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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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部分农村手工业与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商品经济的一环；部分手工业因农业的需求而成长为独立的行业，彻底脱离农村“副业”的范畴；部分手工业徘徊在脱离“副业”的边缘。当市场需求旺盛、生产繁荣之时，手工业生产为农民带来丰厚的收入并反哺农业，此时的手工业与农业，已经无法判断孰为主业，孰为“副业”；当手工业生产不景气时，农民回归农业生产，手工业退守农村“副业”的地位。

关键词：民国时期；农村手手工业；副业；农业

中图分类号：F1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1-0090-10

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手工业相当发达。手工业尤其是乡村手工业，长期被视为农民的“副业”，解放前经济界乡村手工业的研究大多与农村副业糅合在一起，建国以来学界将农村手工业定位于“农村副业”，并且家庭手工业只是农村副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全部。

关于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手工业，学界已有丰硕的成果。彭南生在《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中认为，单纯的农业生产不足以维持农民的家庭生活，农民进行手工业生产的收入是家庭重要经济支柱，手工业还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论近代中国农家经营模式的变动》中，他认为，在中国“农工结合”始终是近代农家最主要的经营模式。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手工业的调查研究》中，他提出传统乡村手工业是当地自然资源或农产品进行加工、销售而形成的一种产业，是集农村种植、工业加工、外贸易销售等一、二、三产业在内的综合经济形式。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中认为，在可能的条件之下实现自给性农业与商业性手工业、副业的结合，是中国农民在人口、资源比例失衡的环境下维持生存的重要手段。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中认为，手工业如棉纺织业、丝织业于原料质量的要求促进了农业的改良，推动了农业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农作物的品质，并提高了农村的商品化程度。

这些研究成果偏重于宏观，将整体的手工业视为农业以及农村的“副业”，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补充。手工业包罗行业甚广，各行业发展不均衡，民国时期，既有传统的解决日常生活所需的手工业，如家庭纺织、打铁等行业，也有已经充分专业化的面向近代社会商品经济的手工业，如火腿业、丝织业等。这些专业化的手工业行业，逐渐超越农村“副业”的地位，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互补互动，既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商品化手工业的繁荣。

一、农村“副业”的嬗变――面向市场的手工业

农业有季节性，农闲时期，农民从事手工业可以增加家庭的收入。据1936年统计，农民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80%，农民在一年当中进行农业劳作的时间一般为四到六个月。金陵大学的卜凯教授华北、华中和华东的农村经济进行调查，认为农民每年的实际劳动时间不超过三个月，所以“乡村手工业是农民剩余劳动力得到利用的机会”。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在欧洲，“首先乡村里从来不乏工匠。大车轱辘由村里的车匠就地制造、修理，由铁匠趁热加箍（这一技术十六世纪末得到普及）；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马蹄铁匠。这些乡村工业在法国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初”。在中国，无数的乡村工匠从事的手工业生产满足了农民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种种需要，并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乃至今天。就民国时期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情况而言，整个村庄中专门从事手工业和服务行业的人员占总户数的7%，尽管这一比例很低，但首先是由于许多手工业行业“还不完全是专业化的。缝纫、做鞋、碾磨等工作，是各户自己劳动的普通工作。比较粗糙的木工、竹工和泥水匠的工作不需要非常专门的知识和技巧，所用工具在大多数住家中都自备”。其次，农民并不完全依赖于村子里所能提供的各种日常用品，他们往往更喜欢去集镇上购买质量更好或是选择余地更大的商品。南浔是明清时期吴兴县的首镇，清末因湖丝贸易而发展到极盛，是周边农村经济的中心，因此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南浔的经济走向衰落，但是仍然拥有众多的手工业行业。抗战前，处于农村中心市镇地位的南浔，手工业有39种、共计204家。

