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趋势下新闻学教育的解构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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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闻学教育与传媒行业之间的人才供需矛盾是一个长期被关注的话题，传媒行业进入融合时代之后这一矛盾再次显现。本文从媒介融合带来的媒介格局改变出发，认为传媒行业对专业人才需求的调整是适应媒介格局的改变的一种举措。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教育如何在确保此前对新闻业务能力培养优势的基础上尽快适应传媒行业对人才的新需求呢？通过分析支撑传媒行业的专业知识结构，为新闻学教育体系内部的知识结构调整提供参照，以此为基础构建培养体系内的专业知识结构。
关键词：媒介融合；人才需求；新闻学教育；知识结构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013-03
一、契机，在融合时代
如果一定要给“媒介融合”找到一个概念上的开始，多数学者不会绕开1978年尼葛洛庞蒂在阐释计算机产业、出版印刷产业和广播电影三大产业发展趋向时，使用的三个相互交叉的圆环。这位聪明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或许不会诧异于他的麻省理工同仁政治学教授普尔，在1983年提出的“模式的融合模糊了媒介之间界限”的学说。时隔30年之后，当“媒介融合”已经从一个概念层面演进为一场以“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和电信网”三大传播网络深刻整合的变革浪潮时，关于时间和概念的讨论早已经让位于在这场伟大变革中洞察、探寻和求索的更为务实的研究。即使是最敏锐的新闻教育家也不可能在瞬息间将培养体系调整的如此灵活，以即时适应传媒领域的多变。事实上，新闻学教育本身发展至今，已经是一套完备的系统。或许正因为如此，当进入这个培养系统的学生抛开如此众多新闻学专业最初设立的初衷如何，而仍旧视就业为首要的时候，新闻教育系统的专业人才供给与传媒行业专业人才需求的契合是一个潜在要求。值得深思的是，上述要求却一度被认定为是新闻学教育的发展至现阶段的一大困境。一如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何梓华的说法：“新闻媒体需要的，高校供不上；新闻媒体不怎么需要，高校却在大量培养。”重要的是，传媒行业人才供需的不契合究竟体现在哪里，以媒介融合为背景在分别审视传媒行业与新闻教育系统之后，或许会有更为准确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被这个困局一度袭扰的新闻教育学者，破局契机或许就在这个悄然展露的伟大时代里。
二、格局之变与结构整合
一个不应被忽略的研究逻辑是，媒介融合直接影响和改变的其实是传媒本身，而对机构从业人员需求结构的调整在相当程度上是传媒为了在上述影响和改变中存续和发展而做出的回应。在最初的起点上，融合给传媒带来的影响最为显著的是重新构建了传媒行业的格局：电视机不再是唯一的视听终端、手机不再是简单的电话工具、电脑不再是互联网专属的物质载体。当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和电信网络整合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终端上的时候，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传媒变革。在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W”模式的框架里，融合时代的传播者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机构，甚至涵盖了社会个体，这使得“新闻生产的权力结构正在去中心化”；传播渠道技术壁垒的突破，让受众在一个手持的终端上就可以轻松地获取和方便地反馈；传播内容也因为平台的扩展而涵盖了图文音画；即时反馈和信息共享的实现模糊了受众和传播者之间的界限。所有这些，站在传媒行业的角度看，是如此的值得敬畏。新知识体系中的整合包括：传播与营销的整合、传播渠道技术优势与符号优势的整合、传播学中的大众传媒与管理学中经济实体的整合、传播学中的受众与经济学中的消费者的整合、新闻学中的新闻内容与营销学中的产品的整合、新闻学中的发行与营销学中的渠道的整合等。反观教育系统和传媒行业的中间环节，传媒市场出现的人才结构性供需失衡，实际上就是上述知识体系整合尚未在新闻学教育环节实现之前的阵痛。在新媒体浪潮的席卷之势出现之前，传媒经济的兴盛令传播媒介对专业人才产生了新的需求。彼时，新闻传播业界需要的人才可以概括为三种，第一种既能跑动又有学问；第二种既会管版面或节目，又会管人；第三种既懂新闻业务又懂经营。如果将新媒体崛起和媒介融合加入考量，今天的传播媒介对人才的需求至少可以在原有的新闻学专业素养基础上加上多媒体整合的内容生产和营销能力。单从这一点来说，现阶段的新闻学教育尚需要进行培养系统内的相关调整才能达成这一人才需求。
三、体系内的重构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当话题进入新闻学教育培养体系时，新闻学教育者的坚持与传媒行业的期许之间依旧不能契合。中国传媒大学的刘宏在讲到新闻专业的培养目标时曾经说过，新闻教育应该培养的是能够发现新闻并且坚持把它们写出来的记者。上海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吴信训曾经在一次媒体访谈中说，中国新闻的教育最应该加强两点：一点是对新闻职业精神的培养、一点是对新闻专业能力的培养。中肯地说，学者们从就教育本身的专业性而提出的设想以及基于这种设想而搭建的培养体系，具有其严谨性。值得思考的是，在这样的体系之下培养出的专业人才，得到的来自传媒行业的评价却并不令人乐观。具有代表性的说法认为新闻专业毕业生是“只知道课本上的理论，不了解现实的媒体运作”。从培养体系内部审看，在一个知识构架的层面上，基于传播学的新闻学专业常常被构架成这样的体系。
上述来自传媒行业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这个体系构架中得到解释。从图表看，新闻学方面，其理论体系是较为完备的，而与之配套的应用课程在国内众多的高校都以“如何写好和制作新闻”作为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样的体系内，专业人才的培养定位在作为传播内容的“新闻”的生产环节——即便是将“网络新闻”增加进课程序列的高校，其要旨也在于“如何采写网络新闻”。就一个更大概念的传播行业来说，新闻内容的生产环节不管如何根本和重要，也不可能容纳全国超过800个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才供给。在传播学层面，呈现出同样的特点，而且，其应用性课程类目更为繁杂。在传播学底下，广告、公共关系、编辑出版一类的学科，在众多高校被设立成与新闻学平行的学科各自有比较完备的体系。但同属传播学类目下的新闻学、广告学等学科而言，在“媒介”这个具有平台的领域内，有难以理清的交集。一个较为明显的表征是，媒介管理类、新媒体类等课程依旧没有被以很好的结构归拢于其中的任何一个类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点恰巧正是传媒行业与新闻教育尚未达成平衡的地方。事实是，对于传媒行业来说，媒介本身的管理、运营、营销、多媒体融合与新闻内容生产这一环节同样重要。当这种重要性放置在一个不平衡的供需构架中的时候，它看上去是显著而突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传播学的新闻学教育如何与传媒行业达成供需均衡？调整新闻学培养体系内的知识结构是一个重要答案——至少是答案的一个重要构成。在对上述图表的分析基础上，这些调整在方向上是明确的：不对原有较为完备的新闻学教育培养体系做根本性改变，而是在应用层面上加入涉及到“媒介”环节的更多非新闻专业知识。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知识以怎样的形式加入到原有知识构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