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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格尔找到了搞对象的感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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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格尔找到了搞对象感觉

我乐于承认,我在选择第二

次婚姻时首先考虑的就

是怎么过日子,而不是对方如何出类拔萃。因为我已经从离婚中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我确认自己有能力去更好地爱对方,同时也明白,爱一个人,就不能不努力自我完善。

我现在的妻子叫珠拉,洪格尔・珠拉。蒙语中“珠拉”的意思是“神灯”,但和“洪格尔”(意为“亲爱的”)连在一起用来做名字极为罕见,但确实很棒,尤其是和我配在一起的时候。天上必有神灯,神灯也只能来自天上。不过我更愿意说,我这个“天”,必由她这盏“神灯”照亮。

我们之间的缘分,从见到她的第一眼起就定下了。我没有说我们“一见钟情”,我说的是某种比一见钟情更深的缘分。

她是内蒙阿盟人,当时在阿盟歌舞团当舞蹈演员。记不清是1998年底还是1999年初了,我去阿盟演出,在后台,在众多的舞蹈演员当中,我一眼就发现了她――年轻漂亮是一方面,但这肯定还不能全部概括她对我的吸引力。我就对自己说:嗯,行,就是她!

当时她好像也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很含蓄的那种。然后我就问她叫什么,哎呀名字也不错。第二天演出完,我们一起到山上喝酒。这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再见面,只是偶尔通个电话。她表现得不太积极,后来她给我说,当时她不积极是因为家人反对,认为跟腾格尔搞对象不可能,没准儿以后就不要了。

我一点也不奇怪,我能理解,因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对所谓“名人”的成见,正如民族之间的成见一样,都不是随便想象出来的,你不能要求人家没有。实际上,即便她不说,我心里也明白。我相信我对她的第一印象。也是通过珠拉,我才算真正明白为什么叫“搞对象”。对象对象,对了就“象”。那是一种默契,从第一印象开始。这第一印象其实也是一种想象,我相信我的想象。

她不积极,说明她对这事儿很慎重,我敬重她的慎重。最让我感到舒服的是她的性格:慢、温、从容,我想这和阿盟的地理环境有关。阿盟多的是茫茫戈壁,戈壁上散布着骆驼,所以阿盟人的性情像骆驼一样温驯,胸怀像戈壁一样宽阔。后来我又接触过几个阿盟的人,发现他们都有这样的特点,只不过珠拉表现得格外突出而已。因为心怀宽,所以事儿就少,有关我的演出啦公司啦经纪人啦什么的,所有这些她都一概不管。到目前为止,我们彼此还没有谁真正红过脸,动过气。

能得到珠拉,是命运对我这许多年努力工作的奖赏。要不然,一个小我18岁的美女怎么会爱上我?孩子的名字也是早已想好了,不论男女,都叫“嘎吉尔”:嘎达梅林的嘎,成吉思汗的吉,腾格尔的尔。在蒙语中,“嘎吉尔”的意思是“地”。这将是我和珠拉共同的大地。我们三个,一天一地一神灯,还有比这更美妙的组合吗?

刘孜以前挺不重视“他”

刘孜的先生杨泓是北京电影学院大她一届

的摄影系师兄。提到和老公的牵手,刘孜

仍是感慨好事多磨。原来在和杨泓交往之前,对爱情一往情深的她刚刚经历了一段伤心的恋爱――

那段时间我心情特别不好。记得有一天是中秋节,周围朋友突然发现我不见了。大家以为我出什么事了,就分头找我,后来叶蓓和杨泓在她的车旁看见我正靠着车轱辘哭呢。他们就把我叫到车里,大家都没说话。后来杨泓说:“没事儿,让她哭吧,哭完就好了。”那时候我忽然感觉和杨泓是可以靠近的,不像我以前对他总是召之即来,心情不好的时候打电话让他陪我吃饭,而我常常吃完饭就不辞而别。有时候回北京,到机场后公司的司机临时有事来不了,我就给他打电话说你十分钟之内必须赶到机场。其实自己挺不重视他的,对他很任性。那天我在他和叶蓓旁边哭,他的一举一动让我觉得他是可以信赖的。

对杨泓态度的转变,并没有让刘孜放松对杨泓的“戒备”,总觉得作为朋友的两人要变成恋人有些天方夜谭。但杨泓对刘孜体贴备至的关爱却让她彻底“投了降”――

有段时间我录节目每天都要录到凌晨三点,杨泓每天都给我打电话,问用不用接我,我说不用,公司有车送我。但每天公司的车送我到我家院里的时候,我都能看到他,他说时间太晚了,执意要看着我上楼他才安心。最后一天录完节目,又是后半夜我才回家,他一如既往地在院里等我。我对他说你赶快回家吧。他却担心我们小区停水我没法洗澡。在我回家确认的确还没供水时,就去了他的住处。虽然跟他是同学,到了他家心里还是很忐忑不安。洗完澡我反锁上门躺在床上还有些紧张,翻来覆去睡不着,当听到客厅里有打呼噜的声音时才放心入睡。第二天他八点多就上班开例会了,当时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每天晚上他都要“接”我,睡得那么晚,而且睡三个小时后又得去上班。即使这样,杨泓还是不忘关心我,临走给我留了纸条,说我胃不好,就提早把牛奶拿出来了,并详细写着吃的东西放在哪里。挺简单的几句话,也没有特别酸楚的地方,但我看后眼泪就哗哗往外流,可能是因为我11岁就离开家了,父母的那种关心有时候你不太受用,会感觉他们有点唠叨,而在感情上很长时间没有遇到这种关心了。

谢晖跟道上混的女孩学时尚

我 第一个真

正意义上

的女朋友

是L,那时我18岁,刚成名。我们的恋爱仅仅维持了6个月。我们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我认识了M,坦率地说,是我移情别恋了。

