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安我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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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我高中毕业后到四川省泸州汽车修理厂培训。我的梦想是造汽车，当时最想去的是位于大足县的四川汽车制造厂（即现在的重庆红岩汽车制造厂）。不想两年后，我却阴差阳错地来到长安机器制造厂。

我进厂的时候，厂里还在生产用于厂内运输的“长江牌”吉普车，也算圆了我的汽车梦。你可不要小看这种吉普车，它的身上还有一段光荣的历史：1958年，长安以从战场上缴获的一辆美式吉普车为蓝本，仿造出了我国第一辆军用吉普车样车，并命名为“长江牌”46型吉普车。在1959年国庆10周年阅兵大典上，作为我国第一款国产小车的“长江牌”46型吉普亮相，备受世人关注。遗憾的是，1964年国家决定将这个项目迁到北京，于是成就了今天的北京吉普。

1979年，工厂军品订单锐减，拥有2万多人的长安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为解决吃饭问题，厂里按照中央提出的“民”思路，先后生产过家用缝纫绞边器、游标卡尺、溜冰鞋、钎钻和三牙轮钻头等民用产品。当时在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看到长安造溜冰鞋的身影。

这些产品除钻头外，其他民品都是低档大路货，上得快，下得也快，根本达不到“以民养军”的要求。1980年，当时的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发出《关于全国汽车工业调整改组方案的通知》。1981年4月，长安决定研发微型汽车。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激动：好哇！干我们的老本行，一定行！

生产汽车必须得到国家批准，长安决定跟国内30多个定点生产厂家竞争。经过几个月的考察，长安最终选定以日本铃木公司ST90型微型汽车作为仿造对象。听说长安要造汽车，日本铃木公司嗤之以鼻：一个造枪炮的工厂也能造汽车？

前途未卜的长安没有退缩，决定自力更生试制出样车！经过一年多的攻关，技术人员突破了难度很大的缸体、缸盖的铸造、加工等一系列技术难关。我当时在总装车间负责组装。把一个2000平方米的老车间从中隔断，3个工位，几条葫芦链，就是我们的总装车间。

手工敲成的车头通过一条轨道推进车间，我带着一帮工人开始忙活了。高工位的装车头，中工位的调车架，低工位的上轮胎。组装好后，没有检测仪器，完全靠手工来调试。比如校刹车，我们要把车推到陡坡上去，松挡、滑行、踩刹车。一遍一遍地反复校刹车片。

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长安人不等不靠，于1983年生产出了第一台“长安牌”微型汽车。接着，我们再接再厉，又生产了8辆样车，主要技术参数达到或接近日本样车水平。在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下，长安终于取得了生产微型汽车的资格。

这一下，日本铃木公司不敢再小瞧我们了。1984年5月，我们和铃木公司签订了技贸合作协定书。当年底，长安共生产出700多辆“长安牌”微型载货汽车，投放市场后被销售一空。

长安人并不满足，我们最初造的微车是单排座，后面带一个货箱。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我们又创造性地推出了双排座货车，后来又引进铃木公司的面包车，同时还引进2条自动检测线。我所在的车间工位也由3个增加到30个、80个直至100个。

在重庆，与“长安”牌微车同时诞生的还有“山城”牌汽车。它的主人就是今天赫赫有名的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当时，这种车耗油大，样子笨重，质量又不好，没多久就被淘汰了。1985年，庆铃跟日本五十铃合作，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中日合资汽车生产企业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直至今日，“庆铃”仍是国产商用车第一品牌。庆铃的管理不错，我们还专门去庆铃参观过，整个车间一尘不染，工作环境安静舒适，给我们的启发很大。

1990年，长安决定引进奥拓轿车。那一年，我被厂里安排到日本铃木的工厂去学习。能出国学技术，我的心情当然十分激动。但到了日本后，我才知道日本人很保守，只安排我们做活路，核心技术根本不准我们看，甚至连后备箱的压缩伸竿都不让我们碰。但日本人的精明，也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他们在生产螺钉时，总要在屁股后面挖一个小孔，我琢磨了半天才明白，原来他们是为了节省钢材！

半年后，我回到长安。从1991年开始，我们开始批量生产奥拓，结束了重庆不能生产轿车的历史。在这期间，我曾到北碚参观过原来的北泉汽车厂。在上世纪80年代，北泉车异常红火，但北泉由于始终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最终走向了没落。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光引进别人的技术还不行，要有自己的独门绝活才行。在生产过程中，我开始琢磨日本人的技术。我发现，我们从日本引进的ABS检测仪昂贵不说，而且连接线跟长安车不匹配。能不能自己做？我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后来还申请了专利，被命名为“王邦本ABS检测仪”。令我自豪的是，在长安，我是工人申请专利的第一人。

后来，我发明了一种有40多个功能的“多功能工具”，既能修刹车，又能校车门，还能扳轮胎，调速度。这一发明，得到了工友们的好评。我也因此被评为全国职工创新能手和一级技能师。

1999年，尹家绪就任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当时“长安”牌微车开始出现滞销，一年有七八万台车卖不出去，摆在厂里，人人都着急。有一天，在新厂房门口，我发现好多工友都在看一张广告。原来，本地的民营企业力帆也要造汽车了，他们开高价招聘工人和技师。作为老长安人，我没有动心，我相信困难是暂时的，长安一定能跨过这道坎。

尹家绪上台后，做了两件事，对长安人的触动很大，一件是砸车行动，另一件是撞车试验。

1999年7月20日这一天，在长安大操场上，尹家绪带头抡起铁锤砸向崭新的长安车。当时我们心里很痛，每一锤都仿佛砸在我们的心坎上。看到大家不理解，尹家绪大声说：“今天我们不砸掉这些不合格的产品，明天的市场就会砸掉我们的饭碗！”这一砸，砸醒了所有的长安人。

一个月后，我们生产的小型车“长安之星”，在清华大学汽车碰撞实验室，顺利完成了中国小型车“第一撞”。撞车试验的成功，有力地驳斥了一些人对微车安全性能的质疑，也挽救了微车行业的命运，“长安”牌微车又开始畅销了。

2001年4月，长安成功与福特汽车公司合资成立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即现在的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知名度大大提高。2003年1月，长安福特成立仅21个月，首款产品福特嘉年华就隆重下线。2004年2月，2004款全新福特蒙迪欧正式亮相。2005年9月，长安福特第三款全新车型――福特福克斯上市，并很快成为国内中级车市场上的一颗新星。作为一名工人出身的技师，我内心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我们终于能够生产自己的中高档轿车了！

2006年，徐留平出任公司总裁、党委书记后，吹响了向国际化全面进军的号角。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我丢不下自己的事业，又被返聘到总装车间工作，我想为长安培养更多的工人技师。徐总在一次会上说：“我们要打开视野，到国际上去闯出一条血路来！”虽然我已年逾六旬，但听到这话，依然热血沸腾。我愿意再为长安，也为自己的梦想，奉献全部光和热！

（作者系长安集团一级技能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