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下安全帽的金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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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骂我是走狗”

如果不是他的卷发与鹰勾鼻子，金玉米流利的汉语发音会让你以为他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他的语言极为中国化，比如他说在中国混，你得“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比如他正在忙活，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会跟《大腕》里的葛优一样回答：“不好意思，我正在开会。”

很多人都知道“金玉米”名字的来历原名Jeremy Gold korn，金玉米跟Jeremy的发音很接近，有趣的人，个性的翻译。他的声名，很大部分得益于他的DanweiTV(单位电视)系列。这个系列以DV拍摄的形式，反映中国当代芸芸众生的样态，有烤羊肉串的小贩、晨练的老人、街道上行走的路人……作为出镜的采访者，金玉米无时无刻不戴着那顶黄色的安全帽，人称“帽牌老外”。

他曾经采访王小峰，国内个人博客最出色的写作者之一。采访伊始，他抛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今年我们不谈文化，谈谈脏话。”王小峰被激得兴起，豁了出去，兴致勃勃地从“傻逼”“操蛋”谈起，一直谈到北京的痞子文化，最后又炮轰新浪博客，将其比喻成了妓院，余华、余秋雨等名人都是其中挂牌子接客的，很是过瘾。

骂完了，两人相视两秒，然后狂笑不止。

他捕捉国内最流行的、最有争议的人物。他找到木子美，不过他显然被她的性开放言论“吓”坏了，在腻声腻气的木子美面前，他显得如此木讷。终于，在木子美的鼓励下，他才诺诺地问出了“在床上，哪个地方的男人更强一些”的猛料。采访结束，木子美欢天喜地地摘下了他头上的黄色安全帽扣在自己的头上，神态很是兴奋。

说到那个采访，金玉米笑着说：“对木子美的采访，是网上点击率最高的一集。”

金玉米的嗅觉很灵敏，几年前，北京南锣鼓巷刚刚改造的时候，他就担心，有着自身朴素风格的南锣鼓巷，会不会堕落为现在的三里屯或者后海?在单位TV里，他借着过客咖啡屋老板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我喜欢前卫的设计，但不喜欢把老的拆了，我希望奥运后，控制得再严点，保留一些北京物质的历史。”他说自己看北京建筑的心情，是又爱又恨，现在北京是世界的建筑中心，计划太大了，不关心城市的细节了。“这个变化不是一个有机的成长，而是一个爆发式的。”

王小峰曾评价他说：“中国犄角旮旯发生的事情，他都一清二楚。比起那些在中国的外媒记者，金玉米可以给他们当顾问了。” 他把这些视频传到自己创办的“单位网”上。这个网站是他创办的新闻博客，每天他都将国内最新报刊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在博客上发表出来。当时他选择“单位”作为博客的名字，就是看中了这个词语特有的中国涵义：一个能给人提供工资、福利等保障的社会主义细胞，一个能给人身份确认的社会乌托邦。从2003年11月发表的第一篇博文开始，单位网成立了已经近5年了。它的日点击量从最初的几十，发展到了现在的1万－1.5万次，来访者八成是老外。

他创建单位网的初衷，是给很多想了解中国但又不懂中文的老外打开一扇“窗子”。但似乎事与愿违――在他每天收到的100多封EMAIL中，不乏愤怒的批评。“有的老外骂我们是政府的走狗，有国内网民怒斥我，一个外国人懂个屁，有什么资格评论中国?”

金玉米耸耸肩，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搞得“两头不是人”。

有媒体采访他，评价他对中国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他激动地找到了知音。“是的，我不激烈。我也希望表达这个意思。对西方人来说，不应该再是‘’式的。而中国的网民声音也应该更多元化，不应该再那么愤青。”

安全帽为什么不见了?

近两年来，单位TV再也没有新节目推出。中途夭折的原因很简单，不是他不喜欢做了，而是他“太穷”。

金玉米的经济状况一直很紧张。刚到中国的时候，他怀揣着做教师攒下的1.5万美金，准备去香港买一台摄像机，结果在上海大剧院却遭遇“第三只手”，这些辛苦钱打了水漂。后来，被迫借用朋友的DV拍短片，他才实现自己拍纪录片的梦想。

“这些视频是我跟苏菲还有一个美国朋友一起合作做的，苏菲喜欢制作片子，我不喜欢这个，我喜欢做网络，后来发展方向不一样了。我后来跟她们说，如果你们喜欢用黄帽子这个形象，可以用。”道不同，不与为谋。不过，在这貌似堂皇的理由背后是金玉米对拍摄成本的焦虑。“我总得赚钱，解决生存问题，制作视频很费钱的。”

单位TV中途夭折，对金玉米是个沉重打击。而这，也引发了他对自己“北漂”生涯的深深怀疑。

就在这些天，单位网上出现了一些广告，这本来是金玉米最不愿意看到的。但没办法，他说，他得生活，他需要钱。“总有人问我，你的安全帽去哪里了，我都开始烦了，我会摆摆手说，算了!算了!”

