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群“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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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来到人生的转折点，在社会传统生活模式的压力之下，他们开始寻找自己，表达自己，思考未来。比起轻松上阵的85后、90后，他们“夹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夹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像极了一块三明治”。

他们通常受过高等教育，对自我和社会的反思，让他们开始以新的可能性来看待自己，并且愿意以一己之力温和地改变环境。现在，他们或勇敢地接受变化，或正行走在寻求变化的路上。他们不再是自我纠结的孤独者，他们是北京和上海正在集结的“中国三明治”。

在012年的最后一个周三，18位博雅小学的学生走进音乐教室时愣住了。他们闯进了一个图像森林，55张海报大小的照片，被细长的绳索从天花板垂落，教室背后的墙上贴满了明信片。这些正是他们曾拍下的瞬间。60天前，他们才拿到了人生第一台相机，60天后，他们拥有了自己的摄影展。

这是“中国三明治”网站发起的首个公益活动。一年前，给这所打工子弟学校开摄影课还是设想，现在，当孩子们在震惊后回复喧闹，中国三明治北京站负责人郑柯在一旁笑了。项目另一位核心志愿者吴远则并未到场，这天她已辞职离开北京，踏上计划已久的间隔年旅行。

“中国三明治”由媒体人李梓新创建，网站名称源自美国的“三明治一代”，指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2010年，《经济学人》对7000名亚洲人访谈后发现，20%年龄介于30至45岁的亚洲人属于这个群体。而李梓新发现，身边1975-1985年出生的人群，人生也正处于一种“夹心状态”。他说，这个群体夹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夹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夹在上司和下属之间，夹在都市与家乡之间，夹在自己与自己的挣扎之间，像极了一块三明治。

爱折腾

郑柯和吴远，2011年末加入“中国三明治”。当时的郑柯，供职于一家IT类技术媒体，却感觉越来越被艺术吸引。吴远在一家媒体做新闻图片编辑，正纠结着自己是否适合从事媒体这一行。

早先在西班牙度蜜月时，从事电脑行业近10年的郑柯，站在委拉斯开兹的油画《阿拉克涅的寓言》面前，强烈意识到心里那颗爱艺术的种子正在发芽。他慢慢生出了一个念头，想转型去做点和艺术有关的事。这一年，他33岁。

吴远在北京生活了7年，毕业于重点大学新闻系的她，发现教科书里的新闻业和现实差别巨大，复杂的环境，控的新闻，让她想改变社会的勇气在一点点退缩。身为家族骄傲的她被自我怀疑弄得疲惫不堪，渴望停下来，重新看一眼自己。这一年，她24岁。

中国年轻人的前20年，多半逃不过选拔式的教育体制。吴远在江苏一所重点中学读书的6年时间里，一直受到父母和学校的告诫：不要做无用的事。所以她放弃了自己喜爱的画画，一头扎进这种笔直清晰的生活中。可是，大学毕业后，当同学们在聚会时谈起房子车子老婆孩子，郑柯和吴远感觉到的是孤独。在20岁的开始就一眼望到未来，跳过一切无用但美好的东西，似乎直抵人生终点。

在“中国三明治”，他们终于遇到了同类。李梓新创建这个网站的初衷，是以写作记录这代人的生活状态。网站上线两年，采用熟人推荐的会员制，聚集了上海北京两地300多位会员，有从银行转去民间机构工作的小城青年，有希望在体制内推动社会进步的海归公务员，有年近30岁辞职去英国读书的媒体人，也有10年在5个城市生活过的旅行家。

吴远感觉这些人“爱折腾，但又有社会责任感”。李梓新认为，这群人通过努力基本能过上安稳的生活，但他们又不安心于此，“他们是第一代思考自己要过什么生活方式的中国人。”

行动者

网络上的聚集，渐渐变成了线下的聚会。先是聚餐、棒球活动，然后是三明治会员普遍关心的育儿养老经验分享沙龙，沙龙内容逐渐扩展到会员会感兴趣的一切：创业、如何面对改变、写作、舞蹈、古典音乐……2011年秋天，他们开始参与民间公益活动，为山区儿童募捐鸡蛋的暴走活动。到2011年的年末，李梓新出差至北京采访一位80后乡长时，发现了一个自己做公益的机会――给乡里的打工子弟学生上摄影课。

乡长推荐了博雅小学――北京少数几所得到政府支持的打工子弟小学之一。学校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打工子弟小学，被一片拆迁废墟包围，如同一个孤岛，1000多名学生中，99%的学生家长受教育程度不高于初中。

2012年5月，三明治网站发起募捐二手数码相机的活动。9月，他们通过众筹网站点名时间募得8000多元，用于将孩子们的照片印制成明信片、海报，制作纪念T恤和筹备摄影展。供职于媒体的吴远负责征集摄影师，最后和项目的另外两位核心志愿者郑柯、张帆商定人选，设计课程内容。

11月开始的每周三下午，他们都会带一位摄影师去给孩子们上课。学校从五六年级的学生里挑选了18个来上课，每当摄影师提到什么新方法，孩子们会立刻举起相机四处摁快门，挤在一起分享照片，忘了教室里还有老师。

8周的课程结束后，他们决定继续做下去。2013年1月的第三个周末，西直门外的一个咖啡馆。郑柯和张帆面向近10位北京的三明治会员，放着P P T和大家分享项目。围在咖啡桌边的有教育部门的年轻公务员、愿意提供义务咨询的律师、全职太太、广告公司的白领。郑柯介绍说4月之后，摄影师还会继续给这批孩子上课。

