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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集粹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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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设计去改变生活

冯骥才在文汇报撰文说,在哥本哈根,几次听丹麦人说这么一句话:“生活的一切都是设计出来的。”这句话细琢磨一下很有道理,只要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哪样没有设计?然而,为什么以前没听过这种说法?这不是一般的话,里边包含着一种新观念,就是要自觉和主动地用设计去改变生活。由此,我注意到在丹麦大大小小的城市,包括机场都可以看到一种新颖独特的商店,叫做新设计品商店。走进商店,眼前一亮,一方面所有商品都是我们日常身边的生活用品,家具、餐具、灯具、厨具、洁具、玩具,还有床上的、居室的、配饰的、园艺的、电器的等等无所不包;但另一方面,它不是一般的百货商场或家居超市;这里一切物品一概是设计新颖的、没见过的、创新的;无论是颜色、造型、理念、使用方法,全都充满了设计师独自的创意,更漂亮更现代更便捷。有的还有新的科技含量。比如刚刚摆到店中的一把雨伞,形状很怪,前尖后圆这种伞的奇妙之处是在很大的风雨中都不会翻过去。柜台前有一台小电视,播放着这种雨伞“风雨不怕”的神奇效果。我忽想到,这数千种全新并不断更新的产品需要多么巨大的设计的创意与能力来支持?不只是丹麦,整个北欧都看重现代生活离不开的至关重要的两个字设计。

设计不仅体现在上边说的日常应用的一切,不仅是“宜家”,还有生活的一切,从服装、汽车、住宅到公共建筑。哥本哈根有一座新设计博物馆,展示了人类生活一些方面设计的历史,以及设计与发明、材料、科技以及文化的关系;其中几座世界上最现代的音乐厅与歌剧院的设计所体现出的新科技、新理念、新思想、新的审美精神以及超前的创造力,令人叹为观止。这座博物馆骄傲地展示着设计创新与生活进步的关系。

设计不仅改变了生活,也创造了独特的生活精神与情感。设计被作为一种创意的代名词,设计师被视作最有创新思维的艺术家,为世人所尊重。如今设计在北欧是一种真正的文化时尚;当然,不是低层次的娱乐时尚,而是高端的文化时尚。从经济角度看,设计还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反观自己,我们的现代设计成气候了吗?我们有自己鲜明的中国人的现代审美了吗,不论是当代艺术的精英审美,还是大众的生活审美?我们的生活审美不应总陷在混沌中,需要设计来引领。可是新的设计需要的新的理念,从哪儿来呢?

相声不只是匕首投枪

新京报刊文说,相声可以有讽刺的功能,但讽刺不是相声的本质。相声,是由训练方法、表演程式和经典作品组成的表演门类。讽刺也好,歌颂也罢,都是作品实现的社会功能,不能用功能替代本质。以马三立先生作品为例,其中既有《买猴》《查卫生》和《似曾相识的人》这些带有明显讽刺指向和风格的作品,而《逗你玩儿》《西江月》之类谈不上讽刺性的作品也不鲜见;放眼传统相声,大量从艺术门类初创期就开始口传心授的老活都没有明显的讽刺性,比如学唱戏曲的“腿子活”和表现相声独特台词技巧的“贯口”活等。由此可见,不能因为部分相声有讽刺功能就以偏概全,把相声想小了。

墨子曾经提到过一种常见的思考谬误,叫做“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即错误类比。不恰当地以功能为本质,下一步就将走向这种荒诞的比较和归因。今天很多观众觉得相声不好看,将原因归于讽刺性的匮乏,殊不知其根源在于演员基本功的缺陷和舞台表现的不足。相声好比一根针,扎人和缝扣子都谈不上是它的本质,要看拿针的人是黄道婆还是容嬷嬷。要是哪天针不好用了,大概也是因为针钝或手笨,而不是有规定说只许缝扣子了。

我们如何彼此称呼

中国新闻周刊刊登徐贲的文章说,暑假里我回苏州,与家人一起去饭店吃饭。我需要餐巾纸,招呼服务员,称她“小姐”。我妹妹说,现在不这么称呼了,你叫她小姐,她要生气的。我问为何,我妹妹说,“小姐”会让人有“不正经女子”的联想。我问那该怎么称呼。我妹妹说,现在都叫“美女”。但是,我还是叫不出口,总觉得用“美女”称呼招待员听上去太轻浮。这令我想起网络称呼语“亲”,有人研究说,这是从韩语来的,原意是“朋友”。朋友就说朋友吧,为什么非要叫“亲”呢?“亲”听上去轻浮,在不相熟的异性之间这么叫,听上去会不会像是性骚扰?