与耕种相比，乡村手工业一般没有较大的劳动强度，可以充分利用妇女以及儿童的劳动力。在浙江黄岩，各乡镇家庭妇女从事各种各样的手工业生产，如织草席、织白绢、官纱和棉布等，城内的家庭妇女则制作纸扇等，这些产品都是当地著名的特产。不仅如此，“近年以来，城乡各处家庭妇女编织草帽，尤为大宗出品，行销欧美，年计约值银百万元。”在前工业化的乡村之中，家庭是最主要的独立经济单位，手工业则充分利用了农村中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力。“她们的劳动是家庭‘企业’的一部分，不论这‘企业’是农业性的还是手工业性的。孩子在这个‘企业’中也有他们自己应扮演的角色。”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市场，农村手工业已经不仅仅是农业的“副业”，不再是为了满足农村家庭生活所需而进行的孤立的生产，农村手工业已经开始面全国甚至世界市场，成为全球经济链条中的一环。

在经济因素的作用下，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户大多兼营副业，根据当地条件，经营不同的副业，各省情况参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长江中下游地区六省的农户经营着各种副业，许多家庭还不止经营一种副业，在副业中手工业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除了传统的满足农民自身生产、生活需要的行业，如制土砖、裁缝等，还有更多形成规模并具有“半工业化”特征的手工业，如纺纱织布、编制草帽缏等。这些半工业化的手工业行业，不仅是农业经济的补充，而且是全球商品经济的一部分。在经济更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农户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情况更为普遍，经营的行业也更多。以太湖沿岸地区农户为考察象，其家庭手工业的行业分布更加广泛，参见表2。

从表1和表2的比中可以看出，长江中下游地区六省的副业种类与太湖沿岸七县的副业种类有一定的区别：在太湖沿岸的乡村中，副业包含的种类更多，手工业在副业中所占的比例也更大。“事实上乡村里的手工业种类尚不止于此。可是这些手工业出品，不但是仅仅供给农民的衣食住行，并且还可以供给到国际市场。”太湖沿岸的江南地区的农民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拥有更多的从事商品化手工业生产的机会，该地区的农村手工业与国际经济结合得更加紧密，该地农民的生活与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的农民相比，也的确更加富裕。

作为“副业”的乡村手工业无处不在，农民与手工业者的身份差别往往并不明显，“它同无所不在的农业活动很难分清楚，它有时与后者并存，有时被淹没”。这些手工业一方面为农民的生活提供了各种便利，一方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二、农业的需要催生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以火腿业为例

农业的需要促使手工业的产生，农业需要肥料，因而能够提供这种原料的手工业便形成并发展起来。“如酿酒养猪即是此例。养猪的目的在于要猪粪肥田（其余如鸡鸭等亦同此目的）。酿酒的目的，也不在卖酒，而在烧糟。”

因农业所需而产生的手工业，最为典型的是火腿加工业。江苏如皋的土壤适宜粪肥，因此“四乡农民求粪肥而养猪，遂至如皋为江北产猪最著之县”，于是如皋便以出产火腿而著称。如皋南部四区的小农家庭每户至少养猪二三头，而较富裕的农户养猪多至三十头以上。如皋北部有田地百亩、养猪一二十头的大农家庭和拥有田地数十亩、养四五头猪的中农家庭比比皆是。农民养猪的目的一方面是积肥，因此拥有田地越多，养的猪就越多；另外一方面，“养猪的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当地生产的大量酒糟和花生油饼”。因此，种植业、酿酒业、榨油业和养猪业便形成一个产业的循环，火腿业由此成为当地特色的手工业。

专门制作火腿的作坊称为制腿栈。1918年，如皋境内共有制腿栈28家，其中11家开设在如皋城中，其余则分布在碾头镇、东陈镇、丁堰镇、石家甸镇等处。当时如皋火腿商号的年产量和年产值参见表3。1929年冬到1930年春，如皋城区共生产火腿28万余只，周边乡村的产量约为15万只，共计43万只，而如皋火腿年产量最高时可达70万只。每只火腿重约6斤，成本为3元左右，市价则为每百斤60至80元。以平均每百斤市价70元计算，如皋火腿在生产最旺盛时每年的产值可以达到150余万元，盈利80余万元。1929年资本雄厚的中国制腿公司在如皋北城门外开办，其年生产量约达20万只。

