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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府治堵再出重拳,CBD及三环内主要商业区停车费大幅上调,增幅近五倍。一边是广大车主叫苦不迭,一边是政府积极主张并强力推行,这种矛盾和纠结似乎仍在延续。作为有车族,笔者也不愿意停车费上涨,但从公共利益出发,这又是无奈之举。
限购令主要限制的是市场增量,确保不让拥堵愈演愈烈,但此举无法对汽车存量的拥堵状况进行疏导,也无法有效调整出行结构。鉴于北京某些拥堵路段呈现特定区域结构性集中的特点,收取拥堵费尚不成熟,而停车费的上涨便成为治堵的另一种手段,这完全符合笔者去年的预测。拥堵地区停车费上涨符合大城市在汽车社会高速普及期内“鼓励购买但限制使用”的基本原则,即一方面城市居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积极购车,另一方面由于大城市道路资源的有效性,政府又要限制汽车出行。
北京正步入继伦敦、东京等国际化大都市的后尘,拥堵成为伴随汽车文明而来的毒瘤,侵害城市肌体的良性循环并阻滞人流和物流的高效运送。大量汽车出行意味着的不是交通效率的提升而是下降,汽车成为了交通拥堵以及由此给驾驶者带来焦躁心理的罪魁祸首。
停车费上调后,北京三环内相关路段的拥堵状况明显缓解。但依靠行政手段猛增停车费,必然会引来驾驶者的抱怨。借鉴日本东京治堵经验,笔者认为,停车费只是手段之一,还需要与其他措施并举,才能维持良好效果。
一是要积极发展公共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加强交通接驳的便利性和公共交通的舒适性。早在30年前,日本就开始了交通治理。日本东京人口与汽车保有量之比是1300∶523,每两至三人就拥有一辆车,东京市区的停车费为300日元/小时元(即24元人民币/小时),对照北京上涨后的停车费只高不低。而目前已有86%的东京市民选择了轨道交通,一方面由于道路拥堵及停车费的高昂,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其轨道交通的覆盖率较高,在东京任何一个地方15分钟之内都可以找到地铁口,为市民出行提供了便捷选择。笔者建议在北京四环与五环地铁的起始站建设大型免费停车场,为居住在郊区的市民提供可以方便接驳的停车设施,在北京轨道交通网络覆盖广度和密度有限的条件下,形成与公共交通、私人交通有效接驳。
二是将停车费纳入财政收入透明管理项目,用于公共交通相关设施的基础建设与相应服务上,做到取之于民并用之于民。
三是减少机关与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的比例。据了解,东京一万名公务员里只有10辆公车;在北京,大量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以及部队、驻京办车辆的存在使其经济杠杆作用十分有限,如不加以限制,则会导致对公务权力的放纵并挤压私家车出行的空间,不利于社会和谐。
笔者认为,停车费上涨短期内会改变车辆的出行结构,长期会对车市的销售结构形成影响。交通拥堵正在从工作日转向节假日,车的功能也正在从上下班代步转向休闲出行,这意味着汽车休闲化或将成为另一种趋势。而购车对象也开始从三厢车转向两厢车,SUV、CUV、MPV等具有显著休闲功能的汽车比例将获得大幅上升,而中规中矩的三厢轿车将逐渐走向边缘。
平时开车上下班的白领,由于停车费上调,更多选择搭乘地铁或公交车出行,意味着私家车的用途不再只是上下班的一般性出行工具,转而成为休闲、郊游、娱乐、购物等非常规路线的交通解决方案。随着时间上的转换及空间上的蔓延,堵车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汽车交通智能感应系统将会获得快速的发展与应用,汽车智能化时代正朝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