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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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文本中都有一个“我”，作为形象也各有所指。诗歌中的我，是一个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一般通过“我”来表现。比如戴望舒的《雨巷》，诗中的“我”就是抒情主人公，有别于诗人自己。诗中的我期待遇到一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用以表白一种渴望以及难以遣去的惆怅。小说中的我，多是充当一个叙述者的角色，即第一人称的叙述。比如鲁迅的《祝福》，小说中的“我”，既不同于鲁四老爷的冷酷，也不同于其他人的冷漠，而是对祥林嫂有一定的同情。“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笔调中充满反讽意味，大可表明“我”虽不迷信，却又无力改变现实，因而显得懒散。至于舒适，则不无一种精神压力的缓解。

而散文中的我，更多亲历的意味，大都通过“我”来剪辑观感的印象，包括一些细节及场景等。比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种种物象聚合成百草园的景致，无疑是作者童年时的乐园。就其在记忆里留下的印象来看，也可见当初感觉上的鲜明。至于进了三味书屋，在先生的指导下读书，那里虽也有个园，却不能畅意地玩了。然读书之事，在学生与先生之间又形成一个对照。当学生们的声音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先生还在大声地读。“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从心理感觉上，不无揶揄地写出先生读书时的投入，但仍是童心的观感。

散文中多由“我”来观感与叙事及抒情。比如沈从文的《老伴》，其故事就是一个旧日一起当兵的伙伴，爱上了一个绒线铺的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伙伴想当上尉副官的愿望没达成，但这个想法却实现了。而那女孩，还是《边城》中翠翠的原型之一。十七年后，作者再见到这个伙伴时，伙伴的女人没了，只留下一个女儿和他一起守着绒线铺，这女儿就宛若当年那女孩。整个事件就是这样，但作者并没有按情节的设计来展开，而是基于自己的观感印象，或者说由观感印象来选取细节或场景。文中开头这样写：“我平日想到泸溪县时，回忆中就浸透了摇船人催橹歌声，且被印象中一点儿小雨，仿佛把心也弄湿了。这地方在我生活史中占了一个位置，提起来真使我又痛苦又快乐。”接着导入回想，写与那个伙伴一起当兵的经历，仍是对风物人情多有记忆。“躺在尚有些微余热的泥土上，身贴大地，仰面向天，看尾部闪放宝蓝色光辉的萤火虫匆匆促促飞过头顶。沿河是细碎人语声，蒲扇拍打声，与烟杆剥剥的敲着船舷声。半夜后天空有流星曳了长长的光明下坠。滩声长流，如对历史有所陈诉埋怨。这一种夜景，实在是我终身不能忘掉的夜景！”这里写的都是作者眷恋着的，且那背景及相关人事是结合在一起的。

此次回访，到达泸溪县时已日落黄昏。“石头城恰当日落一方，雉堞与城楼皆为夕阳落处的黄天衬出明明朗朗的轮廓。每一个山头仍然镀上了金，满河是橹歌浮动，（就是那使我灵魂轻举永远赞美不尽的歌声！）我站在船头，思索到一件旧事，追忆及几个旧人。黄昏来临，开始占领了整个空间。远近船上炒菜落锅声音与小孩哭声杂然并陈。忽然间，城门边响了一声卖糖人的小锣，当……”风景如旧，但人事已非。当我寻到那家绒线铺时，虽意外地见到了那个伙伴，却感到不便打扰。“他们那份安于现状的神气，使我觉得若用我身分惊动了他，就真是我的罪过。”往回走时，作者心里颇为感慨。“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有点忧郁，有点寂寞。黑暗河面起了缥渺快乐的橹歌。河中心一只商船正想靠码头停泊。歌声在黑暗中流动，从歌声里我俨然彻悟了甚么。我明白我不应当翻阅历史，温习历史。在历史前面，谁人能够不感到惆怅？”作者此次回乡，特地雇了一条小船，正好一路打捞着记忆。许多现实的感触都可与记忆对照，但作为贯穿的线索，则是一种忧郁的情怀。小说里，作者多是称赞人性之美，但在散文中则不能回避现实的一面。现实是风物依旧，而人事凋敝不无困顿，二者交错而成忧郁情怀。整本《湘行散记》，表面上是以行踪为线索，但更为内在的仍旧是忧郁情怀。正是此种情怀串起一个个点来，如常德、桃源、鸭窠围、辰州、箱子岩及泸溪等，一直到作者的家乡凤凰，从而在文本上相连成一个既叙事又抒情的整体。沈从文的散文，或许是受了他的小说的影响，其中也有传奇。这传奇，就是故事性。但表现出来，故事大都仍只是一个框架，而着力于场景及细节的描绘。沈从文的作品中，有代表性的小说与散文，大都取材于故土湘西。但不同于小说中的虚构，散文中的叙事带有某种亲历的意味。

散文中的我，用巴金的话说就是“我的任何散文里都有我自己”。风格的形成，也是从我出发的。李健吾说：“风格就是一个人的一种偏爱，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就是个性。个性表现在文章里，就成了风格。”我，是基于个性的言说。汪曾祺在《散文应是精品》中说：“小说家的散文有什么特点？我看没有什么特点。一定要说，是有人物。小说是写人的，小说家在写散文的时候也总是想到人。即使是写游记，写习俗，乃至写草木虫鱼，也都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此中有人，不只是小说家的特长，也是整个文学的使命，只不过在表现上有所不同而已。就散文来说，这个“我”不同于小说中作为叙述者的“我”。作为叙述者的“我”，比起其他形象来，大都较为次要。但在散文中，这个“我”却是主要的。且这个“我”，最好还应是介于大我与小我之间的自我。散文不管写的是什么，都是不同程度地写着自我，这也可以说是散文写作最主要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