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的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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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北京回家乡，中午抽空打电话问候我友。我友说太好了，你赶紧到理想乳猪来吧。理想乳猪是一家酒楼的名字，语义比较模糊，不知说的是人的理想还是猪的理想。
我赶到时，包房里仅我友一人，围碟和酒水已上桌，空调嘶嘶送爽，室内充盈着一种令人跃跃欲试的餐前气氛。我友是警察，做东。主客也在警方上班，不是本地警方，是外省警方，刚在我们这儿捕了人，吃完饭就押人回去。
我说：“我在场，方便吗?”
我友说：“有什么不方便的?多一个人多双筷子。”说着话主客已登堂入室，共四人，均为男性，着便衣，面容端庄，步态沉稳。
我友含笑，请其中一个尊称田队的汉子坐上席。
田队是爽快人，不爱谦虚，一屁股就坐下，坐下没一会儿，又站起来。别人见状，不觉异常，也跟着起立。中国酒席的开头，主客双方呼呼啦啦，总得站起来好几回，既是一种礼貌行为，顺便把热身活动也给做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尊卑，大家都走这个程序。
只有一人没起立，那人穿一件灰色衬衫，是警察中最年轻的一个，坐的位置却重要，仅次于田队。
田队喝了半杯啤酒，说了些热情话，坐下。我友给田队夹了一片烤乳猪，田队没吃，反而给身旁没起立的灰衣小伙儿夹了一片，蘸点儿调料，送到小伙儿盘中，说：“你尝尝。”小伙儿就尝尝，两腮一动一动，无须，无粉刺。
大家第二次起立祝酒的时候，小伙儿仍端坐一旁，没事人似的。
田队干了杯中酒，坐下。我友敬他一支烟，替他点燃。他侧身，也给小伙儿一支烟，咔嗒一按打火机，弄出一朵火苗。打火机造型高级，火苗也高级，是绿色的，翡翠般耀眼。
小伙儿不去凑火，让火凑他。一只手夹烟，另一只手并不上前配合做礼仪性挡风动作，而是垂于桌下。我的位置在小伙儿对面，隔着一桌酒菜，无法看清那只手在干什么。
大家把盏闲聊，没聊警察业务，机密事宜，聊的是腐败和中国人什么都敢吃，因此我也能插上话。插了几回，跟田队他们便弄得很熟，田队甚至表示，将来到了他的地面，有什么事尽管说，不要客气。
田队跟我友相识多年，此次饭局，属私人交往性质，与公干无关。
灰衣小伙儿不插话，谁说也不插，而且不吃菜，不喝酒，只是默默听着。
我看着不过瘾，就仗着酒劲，友好挑衅说：“今天在座的，你们都是警，就我一个民，咱们警民之间，可别打酒官司。来，咱俩干一杯。”
小伙儿有点慌，但仍不起立，低声说：“大哥，我也是民。”
“那好啊，”我顺口说，“咱们两个民，一起敬警察一杯，让他们好好保护咱俩。”
小伙儿显得很为难，结结巴巴说：“我是民，但我不是，我是……”
这时，田队一反先前客客气气的神态，粗声命令小伙儿说：“叫你喝，你就喝!”
田队的脸和脖子略微发红，他把外衣脱掉，两条胳膊从背心里钻出来，腋毛多，肉也多，但很实成，不囊。
我友也说：“喝一杯吧，进去之后，少说三年喝不成。”
进去?什么叫进去?往哪里进?我一下子没主意了。
小伙儿不再推让，端起杯，一饮而尽。
我含含糊糊说了个“好”字，喝干酒，讪讪地坐下。
我友悄悄跟我说，小伙儿他并不是警察，而是逃犯，警察捕的就是他，下岗工人，在田队那个城市当厨师，酒后犯事，潜回老家没几天，就被逮着了，捉拿归案。
我当年在家乡，也在工厂干过，于是问，小伙儿是哪个厂的。
我友说不知道，说完，轻移转盘，把一碟酱焖鲫鱼转到小伙儿跟前：“吃吧，我们也算有缘，要不是田队，咱俩虽是老乡，也不能在这个桌上见面。”
“谢谢领导。”小伙儿谦卑地说。从外表看，他蔫叽叽的，一点也不像犯了事的人，当然，也不像一身正气的人。
我友说：“你看咱这个老乡，还是太嫩，老油条一般都说，感谢政府。”
大家嘿嘿笑了，我却一直发愣。我本是会祝酒的人，现在却不知怎么祝才好。
祝警察马到成功，为民除害?
午宴继续进行，宾主相谈甚欢。我顾不上吃菜，眼睛总往灰衣小伙儿那边瞟。
我友给我倒酒：用一种温柔的、情人交流或记者采访时爱用的句型说：“想什么呢?”
我嗯了一声，没回答。
我友继而提高声调：“喝呀!”
我不喝，语气沧桑地感叹：“你们对他，还挺人道。”
我友似乎受到某种鼓舞，微微一笑，冲着灰衣小伙儿吆喝：“哎我说，这个炒肉拉皮，你觉得怎样?”
小伙儿尝一口，低语：“有点过，不筋道。”
我跟我友悄声说：“想不到，你这么有人情味。”
“那你以为我是什么?”我友夸张地板起脸：“是盖世太保?”
散席时，小伙儿仍坐着。一个警察过去弄了两下，小伙儿终于站起来。
这时，我眼前闪出一个亮晶晶的东西，是一副精巧的手铐，表层镀铬，或者是不锈钢?四十五号钢?四十五号钢是做刀具用的吧?当年我的一个工友曾被评为刀具标兵，奖金都让哥儿几个吃火锅了。
手铐的一头套在小伙儿腕子上，另一头刚从椅子上解开，又套在小伙儿剩下的那只手腕上。没等套，小伙儿就主动把手递上去，让警察套得很方便。
大家呼隆呼隆下了楼梯，来到理想乳猪的后院。一辆方屁股的轿车停在门前，盛夏的太阳晒得车体发烫，没等靠近就感到热气灼人，仿佛进了桑拿浴室，或者铸造车间。
我友跟警察一一握手告别，又拍小伙儿肩膀一下。亲切地叮嘱：
“老乡，好好配合。”
田队揭开后箱盖，命小伙儿进去，语气像刚才让他吃菜一样温和。
小伙儿顺从地跨上车，蜷伏子车尾。车尾地方很小，从后排座的椅背到箱盖门，勉强塞得下一个人，外加若干清洗用具，诸如塑料桶和抹布之类。
小伙儿双手反铐在背后，侧卧，窝窝囊囊对着我们说：“两位大哥，将来我出来，一定给你俩好好做几个菜。”
“好啊好啊”，我友漫应之，又指点司机，一会儿从哪个路口上高速。
车启动，倒车，拐弯，开走。车内外的人互相招手。
后车窗贴着一层暗色的膜，无法看到那个小伙儿。即使不贴膜，也看不到，小伙儿果的位置偏低，低于车窗的底边。
我站在汽油烟雾中说：“这一路，窝十几个小时，够那小子呛啊。”
我友说：“咱国家就这个条件，总不能让他坐前头吧。”
我说：“他犯了什么事?”
我友说：“打架，出了人命，回去就枪毙。”
我说：“那还让他跟着一起吃饭?”
我友说：“还不是为了稳住他?起先，想把这小子锁车里，但还得有人守着，大晌午的，叫谁守着都不落忍，干脆，一勺烩了，多一个人多双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