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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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界对天津文交所表现的争议中，我们看到了文化产业金融化进程中的混乱与生机。
2011年1月，天津画家白庚延的两幅作品《黄河咆啸》和《燕塞秋》在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文交所”）上市以来，两个月里价格已上涨了1700%，两幅画的总价格最高已经超过1.8亿元，刷新了中国书画市场的交易纪录。艺术品股票带给投资者的疯狂，让围观者大跌眼镜。
在楼市、股市不景气，民间资本蠢蠢欲动的时候，文化艺术品的股票化交易为资本的流动提供了契机，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平台。然而，艺术品价格的膨胀已经让文交所手忙脚乱。天津文交所于3月14日、17日、18日连续以系统维护为由暂停开户。3月27日，天津文交所再次公告推迟开户业务，与以往有所不同，这次却没有公告恢复开户业务时间。4月1日，天津文交所再次公告称，将延续上月采取的月涨跌幅20％的限制和对当月累计六个交易日收盘价均达到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艺术品将进行处理。交易设计公正与否对于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来说已经并不重要，他们已经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而接棒者是否还能延续前期的获利奇迹，将有待观察。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各界的争议中，我们看到了文化产业金融化进程中的混乱与生机。
乱象迷雾
2009年9月26日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并制定了一系列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全国各地开始筹建文化产权交易所。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文化金融中心主任喻文益告诉本刊记者：“金融对文化产业投入具有两方面功能：一方面是解决中小文化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方面是文化产业并购与大发展的问题。”
在2010年7月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推出“杨培江艺术品资产包”与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去年12月推出的“黄钢艺术品资产包”，市场反应平淡。天津文交所仅挂牌交易两个月就满城风雨，与上海、深圳做法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艺术品的股票化、份额化T＋0交易，比T＋1股票交易更灵活。喻文益表示，天津文交所的挂牌交易项目属于文化金融的衍生品，主要是为游资、社会的投资者提供一个投资机会和投资平台。它已经变成一种金融工具。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流动性本身的特点需要有新的投资领域和投资热点，而文化产业的发展恰好提供了一个新的投资平台，作为文化金融的尝试，本身值得肯定。
从出发点而言，天津文交所的大胆创新为文化产业带来了关注和实质的资金注入，但不能掩盖乱象中所暴露的各种问题。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陈少峰告诉本刊记者：“艺术品的特殊性决定它不可能每天都交易，它的价格、价值不可能随时都变。艺术品如果进行股票化交易，必须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授权，但是天津文交所现在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但即便处于灰色地带，如果符合证券交易规则也不会有问题，问题是现在交易规则并不不完善，那些因此投资受损的人，可能会采取诉讼、上访等形式维护自己的权利，将会带来很多潜在的负面影响，引发社会事件。”
更令人担忧的是，天津文交所的疯狂并没有因为各界的质疑而得以平静。根据陈少峰的观察，天津文交所首批推出的两幅作品交易额在下降，新推出的8支艺术品股票一推出来又封在涨停板，与原来的两只股票在走同样的路径。陈少峰认为：“文交所的做法是把艺术品评估的不确定性与泡沫化的投机结合起来，实际是把艺术品中的风险无限放大。这是金融带来的很大的不稳定性。艺术品本身的价值在短期内相对固定，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会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现在的价格已经跟价值严重脱离，投资者购买之后就必须快速脱手给下家，否则就容易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换句话说，现在每增加一份对艺术品股票的追捧，就积聚更多的泡沫。它已经跟艺术品交易没有关系，而是在制造一种投机机会。投资者已经不关心艺术品价格跟价值本身的关联，只是一味地往上追捧。之前的2支上市已经把泡沫吹大，接下来的8支吹大以后，带来的影响和后果可能会比想象的严重。”
投机的冲动与监管的缺位造就了制度设计的混乱与投资者的疯狂炒作。陈少峰向本刊表达了他的担忧，并建议相关部门及当地政府应当立即介入此事，完善相关交易规则与制度设计。
规则继续启程
对于社会各方的质疑，喻文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现在社会的各种舆论体，人员构成比较复杂，影响很大，新生事物的出现和发展面临的压力跟以前还不一样。但是，我相信，一个新产品的推出应该之前就已经有所准备。一个面对公众的项目，如果毫无考虑就推出，是说不过去的。我认为它是在有序运营的，只不过处于新生事物的摸索阶段。”对于新生事物要从不同的视角观察，文化产业金融化本身是好的发展方向。金融的介入将带来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时机。陈少峰认为：“把它做成频繁的股票式交易，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方式。份额化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设定一些规则，比如短期内不能交易，不能进行投机的炒作，应该是做投资、增值的理财服务，比如，3个月一次交易，限制交易的次数。我们的艺术品交易就必须有一个核心的准则，即保障交易带来的结果不能偏离艺术品本身的价值太远，它需要一套规则来约束。”
“文化产业跟金融的结合，问题不在于金融的介入，而在于介入的结构中，中国目前还比较重视资本，不太注重人力资源的作用，所以很多比较好的文化企业有很多投资公司来介入。未来企业增值的主要价值就被投资人拿走，而不是回馈给人力资源（也就是创作作品和进行经营的一方），这将会给文化产业带来很大的影响。现在人力资源的价值太低，资本的作用太大，这是文化产业的一个瓶颈。”陈少峰说， 但与此同时“艺术品市场还需要金融的持续介入来完成，比如保险、抵押贷款，需要金融系统完善的制度配套。”文化产业金融化为繁荣文化市场做出了努力，值得肯定，但金融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文化金融创新不足以及制度设计缺陷，恰恰反映出文化体制改革的不彻底，将降低经营方、内容提供商参与的积极性，阻碍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出现问题，并不能就此全盘否定，陈少峰强调，文化产业尤其是艺术品金融化的开发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对于艺术品经营来讲，金融化是比较好的手段。通过金融创新，推进文化产业交易规模的上升，保证文化产品更好地走向市场，这是很积极的。但是，必须对金融风险做提前预估，制定一套规则把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或者说大的风险出现时，有一些调节机制和保障措施。所以，我们必须两面走，一方面是开放、创新，另一方面是法制化、规则化，能够保障交易的规范性，这也是郑州等地在推进相关交易的时候，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喻文益告诉本刊记者，天津文交所之前的老式交易所没什么业务创新，当没有炒作成分的时候，资金的进入就少，各方面因素的调动有限。如果不够吸引大众的眼球，投资的参与者就会减少，就达不到刺激整个行业发展的目的。天津文交所激活了这个行业。随着交易量的提升，它既活跃了文化经济、也可能会拉动文化创作，至少对当代艺术的创作是有帮助的。
根据西沐的估计，今年艺术品交易市场的规模将达3600亿元。天津文交所只是文化产业金融化进程中的一个侧影，中国将会有更多的文交所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开展业务。对于文交所现象，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将会得到不同的结论，这恰恰证明艺术品市场本身所蕴含的机会的丰富性。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与文化金融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艺术品市场将在金融的介入与融合下，经历产业化的重要转型期，而在这过程中，市场、艺术生产以及艺术品的消费与投资的热情都将在体制的激励下得以释放，并推出文化产业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新兴增长点和重要支柱。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化市场还需要在试验中经历必不可少的阵痛，于本月正式运营的郑州文交所已经吸取教训，放慢步伐，调整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