空间。西方翻译史中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翻译过程，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藉着充满性别歧视的隐喻建构并强化着其间的权力等级秩序。
斯皮瓦克将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用于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将“属下不能发言”的政治理论运用到对文学文本的批判阅读之中。斯皮瓦克(1999)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大都以女性和女性文本为例，谈及女性是非真实的虚构性和想象性的“他者”，进而论及语言的“他者”形象。而虚构性和想象性的他者的地位背后是殖民统治权力的暴力。女性和翻译在这点上都有着同样的宿命。翻译中的殖民统治不仅体现在思想上，更体现在具体的策略中。比如过去对于殖民地或后殖民地国家的英语学生来说，学英语要尽量与英语为母语者一模一样。这对传统的翻译教育影响深刻，一度被捧为金科玉律。这在斯皮瓦克看来，单纯依照语言的逻辑要求进行的逐字翻译，缺乏对不同文化语言修辞的认识或摈弃异质语言的修辞系统，实际上是一种翻译的殖民主义。在其著的论文“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Three Woman’s Texts and ACritique of Imperialism)中，斯皮瓦克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立场重读文学经典，赋予文学经典全新的深刻含义。
二、冰心翻译作品中女性视角的表现
冰心，原名谢婉莹，今福建福州人士。冰心出生于一个温暖、富裕的家庭。由于优裕的家庭生活环境，父母的慈爱，姐弟的亲睦，使得冰心蕴育着满心的爱，再加上她的个人经历和所受教育等等因素的影响，她的作品一度把“爱”作为最高理想。在她的思想中也形成了用“爱”来融化人间苦痛、填补人际沟壑、感化邪恶、拯救社会的观念。这种被她自己称为“爱的哲学”的思想构成了她人道主义思想的内核，并且在其作品中有着强烈的表现。
冰心的译作虽然不多，但却有着深刻的含义。她的翻译中也体现了她坚持以女性独特魅力阐述原作的观点。鸦片战争后，受到西方的民权学说及男女平等观念的影响，冰心创作了很多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品。冰心的女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她“爱的哲学”影响。在她的作品中，她极力颂扬母爱，她抒写母爱的伟大与坚强，无私与深沉。并且，冰心奉行“新贤妻良母主义”。她认为一方面，女性应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力。另一方面，冰心强调女性对家庭的重要性(李梅，2006)。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冰心的女性意识对其翻译思想和实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冰心的译本可以看出，冰心独特的女性意识在其译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受其女性意识的影响，冰心在其翻译中极力颂扬女性，消除原文中的性别歧视，提高女性的家庭社会地位。此外，冰心还从女性本身的角度出发，认为女性应该发挥其作为区别于男性的女性作用。
三、二者的比较
斯皮瓦克通过对西方白人女性的文学文本所作的后殖民的解读和充满洞见的批评，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拓展了新的空间，也使后殖民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斯皮瓦克主要是从西方白人女性的著作出发，凸显语言的政治性，认为其是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压迫和侵略。斯皮瓦克的翻译理论比较具有激进性，是对于后殖民文化的一种有声的辩驳和反击。而由于“五四”时期觉醒的女性意识被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所冲淡，而且中国也没有西方那样独立的女权运动作背景，使得冰心的女性意识对其翻译的操作并没有西方女性主义译者那么激进。冰心采取的是温和的手法，以其独特的女性魅力赋予翻译能动性和主动性。本文主要以两段文学作品进行二者的比较。
传统的文学批评认为，《简爱》是一部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歌颂了主人公简爱的奋斗和自爱精神。斯皮瓦克却对作品有其独到的见解。她认为《简爱》是一部充斥着帝国主义理念的白人女权主义叙事文本。在她看来，19世纪英国文学所宣扬的个人主义、女权主义充斥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观念，它通常是对“贱民”妇女进行边缘化、非人化的处理。在《简爱》中对于疯女人梅森是这样描述的：
In the deep shade, at the farther end of theroom,a figure ran backwards and forwards. Whatit was, whether beast or human being, one couldnot, at the first sight. It groveled, seemingly, onall fours it snatched and growled like some strangewild animal:
but it was covered with clothing,and a quantity of dark, grizzled hair, wild as amane, hid its head and face."
在屋子的那一头，有一个身影在昏暗中来回跪着。那是什么?是野兽还是人?乍一看，看不清楚，它似乎在用四肢匍匐着，它像个什么奇怪的野兽似地爬行、嘶叫、抓扯、嚎叫着，像马鬃一般蓬乱的深灰色的头发遮住头和脸。
根据斯皮瓦克的理论对这一段译文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斯皮瓦克站在弱势的角度进行抗争。梅森是牙买加的克里奥人。斯皮瓦克指出，正是因为梅森的非西方性，在帝国主义话语场中才会被写成是“疯女人”，这段话用的都是动物性词汇，如grovel，snatch，growl这些词都是动物性的动作词汇，运用这些词语来描述一个非西方性女性本身就具有严重的帝国意识和种族偏见。在我们的翻译中，运用斯皮瓦克此方面的理论，可以把其译成中性偏男性的激进词汇，表达其内心的无比抗争，可以运用如嘶叫、咆哮、嚎叫等一类极端动作词汇表达当时主人公动作的狂野，而这种狂野只是因为她的非男性以及非西方性。
泰戈尔的作品历来被称为经典，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中文译本。冰心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对泰戈尔的翻译进行重新诠释。从她的译作中可以看出她充分理解泰戈尔的深层含义，同时还注入了女性元素，达到了原作和译作柔美的相互辉映。在冰心翻译的《吉檀迦利》中有这么一段：
I shall ever try to drive all evils away frommy heart and keep
my love in flower, knowing that thou hastthy seat in the inmost
shrine of my heart.
冰心：我要从我心中驱走一切的丑恶，使我的爱开花，因为我知道你在我的心宫深处安设了座位。
冰心是以纯女性视角对英文文本进行翻译，运用了大量的中文女性词汇，显示出女性独有的柔美和魅力。冰心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作品，从女性的角度来表达女性作家的情感，引起读者的共鸣。从冰心的译作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淡淡的美好。她的译作像是一位温和慈爱的长者向你把往事娓娓道来。从她简洁温和的翻译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母性。“使我的爱开花”、“安设了座位”，冰心没有用华丽的词藻来阐述原著，只用了朴实真挚的语言来阐述从内心散发的美好与柔情。
从以上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思想和冰心的女性意识确有异同。两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阐明女性主义翻译思想。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和后殖民主义政治紧密相连的，是激进的；而冰心则从译者本身出发，在原文的基础上赋予译本新的含义。如果说斯皮瓦克是西方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翻译批评的一朵火红玫瑰，冰心则是东方淡雅的茉莉，两者都以其独特的方式阐释了女性主义翻译风格。她们又都体现女性主义的意识，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女性主义文学文本的代表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