不过，他对拿单位网当赚钱工具，心有不甘，如同对北京的建筑一样，金玉米对单位网的感情也开始“又爱又恨”。“我不想让它变成一个很商业的网站，它不应该有广告，它应该有独立的品格，要不然，上面的东西会变味。但问题是，我不能靠它吃饭。”

在国内，没有哪位草根靠写博客来维持生计。老徐、韩寒等名人博客，更多的是为自己的身份多一道光环，与金玉米交好的王小峰，职业身份是周刊杂志的主笔，每月有稳定的不菲薪水。金玉米自己却四处打工，频繁换地儿。

我忍不住问36岁的金玉米：你有没有感受到中年危机?

他听后，顿了顿：“危机感?偶尔吧。有的时候会想，我做了很多事情，有很多小小的成功，但是都没有做成一个大的事情。这个感觉应该……”他欲言又止。“我有几个很有意思的工作，我希望既能提供稳定，又有创意方面的满足。我一直在找平衡。”

沉默了一下，他又说：“我现在仍然在路上。”

交过几个女朋友后，目前的金玉米仍然是单身。“如果中国男人，家里人会催促快点结婚。我的父母目前仍然在工作，没有退休，所以我没有经济的压力，给了我很多自由。”他的父母来过三次北京，自己的儿子在北京呆了十几年，但两位老人仍然坚持在南非继续工作。“他们老了，不会再跟我这样做北漂。”

“一事无成”让他自己也心存愧疚。“到了这个年龄，我经济上必须稳定些。”他说。这一点上，就跟很多这个年纪的中国男人一样：奋力拼杀多年，仍未成大事，难免心存不甘――对了，就像他最喜欢的那本书的名字一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不靠谱的圈子

金玉米小时候是学体操的，6－16岁在南非当地一个很严格的俱乐部。可后来他发现，他在体操方面没那么有天才，他最终悲哀地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体操不怎么样的国家里的一个不怎样的

运动员”。

他在开普敦的大学专业是欧美文学，喜欢纳博科夫，也喜欢米兰・昆德拉，但终归是百无一用的专业。1995年，毕业后在英国呆了一年后的他，稀里糊涂来到了中国，因为觉得到个不太开放的国家很有意思。再之后，就像不知道自己怎么来中国一样，他不知道怎么选择了媒体――刚来中国的一份工作是教英语，之后去、新疆等地旅游一趟，回到北京开始做吃喝玩乐的杂志《北京现场》。

作为民间媒体人，金玉米的经历可算资深。他在北京做过很多不同的杂志，比如女性杂志、男性杂志、老外吃喝玩乐的杂志。他的头衔先后包括英文刊物《北京现场》的执行总编、凤凰卫视网络公司的创意总监、《乐》杂志总编等等。可惜，这些貌似耀眼的经历都是表面光鲜。他做过的很多媒体项目大都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场。除了目前仍在坚持的单位网，他在媒体上的经历基本可以用“屡败屡战”来形容。

他将自己“没干成什么大事”的其中一个原因，归之于自己圈子的人“太不靠谱”。“跟我合作的都是艺术家、摄影师、拍电影的、记者……这是最不靠谱的一帮人。当然，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这个群体在西方也是一样的，是圈子问题。”

安全帽摘了，但他悲哀地发现，他自己也仍然是这不靠谱的一群中的一员，包括自己的未来。他透露，自己现在跟上海的《贝太厨房》合作，想做一个女性杂志网站。“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网站，我现在以顾问的形式给他们打工。”

纯粹的个人媒体主义，在现实面前摔得破碎。

他极少再娱乐。唯一难以戒掉的爱好是爬野长城，这个戒不掉了，“游野长城如同吸毒。”现在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工作狂，每天7点钟起床，喝杯咖啡，编辑下单位网的稿子。10点半，来王府井附近的新公司上班，一直到下午――这份工作目前的重头内容网站改版，他嚷着“很累”。

晚上，一身疲惫的他回到位于北京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接着做些单位网的工作，一直忙到夜里1点才休息。他如此安慰自己：“工作是一种乐趣，人生的一半是工作。”

他当然不用再戴安全帽了，那个标新立异的符号已慢慢陈旧。对这个结果，他别无选择。劈柴，喂马，周游世界，这是他年轻时候的浪漫梦想。如今，他坐在办公室里，想着怎么把梦想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