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博物馆,一个城市的精致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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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讲，澳门虽然只是个小地方，但在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土壤，还是会给人以“形似浅而不知深”、“实地小而感觉大”的印象。毕竟澳门只是身处祖国边隅而并非远离大陆的小岛，所以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浸染下，澳门也是一个亮点，尤其是这里的民俗博物馆，使这个亮点更为闪烁，也更令人感到神秘。

澳门博物馆并未自命为民俗博物馆，只是它给我的印象是这样，因为澳门的历史跟整个中华文明的底蕴是无法等同相比的。所以当一个像我这样的职业摄影师走进这座博物馆时，一种时光倒流、中西文化交汇近在眼前的切身感油然而生。不过也令我立刻感觉到，这里的拍摄环境如果在没有辅助光源的配合下，明显偏暗，照出来的效果或许会色彩还原不足，但既然来了，照片当然是一定要拍的，而且要拍好。除了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最早地点，澳门还是西方近代摄影术进入中国的引桥；它也是中国了解西方，西方了解中国，为双方搭起语言文化和贸易桥梁的首席之地，当时的香港和广州沙面还不被西洋人所知。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统治者的桌上别说是地球仪望远镜之类的东西，就是对那几个早已在海洋上称王称霸的西方列强国家，也还没有统一的译名，光早期与中国交往较多的北欧国家丹麦就有五六个名称，其中“丹马儿国”听起来尤其令人好笑。那时欧洲的位置与名称，盖出自于澳门的天主教传教士之口。这些人堪称是最早的中国通，中西往来的文件和交往规则，都先由他们翻译，翻译成啥样就是啥样，连个最基本的参照都没有，更别说像字典这类的工具书了。博物馆展出的相关历史文件，这样的印记屡见不鲜。不过根据介绍，这在当时都不是大问题，因为中国的皇权统治者除极有限的几个外，大多对外国事物与文化都不感兴趣，甚至海外贸易也是可有可无，中国地大物博，没有它们，照样过得有滋有味。

反之，从澳门博物馆的一些相关陈列中不难看出，此前欧洲的野心家也好，唯利是图的商人也罢，对中国的兴趣和了解已相当成熟。当时欧洲正因海上贸易的崛起而掀起一阵中国热，带头的是当时的海上贸易强国英国、西班牙和荷兰，以及北欧的丹麦。它们都对海洋有着特殊的感情。虽然平民百姓难以享受海上贸易带来的实惠，但豪门贵族却已从中领略到令人目不暇接的异国情调。他们最喜欢的是产自中国的瓷器，由丹麦创办的怡和洋行捷足先登，很早就从中国进口瓷器销往欧洲。这些瓷器被称为外销瓷，但还不属于定制和仿制，它们是百分百的明早期瓷器。在澳门博物馆里，它们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此前也见过不少明代瓷器，不过比较之下，澳门博物馆里的明代瓷器无论从外观还是花纹样式，都堪称精品。因为我是学历史的，所以对凡与历史相关的东西都具有浓厚兴趣。我深知，就人类的优点而言，显然不可能都集中在一个民族身上，古代欧洲人尽管善于制造金属玻璃器具，却一直不掌握如何烧制高质量瓷器的要诀。澳门本地虽然在中国瓷器史上的地位几近于零，但它却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开展瓷器贸易的第一口岸，很值得仔细观赏，认真拍摄。

一方面通过实地观赏博物馆里的展品，另一方面通过介绍，我得知，东西方间的艺术对话和交流，远不仅只体现在瓷器上，诸如丝绸、画作、珍珠贝、首饰、草药、香料、木器家具和漆器，都是中国形象的代言。总之，外国人对来自中国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久而久之，熟谙经营之道的商人根据欧洲和北美的用户喜好定制原产自中国的商品，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家里就有一些这样的瓷制餐具。继而西方的手工艺人或工厂也逐渐仿制中国的产品，其中葡萄牙瓷器业16世纪末至19世纪初仿制的瓷器是此类仿制品中的珍品，在澳门博物馆中多有展示。此外，蜘蛛纹样碟子及绘有精细图案的瓶子和药房容器，无不具有陶器的硬朗和艺术品的美感，在通体的描画上，作者极力模仿明朝青瓷的形状和图案，足以以假乱真。这类藏品在澳门博物馆有着它特殊的涵义，当时交通不便，从生产地运到澳门需要长途跋涉，途中历尽艰辛，再从这里远渡重洋，最终到达欧洲和北美，其空间跨度堪称壮举。今天它们中的一小部分，静静地摆放在玻璃柜内供我静心拍摄，尽管拍摄环境不尽人意，但也应该知足了。在艺术品的造型上，国人重象征，西人重写实，这是自古形成的定式，所以这里展出的外销瓷通常以人物造型居多，色彩也更加艳丽，令我眼界大开。