有人会认为,这类称呼都是日常语言的时尚和新潮,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我不这么看。一个时代的称呼与人们的“身份”观念和“面目”意识密切相关。对每个社会个体来说,“身份”关乎的是“我是谁”,“面目”关乎的是“(我希望)别人如何看我”。每当社会发生剧烈而混乱的大变化时,许许多多人都会调整和更新自己的身份和面目,以适应新的环境。与身份和面目有关的称呼语便会随之有所反应。称呼语是一个时代“新语言”最表层的显现,也是最先被学会的部分。

文化历史学家希拉・菲茨帕特里克在《撕掉面具: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身份和面目》一书里,讨论到上个世纪发生在俄罗斯的两次历史剧变为俄罗斯人带来的身份和面目危机。十月革命后的1920年代,整个社会开始学说“苏维埃语言”。这是一套与旧俄时代完全不同的语言。有的人学得快,有的人学得慢,但几乎所有人都能在一夜间学会用“同志”来相互称呼。“老爷”“太太”“小姐”成了政治不正确的“资产阶级”称呼。解放后的中国与此非常相像。

“苏维埃语言”的身份词汇:贫农、富农、工人、无产阶级等等,为每个人定制了“阶级成分”的身份面具。身份和面目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处境。人人都争着向“好成分”靠拢,唯恐把自己的出身说得不够穷、不够苦。富有出身的人伪装穷出身,一旦“真面目”遭到揭发,必有严重的“政治后果”。

可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又一次社会巨变。“苏维埃语言”一下子消失了,以前说自己出身贫农的有的突然找到了富贵、显赫的先人,以前说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有的也一下子成了积聚金钱和财富的时代先锋。社会身份的高低和贵贱全都重新洗牌,人们开始为自己打造全新的面目,开始玩一种与苏联时代完全不同的游戏。俄罗斯社会和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受到巨大冲击,用菲茨帕特里克的话来说,“从最深层的价值观到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称呼”没有不被波及的。人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今天在俄国,无论你用什么方式称呼一个陌生人,五次中有四次你可能会冒犯他。”

1993年,俄罗斯公共意见研究中心做了一项调查,20%的人认为,苏联时代的“同志”是最为自然的称呼;另一端是,大约有20%的人赞成回到革命前,重新使用西方式称呼“先生”、“太太”,或使用俄罗斯东正教的“兄弟”“姐妹”(有些类似中国的“大哥”“大姐”);其余的人则赞成用“朋友”“公民”,或者承认自己不知道究竟该用什么称呼是好。

调查还发现,50岁以上年龄层的大多数赞成用“同志”的称呼,而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则赞成用“先生”和“太太”。“过渡时期,单单语言欠缺就已经使人们变得更容易生气发火了。”

“”结束至今,中国社会的“过渡时期”已经延续了38年,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对碰到陌生人该用怎样的称呼还是相当困惑。“”时的“同志”、“师傅”还有各种职位尊称(某厂长、书记、校长、科长、处长)还在普遍运用。解放前的称呼被重新启用(先生、太太、小姐),但听起来毕竟不是以前的意味。“老师”的称呼似乎普遍了许多,只要有点年纪的,几乎谁都可以称老师,跟是否以教书为职业完全没了关系。当然,更时髦、更体面、更有身份的称呼恐怕还是“老板”“某总”,这种称呼似乎透着一种令人飘飘然的财大气粗和强势权威。曾几何时,在讲究“阶级成分”(身份)和“政治表现”(面目)的“”的时代,谁敢承受这样的称呼?

称呼的变化体现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称呼因此也就成为对人际关系尊重程度的一种测试。如何称呼别人,如何看待自己,都应该以庄敬自重和相互尊重(尊重不等于谄媚)为原则,既如此,我们也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那些可能让人生气、不爽、摸不着头脑,或轻浮、不尊重、语带讽刺的称呼。如有违于此,称呼再时尚、新潮,又有什么意义呢?

媒体“保持痛感”的担当

光明日报刊文说,央视主持人敬一丹新近接受采访时说道,“《焦点访谈》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栏目,我们这一行就是为了让人保持痛感,对社会肌体是不是健康保持警觉。痛感有刺痛,也有隐痛,我可能就属于那种隐痛。”她说的“刺痛”,是指白岩松等人“锋芒毕露”的表现风格,而她选择的“隐痛”,是比较内敛的表达方式。但不管是“刺痛”还是“隐痛”,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保持痛感”,可谓殊途同归。敬一丹对《焦点访谈》的定位阐述,一语中的、一针见血。不同的节目担当不同的使命,有的主责“讴歌”,有的主责“呕吐”――比如“3・15晚会”,此晚会迥异于彼晚会,虽然也有美轮美奂的舞台,也有明星表演,但是它的主轴是严肃甚至严苛的,那个晚会上被曝光的产品和商家,注定被钉上耻辱架。开办《焦点访谈》,其初衷也是如此,对社会肌体中不健康的部分予以展露并提出诊治方案。该节目一度受到极度欢迎,折射了媒体急缺批评监督的现实。

作为担负“舆论监督”的媒体,是否需要多创造一些以“保持痛感”为主责的好节目、好栏目、好版面?既然大家都意识到社会肌体存在着种种毛病,那么你假如连“痛感”都不传达,而是一味地施以麻醉剂,这难道是对肌体负责任的表现么?装聋作哑或讳疾忌医,无益于肌体的健康;唯有直面与诊治,才能手到病除,让染疾的肌体有所康复。这是生活常识和生命常识,于个人,于社会,都是一样的。

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有些领导分不清“医院”和“整容院”的区别,常常把两者的功能合二为一。媒体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医院功能”,或者用敬一丹的话说,叫做“痛感功能”。至于是用一个版面还是一个栏目抑或一篇文章,其比例可以讨论,但前提是它必须“保持痛感”。最令人痛心的是,有些领导不分青红皂白,面对那块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医院功能”领地,却用“整容院”的要求对其苛责,如此一来,就把原本不多的医院也打垮了,“看病的地方”就更少了。媒体“保持痛感”的担当是它立足于人民的基本要求,在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如果媒体放弃了这份担当,它被“Out”也就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