尽管20世纪30年代如皋火腿的产量比最兴盛的时期已有所下降，但是平均每年仍有130余万元的产值，可以想见养猪业和制腿业之兴旺。

火腿素有“北腿”、“南腿”之分，产于长江以北的为“北腿”，产于浙江金华的为“南腿”。以1932年为例，江苏和浙江两省的火腿产量达150万只，详见表4。金华火腿产业与如皋等地的火腿产业一样，也是因为农业积肥的需要而逐渐产生的。“浙江产腿区――金华、东阳-兰溪、义乌、浦江、永康、武义――养猪的目的在造粪，以肥他们那瘠薄的山田。惟因如此，所以此间的产量特多。”兰溪县有火腿行5家、腿铺30余家，东阳和义乌两地从事火腿业的商号各有300余家之多，金华、浦江和武义三地各有100余家。一般来说，腿行的雇工在二三十人左右，而规模小一些的商家也有雇工十余人。粗略估计，浙江省火腿业所需的工人即达数万人之多。

火腿业的兴盛，一方面满足了农业于肥料的需要，农户通过养猪也能增加收益；另一方面加工初级产品，增加了农业和养殖业的附加值，从而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作为主业的农业催生出许多的乡村手工业，这些手工业“都是把农村当地原料和副产物加工制造而得到产品价格之增高的”。

三、手工业的发展带动农业的发展――以丝织业为例

近代以来中国市场逐步与全球接轨，乡村手工业开始面向国际市场生产，手工业生产的需求农业产生了新的要求，农业种植具有风向性的引领作用。

19世纪以来，上海缫丝工业在出口需求的刺激下迅速发展，带动了以江南为中心的养蚕制丝业的发展。无锡开始成为养蚕区的中心，可以说是家家植桑、户户养蚕。1913年，无锡约有166200户，人口80余万，农业户数为142134户，其中养蚕户为142005户，占农业户数的99.91%和无锡总户数的85.44%。

农民选择养蚕制丝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的。养蚕的季节与农业种植不冲突，农户反而能够充分利用农忙间歇的时间，养蚕制丝，增加家庭的收入。鲜茧的价格高于一切农产品，每担（合121市斤）鲜茧相当于六至十石稻米，“桑园之利厚，收入可三倍于他田”。大量农户养蚕制丝，并获得了丰厚的收入。比无锡农民养蚕和种粮（包括小麦和稻米）的经济效益，差别巨大，见表5。据统计，1929年无锡共有161809户农民养蚕，全年收入达1200万元，平均每户农民在养蚕上获得的收益是74.16元。

1913年到1920年间，农户养蚕的收入是种植农作物收入的三倍，与时人的估计相吻合，这段时期也是中国丝织业的黄金时期。

1921年，桑叶每担价格为三元，每亩桑田枝条连梗带叶可产十担，每亩收入能达到三十元，而每亩稻田的收成有时不足两石，很明显，种桑的收入高于种稻。江南地区养蚕的盛行带动了桑叶价格的上涨，从而推动了桑树的种植。

江南地区气候温暖，非常适宜桑树的生长，能够为养蚕提供足够的原料。而四通八达的水路网，一方面能够提供大量的淤泥作为桑树的肥料，另一方面也为交通运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适逢国际市场中国丝织品有大量需求，江南一带的广大农民都开始植桑、养蚕、缫丝。1918年武进一县便增加桑田42907亩，“农家争事树桑，以稻田改植桑田者年盛一年”。1919年，宜兴县有桑田120429亩，“凡不宜植稻之区，莫不艺之”。

