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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减出幸福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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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减负”变成学校不得不想办法应付的一个又一个的检查,这本身就是折磨人的巨大的负担,所以,减去对学校多余的检查,给学校松绑,让师生多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这或许是避免“减负”误入歧途的根本前提。

这个学期,女儿就读的学校开展“减负增效提质”的教学改革活动,据说,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提高课堂效率,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

记得十年前,我还是老家中学教师的时候,教育主管部门也大搞“减负”活动。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减负”活动我就记住了两件事情。

一是每天清晨,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带着从各校抽调的检查组,突击性地守在一些学校大门口,摆上电子秤,凡学生书包超过规定重量的,一一登记,然后工作组统计出百分率,排名次,全县通报。某小学在评比中屡得第一,检查组决定蹲点检查后推为先进单位。这天上午,检查人员提起一女生书包,甚重,一称,大大超标,检查人员脸一沉说,怎么书包这么重啊。旁边的校长如临大敌,脸色煞白。没想到,该女生笑靥如花,给检查人员鞠躬问好后,答日,书包里放衣服、雨伞和球拍,当然重了。检查人员点点头说,原来如此啊,这个可以不算。校长如释重负,一脸灿然。

事后,校长了解得知,该女生系六年级某班班长,当天她的书包压根没有衣服之类的东西。

受此启发,校长遂在行政会上布置,各个班主任需教会学生随机应变,万一书包被称出超重,应掌握一二三四的应对策略。

这个女生的“先进事迹”不胫而走,演变为各校应对检查的奇招。当有幸成为这个女生的班主任时,“减负”活动早已偃旗息鼓,县里每年都让抽考平均分倒数第一的老师到教育局的学习班“深造”,我呢,则为是否让该女生担任班干部伤透了脑筋。

另一件事情是,为了坚决贯彻“减负”精神,教育主管部门出台文件,重新确定上下午的放学时间,并严格规定,若放学十分钟后,学校还留有学生的,一律取消参评减负先进校的资格。记得当年上午放学时间规定为10:50,很多家长因此叫苦连天,而每当一放学,教师则像进村的鬼子,恶狠狠地到教室“扫荡”。清空后的校园,一时间变得无比寂静。教师办公室不时传出笑声,此刻,教师们大都聚在一起泡茶聊天,等待检查组的到来。

现在回头反思这两件事情,深味其荒诞后,空余一腔悲凉。

去年春节回老家,老师们又告诉我一出新的闹剧。

全县领导率领教师前往江苏洋思中学、山东杜郎口中学参观学习,回来后表示再无退路,必须大搞教学改革,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于是一份又一份文件下达,一个又一个检查组到校突击听课检查。他们学习来的精髓是“10+35”的课堂时间模式,即在课堂上,老师讲课不得超过10分钟,学生讨论学习、自我展示不得少于35分钟。以前一节课敲一次钟,现在改为一节课敲两次钟,即上课十分钟后,钟声响起,老师必须结束讲解,凡此时老师还在讲解的,就是不合格的课,一旦被检查组发现,第一次是批评教育,第二次要写检讨反思,第三次则需停课深刻反思了。

听罢,那每节课十分钟后敲响的钟声仿佛烙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当“减负”变成学校不得不想办法应付的一个又一个的检查,这本身就是折磨人的巨大的负担,所以,减去对学校多余的检查,给学校松绑,让师生多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这或许是避免“减负”误入歧途的根本前提。

减轻课业负担,我们需要重视并厘清两个基本前提,否则,“减负”有可能成为毫无意义的伪命题。

第一个前提,我们必须承认,任何学习必然带来一定的课业负担(压力),当然,这个负担对于学生是必需的,也是合适的,它是学生知识习得的重要手段之一,即所谓“减负”,是减去孩子过重的、不必要的课业负担,而非式地从一个极端(繁重的课业负担)到另一个极端(盲目力倡“零负担”)。

第二个前提,“减负”必须尊重“个体差异”,同样的课业负担,对有些学生可能是刚刚好,恰到好处,而对有些学生则可能是很大的负担,难以完全消化,相反,对有些学生可能一点负担都没有,甚至还有可能处于“吃不饱”的“饥饿”状态。

在当下应试教育盛行的中国,那些“吃不饱”的学生往往得不到很好的引导和发展,因为教师认为他们已无提高分数的空间,多“补”无益。其实,那些“吃不饱”的学生只要点燃他们的兴趣,教会他们自学的能力,极有可能释放出无穷的潜力和创造力。

近日,来自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华裔女科学家马中佩带领研究小组花费四年时间,观测到人类迄今为止所知宇宙最大两个黑洞,为人类揭开黑洞的神秘面纱提供了更多可靠的数据和依据。马中佩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谈及小时候的学习,她非常感谢父母和老师对她的成全。

她从小就喜欢想一些自然方面的大问题,对探索星空充满热情,九岁的她曾经为了观测月全食半夜不睡觉,父母不但未阻拦,还拿着毯子上楼陪她一起观看。读小学的时候,她对数学非常有兴趣,很想学新的东西,不管老师教什么新的东西,她都很快能学会,为了“解渴”,她自己到处找书读。在音乐方面,她也曾被视为天才儿童,四岁开始学小提琴,十六岁时获得台湾青少年小提琴大赛冠军,十二三岁的时候,她把兴趣转移到应用数学和物理上,她的父母发现她对数学、物理方面有兴趣以后,没有任何的反对或负面的说法,没有说女孩子念数学天文的少,或者有多深奥多难念,就让她自然地发展。

马中佩无疑是属于“吃不饱”的学生,幸运的是,她的好奇心和兴趣从未遭到破坏。

关于第二个前提,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同样的课业负担,对于同一个体,在他们生命的不同阶段,负担的有无、大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点,理论上大家容易达成共识,现实的实践上则往往忽略,甚至有时候还会干出蠢事,这种教育上的悖论,中外皆然,不信,你试着猜猜以下三个孩子分别是谁。

第一个,4岁才会说话,7岁才会写字,老师对他的评语是:“反应迟钝,思维不合逻辑,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曾遭遇过退学的命运。

第二个,曾被父亲抱怨是,在众人眼里,也是毫无前途的学生,考了三次艺术学院,都以挫败告终,他叔叔曾绝望地说:“孺子不可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