对于课程结束之后，是把这些二手相机回收，还是留给孩子让他们继续拍照，几位会员就利弊发表了不同意见。在三明治的活动中，类似的讨论是常有环节，有时候会达成共识，有时会和而不同。

做好自己

郑柯希望为这个摄影公益项目再找一些志愿者，但工作日的下午很难有人抽出空来。吴远之前在公司化管理的网站上班，并非每周都能找到借口提早溜走。有几次她露面时，累得有点摇摇晃晃――她上7点的早班，一整天像打仗一样坐在电脑前搜索新闻图片，4点下班后，多说一句话都觉得累。

大城市的生活并不如意，吴远时常会想念家乡小镇，而北京地铁人多到会踩坏鞋子，冬天的阴霾天会产生窒息感，40多平方米的旧公寓，她需要和人合租才供得起，房租最高时会占月收入的一半。郑柯也会感受到周遭因为现实种种冲突产生的暴戾之气，他曾一度怀疑暴力动荡的出现。

但和那些充满愤怒，整天在网络上骂骂咧咧的年轻人不同，三明治们的态度总是柔和的。

郑柯相信环境对人性有直接影响。他最近才读过《路西法效应》，一位心理学教授在斯坦福大学仿造了一个监狱，将大学生们随机分成狱卒和犯人，实验开始两三天后，已经出现残暴的狱卒和崩溃的犯人。这位心理学教授的结论是：人的善恶并非不可逾越，在一定的环境下，好人也会作恶。

“谩骂或愤怒，没有太大价值”，郑柯说：“因为社会变成这样，要经历很长的过程，变好也需要多一点时间，现在，我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在青年成就（JA中国）工作的张帆，也认同环境对人的影响巨大。JA有个持续了100多年的“学生公司”项目，为高中生开课讲授开公司的基本知识、创业的流程和方法，在比赛中胜出者就能得到实践平台。张帆在欧洲参与学生公司大赛时，明显感觉到欧洲高中生自我意识清晰，自信且创意十足。

这和整个社会环境对年轻人的重视以及平等态度分不开。在JA欧洲的一个活动上，欧盟教育委员会主席、微软（欧洲）C E O会挤在台下人群中倾听年轻人的想法，学生们随时走到他们面前，交流想法。

现在，这个项目在中国开展后，张帆看到年轻人的创新能力比数年前提高了许多。她希望年青一代是积极的，但她也不贪心，因为改变要一点点发生。她说：“我自己先尝试去做点事，影响一两个人，也许这一两个人还会再影响另外一两个人。”

自由的生活

在准备摄影展之前，吴远曾希望教自己摄影的老师帮忙挑选一些孩子的照片。老师问了她一个问题：你们最终目的是什么？在咖啡馆里和郑柯、张帆等几位志愿者讨论了一个下午后她才发现，最初说“让孩子们看到美”，多少有些居高临下的姿态，于是她的回答是：给孩子们多一种表达方式。

短短几堂课，孩子们的变化让吴远惊讶。第一堂课，摄影师问孩子们想拍什么，孩子们回答：国旗、写着“党旗飘飘”几个字的黑板报，或者是老师的办公室。吴远说，他们会试探你要什么，想给你一个正确答案。Lens的女摄影师马婧告诉孩子，照片没有对错。

第三堂课结束，马婧留给孩子的作业是拍“最想去的地方”。一个五年级的男孩交来一张对焦模糊的照片，里面是一个男孩趴在教室地上，男孩说，他在看地狱，地狱和天堂是我最想去的地方。

马婧送给孩子们人手一张明信片，背后写着“过你所喜爱的、自由的生活”。这对成年人来说并不容易。望着正步入老年期的父母，郑柯会时常考虑他们的养老问题，甚至自己的养老问题。刚辞职的吴远不敢告诉父母，自己在2012年成功申请到的新西兰政府奖学金项目，其实是在新西兰农场当半年农民。

李梓新鼓励三明治会员，找自己感兴趣的人做访谈，写成文字在网站分享。想创业的设计师去采访业内前辈，爱旅行的人去采访从投行辞职周游世界一年的夫妇。这些人会谈到改变来临时的焦虑、痛苦和艰辛，也会谈到改变来临后的快乐和自我满足。

2012年秋天，三明治在上海做了一场音乐家见面会。一位会员问那位20多岁从华尔街辞职、改行做职业音乐家的大提琴手：“在你这个年纪还想改行，会担心比不上年轻人吗？”大提琴手轻声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作为艺术家，我每天学到一点别人的长处，又保持了自己的特点，就已满足。”

这些平静的声音给人以勇气。目前郑柯已从公司辞职，在当自由撰稿人的同时，翻译着英文版的《如何解读西方绘画》，他没有找出版公司，只在微博上制作成微刊，厚厚的一本书，已经翻译完80%。吴远待在越南的一个小城，每天看着日落日出，对随处可见的独自旅行的中国高中生惊叹不已。

加入三明治之前，他们已经有了改变之念，现在，当看到那么多同龄人已经历的，或正准备经历的改变时，他们更清晰无论未来的路通向哪里，或许会遇上歧路或死路，但他们都愿意去走一下。

（吴远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