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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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著有一篇《谈麻将》的文章，文中说：“麻将之中自有乐趣。贵在临机应变，出手迅速。同时要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有如笑谈用兵。”

一般而言，文人因其枯燥乏味的职业，坐不住了，打打麻将怡情养心也是常有的事，但能玩出如此境界的，尚不多见。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以他的趣味主义标准而言，麻将当然也是一种趣味的游戏。他自己不少妙笔生花的文章就是在牌桌上酝酿而成的，一边出牌，一边就偷偷打腹稿。报馆派人来取文章，他依然摸牌、发牌，牌友都为他着急，他却半点不误事，一篇千字文，片刻而就。

因此他说：“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都言玩牌误事，梁先生独能启智，他有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麻将，只有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

麻将之乐，在于参与，而胡适却甘愿做一名牌桌边的忠实看客。即便是三缺一的危难之际，死拉硬拽请他当替补，也比赶鸭子上树还难。

胡适的兴趣在于看，看庄家，看对家，看出牌，看进张，惟独不看时间，管它深更半夜还是通宵达旦，非得看出输赢不可。时间久了，他发现“麻将中有鬼”，这“鬼”是指牌桌上的“手气”：手气好时，像洪水关起闸门挡不住；手气背时，八头毛驴也拉不回。

胡适的专长是评，他曾戏称：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扑，中国的国戏自然是麻将了。

此言并不夸张。曾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一是中医，二是《红楼梦》，三就是麻将牌。认为，打麻将中存在哲学，也存在辩证法。就是手中最坏的牌，只要统筹调配，会以劣变优，以弱胜强；相反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就是再好的牌，也会转胜为败。酷爱麻将，在他的遗物中有两副麻将牌，一副是塑胶的，一副是牛骨制的。

文人中也有不打麻将的。老舍年轻时因嗜赌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决心戒除麻将，专心读书写作。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我深信，打一夜麻将，比害一场小病的损失还要大得多。”以此劝诫人们远离麻将。

鲁迅从来不打麻将，但他对赌徒心理似乎颇有了解。他在《读书杂谈》中说：“嗜好读书，犹如爱打牌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打，有时被捕房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目的并不在赢，而在有趣。”这大概就是触类旁通了。

我对于麻将亦无兴趣，只在三缺一的场合，才迫不得已上去摸两把。我并非认为打麻将一无是处，只是因此浪费许多美好的时光，颇不值得。

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人精于此道，有人甚至能从牌桌上看出世道人心。一个朋友跟我讲，一个人可不可交，从他打麻将就能看出来，一有输赢就稳不住性子了，说明麻风不行，麻风连着人品，这种人千万别交。

朋友的话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就像“喝酒如共事”的老话一样，仅供参考，不可当真。

现在，麻将已经成为一种社交手段，娱乐性质大为减少。较之于普通人而言，文人无非多了一些理性和雅致。但无论怎么说，麻将益人不深害人不浅，玩玩尚可，万不可上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