养蚕制丝与农民、农业以及农村的关系极为密切。无锡的养蚕缫丝带动了农民的富裕、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村的繁荣。于农民来说，养蚕缫丝的收入可以分为春秋两季：春季的收入用作纳税、还债和准备全家全年日用所需；而夏季的收入的用途则是为全家添置衣服以及为妇女购置一些首饰等。农民富裕之后，自然能够加大农业的投入。“二十年代起，无锡开始有了机械戽水，入秋之后，戽水机船都改装为碾米机船，或在市镇设立季节性的小型碾米厂。”可以说，正是养蚕制丝带来的繁荣促进了无锡农业机械化的初步发展。在这基础上，整个农村的商业经济不断繁荣――原先的集镇的规模逐渐扩大，各行各业的商店、作坊开始出现，集镇成为固定的市镇，新的商业网正在形成。在丝织业的带动下，无锡在苏南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

手工业生产遭遇困境，相关的农业生产也会受到严重影响。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国内丝织业发展受阻，无锡等地的桑树种植受到了极大影响，农作物的种植比例提高。1929年无锡的米麦种植面积为840977亩，占耕地面积的67%，桑树种植面积为251037亩，占20%。随着丝织业的不景气，桑价持续下跌，从每担1元，一直跌到1元2担甚至1元3担，而往年每担桑叶的价格往往为3～5元，尽管如此，桑叶依然无人问津。农民不得不砍桑为柴，改种水稻或蔬菜，桑田面积随着丝织业的不景气持续下降，邻近各县如宜兴、常熟等地的情况也是如此。1930年至1932年，无锡的桑田面积分别为251037亩、150000亩和84000亩，江阴的桑田面积也逐年下降，分别为124000亩、82000亩和54000亩。

丝织业的不景气导致蚕桑养殖的衰退，农民的生计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充分说明了手工业与农业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关系。

四、结语

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部分农村手工业与市场具有紧密的联系，是商品经济的一部分，参与全球市场的流通。一部分手工业因农业的需求而成长，逐渐壮大，发展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行业，彻底脱离农村“副业”；一部分手工业徘徊在农村“副业”与独立行业的边缘。当外部市场繁荣，需求旺盛之际，手工业生产兴旺，通过手工业农民获得了丰厚的收入，从而能够增加农业的投入，手工业反哺农业，此时的农业和手工业，无法明确判断孰为主业，孰为“副业”；当外部市场收缩，需求减少时，手工业生产陷入不景气的状态，农民减少手工业的投入，回归农业生产，手工业重新回到农村“副业”的范围。

手工业的市场化、手工业地位的提升于农业、农民和农村来说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首先，农民的家庭收入增加了，“农民常是依赖定期收获之农产以维持生活的。于是在农产未收时，日用常有青黄不接而不得不乞灵于高利贷之苦。这时如有乡村手工业产品之销售，以济其穷，则资金之收入，自不会受农业季节性之限制了。”其次，可以充分利用农业中产生的副产品，增加附加值，促进生态的循环。“乡村手工业所需的原料，大多是利用低廉的农业副产品。……加以闲暇的人工，制成有用之物，却是最经济的生产。”再次，有利于缓和耕地与人口之间的矛盾，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剩余劳力，迫于饥寒，便不得不流为盗匪了。振兴乡村手工业，便有助于这个问题之解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事手工业生产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于农民思想上的改进也有一定的帮助。“农民习于制造事业，生活能更觉新鲜而有兴趣，而因制造技术之时图改善，便渐可训练成为更有机智与进取了。”尽管农民在面新的科技时会观望和犹豫，但并不是说他们拒绝科学与新技术。1924年春，蚕业改革在开弦弓村开始推广，当年全村仅有21户人家参与，但是在两年之内，全村都接受了蚕业教学中心的指导，选用良种，用科学化的方法养蚕。开弦弓村的例子充分说明，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农村手工业地位的提升能够引导农民了解、使用先进的科学和技术，适应并积极参与现代世界。

“仓廪实则知礼节”，只有农民先富裕起来了，并不断与外界沟通，才能使农民的身心都得到发展，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