在其他相关陈列里，一个传教士使用过的书架上摆着带有欧洲人物形象的景泰蓝盘子，艳丽的色彩表明这是一件中西合璧的典型；一柄病人送药入口的茶壶当下的确已很少见了；一个葡萄牙19世纪制造的盘子，看上去极为接近中国的同类产品，说明外国人在学习东方人的优点上，是毫不掩饰的。一对乾隆时期的青瓷茶杯，在中国人眼里或许很一般，但一定是因为当初由一个喜欢中国瓷器的外国人所拥有，所以被精心保留到今天。通过拍摄澳门博物馆的实景，我发现博物馆的陈列手法新颖，不拘一格，既有庄重典雅的一面，也有活跃灵动的构思，真可谓庙不大却机关多，可惜拍摄环境对于摄影师来讲不太理想，地域狭小难以展开，再就是光线，不像我曾经去过的大多数博物馆，由于展览空间大，所以光线通透，容易把握。在博物馆拍照通常限制较多，对外来的摄影师除非极个别的，不会特别开恩。摄影师要想在陌生的博物馆环境中拍好照片，单凭运气很难获得满意的效果，重要的是因地制宜，借场发挥，化解不利因素，把相机的功能和以往积累的拍摄经验发挥到极致。

澳门博物馆的位置建在大炮台上，毗邻大三巴遗址，这个特殊的位置成为我们后代见证两种文化交融，以及凭古抒怀，追昔抚今，提供了一个不是胜地有似胜地的好位置，这在澳门寸土寸金的地方是非常难得的。博物馆内部建筑由一个历史核心：遗址、神学院和炮台及澳门人至今仍记忆犹新的一个古老市镇空间组成。在我看来，这组建筑的整体价值，已不亚于博物馆内部的陈列。世界上许多博物馆是新瓶装旧酒，但澳门博物馆给人的印象则是“旧瓶装旧酒”，里外都是文物。博物馆的房子虽然是旧的样式，但维护却非常好，加上整个的环境设计，浑然一体，非常搭调，毫无唐突做作以假乱真之感；博物馆大有大的气势宏伟，小有小的玲珑可爱，澳门博物馆当属后者。此外就博物馆的建筑风格而言，好的博物馆应该首先在外观上就先声夺人，把参观者的兴趣调动起来，就这一点而言，澳门博物馆已经做到了。澳门博物馆的可取之处还不仅仅只在于它的外观和内部陈列，它在博物馆学方面采用了新的主题分类，并采纳了由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建筑师等高级技术人员组成的一个多学科小组提出的更为广泛的遗产概念。据介绍，该小组的协调人是工程师马锦途，他也是本工程的设计师和负责人。博物馆施工于1996年始，先后建了两座不同的楼宇：坐落在大炮台内的博物馆大楼，以及坐落在北山坡的行政大楼，还有一块平台与博物馆内部、咖啡座和商店连接在一起，里里外外都是摄影师的猎景之地。为了参观的便捷和尽可能利用有限的时间，沿大三巴斜巷与电动扶梯间的一条步行道可来到上述平台，沿线可尽览石灰遗址，原耶稣会神学院的“二号走廊”通道亦通向上述平台。平台即可通向博物馆，通过一个配备电动扶梯的隧道，从炮台的坚硬围墙下部穿越，到达博物馆入口处的宽敞庭院。由此进入博物馆一层楼，这个展区向观众介绍澳门的起源概况，从新石器时期至17世纪，澳门就是在17世纪达致鼎盛时期，成为欧洲和东方间的重要港口。博物馆大楼由三层组成，两层地下，第三层建在地面上，让人觉得这不是堡垒却形似堡垒，这是令人感到新奇的主要特色。

作为一个在国家博物馆工作的职业摄影人，到了一家陌生的博物馆，如果只会摆弄手中的相机，而不善于了解该博物馆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显然是不够职业化的。通过拍摄，我进一步了解到，澳门是欧洲450年前在中国设立的古老立足点，她在漫长的岁月里目睹了各种建筑风格的变迁更迭和交融。1592年出生在米兰的罗雅各神父于1622年到达澳门，之后，他和汤若望神父一起前往北京，以便继续由于邓玉函去世而没有完成的历法修改工作。大概是罗雅各把对数介绍到了中国，他还写作了许多主要是科学题材的汉语文章，涉及的主要是计算，其中一篇介绍了伽利略比例的圆规。这一圆规理论的拉丁语文本是金尼阁神父带到中国的书本之一。伽利略的著述之所以被迅速地介绍和翻译并非偶然：这位比萨科学家的研究涉及到西方科学的最新发现，他提出了前卫的理论并发现了新的仪器，几何和军事圆规就是由伽利略发明的，他把它和介绍其多种用途的《论文》一起交给了托斯卡纳的大公科斯莫德美第奇二世。相比较计算尺、比例规、计算火炮倾斜度的军事仪器，伽利略圆规是当时科技领域中一项货真价实的发明，它有资格代表西方科学家的最新成果，在澳门博物馆中也能见到它的近似物。1592年出生于科隆的汤若望主要负责中国历法的改革，他常常要面对中国学者、甚至传教士同事激烈的科学质疑。他是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尤其是伽利略和开普勒理论的主要人物。1666年他在北京去世，澳门博物馆里也有他的著作摹本展出。

澳门博物馆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它的整体建筑形式，结构精巧，功能性强，不失为博物馆建筑中的一个杰作，它在城市建筑的共融性和影响力方面为后人留下了一笔财富。中国中正而宏伟的皇家建筑自明清以来都集中在中国的北方，而早年跟洋人打交道多的却是地处南方的一些中小城市，外国人难以进入到中国皇家腹地，所以他们对中国建筑的了解有限，同时中国对外国的相应建筑也所知甚少。澳门博物馆虽然不大，但属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从里到外，给人留下置身难忘的印象，如果把它比喻成一张名片的话，应该是属于非常精致的一种，如果再进一步说，澳门博物馆的精妙之处，光凭有限的照片和文字是难以表达的，这不可不说是一点小小的遗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