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的向度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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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解释基于理解，然而结构的断裂及言语本身的缺陷导致解释结果的多样化不可避免，解释的限度难以把握，“像作者那样理解作者”几乎成了不可能达到的维度。通过对“我思故我在”的解释――“一切从怀疑出发，思者可以怀疑一切，唯独不可怀疑的是正在进行思考的思维主体的存在”，看到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解释所打开的解释空间，同时尝试对笛卡尔的本真阐释做一种体验。

【关键词】解释；怀疑；思；存在

解释从何处开始？在解释之前先有理解或者解释本身就是理解？通常的“理解”总是意味着“我的”理解，“我”根据自身所占据的先在的真理进行符合论意义上的知与物的相合，或者，“理解”就是感性对对象的直观。“理解”还意味着从“信念”或“信仰”而来的肯定或否定，这里的“理解”不管“信念”如何荒诞或“信仰”如何冲突，理解的可能性仍然建基于符合论。如果“理解”原初地是“解――理”即“对理的解释”，理先于解释而存在是无可置疑的，问题是任何解释都是对理的符合或者扭曲吗？解释对理的符合可以是同一性的还原，如“像作者理解自己那样理解作者”，谁去“像”？――解释者，一个直观的事实是解释者不“是”作者，理解的同一性基础何在？在于向着同一性的理解的善良意志还是解释之还原所不可或缺的解释“经验”？同一性作为理解的目标保证不了理解本身的同一，还原自身所具有的差异如还原的层次、结果已经敞开了“像作者那样理解作者”的限度：同一作者对文本的解释都可能出现结构上的断裂或者层次上的置换，解释还必须面对语言本身的“说与显示”的差异。因而解释结果的多样化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未必就意味着任何解释都是扭曲，解释所要向着的“理”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不可解释――对于解释者来说，理是虚无的。

“解释”即言――说，对已经树立、固置的言的传和播，在言和说之间贯通的是道路，说者必须往返于其间的道路，甚至先知对神义的领受也不是一次性完成和兑现的。解释者行走于言――说的道路上，说可能是众说纷纭的，但言本身构成了说的界限――言统摄着说。正如文本的解释可以是作者和读者的对话游戏也可以是读者与作者共同进行的文本意义的建构――解构的符号差异化游戏，但游戏离不开游戏的场地――文本。文本的解释的多样化包括解释对文本的疏离并不能证明文本自身不具有意义的自足性（不是完满性），因而“让自身呈现”的还原性解释所打开的解释空间要宽广得多，这种解释所具有界限感总是揭示出解释的限度因而指向更丰富的意义空间。

解释的限度很难把握。“让……言说”的还原性解释如何能揭开众多解释附着于被解释者的“面纱”？众多解释之间的冲突和限度何在？解释之道路各自把我们引向了何处？我们尝试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出发，去呈现解释的向度与限度。

笛卡尔的哲学沉思怀疑一切并由此出发为哲学寻求新的不可动摇的支点――建基。怀疑一切但有个“我”在怀疑这一事实却是无可置疑的，没有“我”在，根本就不会有“怀疑”的发生，因而“我怀疑”直接呈现着“我在”。也就是说，“我思――我在”的存在论事实是直观着的。笛卡尔说即便“我”的思维不存在，但只要我做出判断说“我的思维不存在”也就证明了有一个“我”存在。同样，即便“我”被欺骗，也证明了有一个“我”存在，因为没有这个“我”，“欺骗我”这个行为就不可能发生。然而，“我”是什么呢？“我”发现“我”总是处于怀疑、判断、感觉、想象之中，但“我”对物的真正认识在于“我”的思维（理智）能力。“我”的本质就是“我思”。

海德格尔指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不是三段论，“我思之我”作为被表象者本身就是向着作为“我在之我”表象者而去的――我在表象活动中表象着的对象既包括外部存在者也包括内部的“我思”。“故”必须被删去，从而直接地就是“我思――我在”的共属一体，我在我思中。笛卡尔的“我”即一个在思维着的主体，主体与对象相对而立并在对对象的表象活动中把真理设定为“确信”。也就是说对象必须在“我思”中得到确认――笛卡尔说凡是我清楚明白地领会的东西都是真的。① 笛卡尔重新思考了真理与存在，这种思考是把“我”规定为一般主体而实现的。

海德格尔的解释把笛卡尔的沉思置入“思――在”的存在论境域从而揭示其形而上学本质，其解释还原的层面更多是笛卡尔主义而不是笛卡尔，原因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的“我”未必就是“一般主体”。笛卡尔沉思中内在的“缺口”也不是笛卡尔主义能够弥补的。海德格尔的解释当然打开了和笛卡尔对话的一种可能性，但这种对话的方式却未必是如他自己说的“让自身言说”。笛卡尔与笛卡尔主义当然处于关联之中，只是关联性是同一还是差异甚至以同一遮蔽差异却是值得追问的。海德格尔没有追问这一问题，或许他更多地是在笛卡尔的已思中去思笛卡尔的未思。

我们尝试回到笛卡尔，回到“我思故我在”的生成和显现。“我思故我在”这一结论的得出是从“我怀疑”开始的。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我不能怀疑有一个我在怀疑。“笛卡尔式翻转”在于在对怀疑对象的否定中肯定了怀疑这一行为以及怀疑者的存在。问题是：怀疑着的“我”与知道我在怀疑的“我”是同一的吗？“我”在怀疑之后的反思中才知道“我”怀疑了，这两个“我”之间先验地具有时间断口。② “我”的本质就是“我思”。但是，“我”因生存时间的无限可分而产生的缺口不能由有限的“我”来弥合：“我”在过去存在不能证明“我”现在一定存在，“我”现在存在也不能证明“我”将来一定存在。“我”的连续性同时就是随时中断的可能性。因此肯定有什么在不断创造、保存“我”的同一性。有限的“我”没有这个能力，使“我”的同一性得以持存的只能是无限的上帝。①而“上帝”这个观念是上帝在创造“我”的时候置入“我”的思维里的。上帝因“我”自知我的有限而在的，“我”因上帝的创造而持存。“我”的不完满意味着我是会犯错误的，错误的来源并不是上帝所授予“我”的理智和意志能力造成的，而在于“我”对这两种能力的运用。当“我”的意志把理智扩展到理智所不能理解的事物上去，错误就产生了。因而需要靠记忆保持思想的同一性以便对意志的任意性加以限制。

笛卡尔的“我思之我”即便如笛卡尔主义者多取向的本质上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但“我”的肉身性和上帝对“我”的限度的限制都显现出“我”不是“一般主体”。“我”不可能像一般主体那样永恒在场、持存。我们可以说笛卡尔转向了一般主体，但他远没有后来的解释者所追加的那种完满，而是留下了很多思想的“缺口”，这些缺口或被视作缺陷，但同时又作为“活口”不断涌出活力。

注释：

①（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②张志扬，陈家琪.形而上学的巴别塔[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