跟她提出分手后,L给我写过一封信。那封信的内容,我至今仍然记得。我确实被她这封信深深打动。遗憾的是,我已经没法令自己回头,我理解L的伤心,却无法给她安慰,因为我已经深深被M吸引。

第一次见到L时,她穿着紧身衣服,一条中裤,身材修长。我的第一个想法居然是“这样的女孩子带出去一定有100%的回头率啊”。那应该是1995年的甲A联赛,我们主场迎战吉林延边队,结局好像是平了。赛前,范志毅让我把三张球票递给门口等着的几个高个女孩。那是我第一次见到L,但我非常放肆地与她搭讪起来,说:“等会一起吃饭吧!”我也不在乎她们说去不去。比赛之后就要了她的电话。这是段认真的恋爱,但坦率地说,我没想过与她结婚。

没过多久,我们就确立了恋爱关系。球队的队友也都知道了。赛后队里球员们一起吃饭我也带着她。那时我真的很虚荣,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虚荣,虚荣得很真实。

我们分手两年后,我给她打过一个电话,向她道歉。她在电话那头让我别再提了,而我希望她让我说完。我只不过想跟她说我看过那封信了,还想告诉她我读信的感受。她很要强,没哭。我真诚地说,那时离开她是伤害了她,但我不是故意的……那个年龄的我就是那样任性。

M比我大一岁,属虎。我跟M是在一个酒吧里相识的。她很有女人味,身材不错,腿很长。爱上M之后,有很久,我不敢面对L,我选择了逃避。

过了不久,是我的生日。L送给我一瓶香水,又写了一封信,写她失恋后的感受,她说这是你喜欢的香水……我很受震动。但是我心里仍然记挂着M,打电话给她,她关机,可能也在跟她的男朋友“说清楚”吧。这需要一段时间,我能理解到她的感受。L说她的心像被针扎,我当时打M的电话打了四天,找不到她时,我也有这种针扎心的感觉。有趣么?我在不顺利的新感情经历中,体验着前女友的心碎。联系不上M的四天,我夜不能寐。女友之中,我与M相处的时间最长,也是第一次如此地投入。

M其实是那种在道上混的女孩子。每天,她身边都呼啦一大帮人。男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引领着她的生活。她的朋友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男孩子,有时我会问:这个男孩子是谁,干什么的……我发觉自己很难驾驭她,我会嫉妒得发狂。那时候的我,真正面对感情的经验并不丰富。她的状态会让我抓狂,会把她的衣服从窗口都扔出去才解恨……现在想想也很幼稚的。

M在时尚感觉上影响我最多,她穿的品牌比我穿的品牌在档次上高出两倍都不止。老实说,她那时穿的品牌我都看不懂。她品位不俗,衣服上看不见logo。她教会了我怎么消费,怎么花钱。后来,我们分手都没说过“分手”两字,也许因为我们是同类人吧。

撒贝宁穿同学的西服去面试

撒贝宁是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主持人,作为

一个从大学校园里直接走出来的主持人,撒贝宁是

非常幸运的。说起参加《今日说法》的面试,还是让他感慨万千。

当时栏目到北大法律系招人的时候,撒贝宁并不在学校。等回来知道后,人家已经结束了。他犹豫了一整天,是不是要给人家打电话,最后决定豁出去了。当时,他就在电话里和现在《今日说法》的制片人钱蔚聊了10分钟,从电话里钱蔚便慧耳识珠,告诉撒贝宁,“明天来吧,穿一套西装,正式点。我们试试镜头。”

撒贝宁自己没有西服,周围的学生也大都没有西服。好容易才从隔壁一位同学那里借了一套西服,可是那位同学十分高大,身高1米82,体重180斤。而撒贝宁当时还没有100斤,西装穿在他身上的样子便可想而知。折腾了半天,终于打扮完毕:蓝西装,雪白的衬衣,鲜红的领带,头梳得跟《花样年华》里的梁朝伟似的,苍蝇停在上面会跌一跟头。走出校门的时候,正好遇见几个同班的女生,她们盯着撒贝宁半晌才蹦出一句话:“你要结婚了吗?”

撒贝宁来到试镜现场,编导递给他一份报纸,让他快速浏览一下上面某条新闻,然后用自己的话讲一遍。那是一个关于美国年纪最小的黑客被判刑的案子,由于当时互联网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国内这方面的法律还不完善。而北大当时也出了一桩案子,一个女研究生冒名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一所大学自己已经有了其他选择,放弃了对方提供的奖学金,从而导致那个被她冒名的女研究生失去了留学的机会。撒贝宁结合这两个案子,提出来一个新鲜的观点:人家7岁的孩子都已经开始利用网络触犯刑法了,但是咱们的研究生还只会利用网络做一点简单的民事侵权。这就是差距啊!在场的编导大喜:“你这观点特有意思,不要管观点正确与否,说下去。”撒贝宁讲完以后,听见下面都说好,也感觉挺不错,便说:“要不,让我再说一段?”谁知摄像却说:“我们还等着吃饭呢。”

撒贝宁本来想至少能通过表情,揣摸一下他们满不满意,可是在场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面无表情,一点都看不出来。他们只是平静地对他说:“你回去等消息吧。”临走前,撒贝宁又提出了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求:“你们能带我参观一下中央电视台吗?”编导对手下人说:“那就带他转转吧。”谁知这一圈转下来,可能这一辈子就要在里面转圈了。

三天里,撒贝宁的心情就像等待高考成绩一般,盼星星,盼月亮,传呼机终于响起,掏出一看,中央电视台的号码,当时怦怦地心就跳呀,“噌噌”几步就冲了出去,直奔电话亭,果然栏目组录用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