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知识生产中隐性知识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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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近代科学以来,编码知识的力量得到彰显,隐性知识的权力遭到忽略。本文通过对科学知识生产中隐性知识与编码知识的对比研究发现隐性知识在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关键词: 科学知识隐性知识编码知识权力

人类自产生以来,便一直致力于对自然界进行探索,对自身展开思考。这种探索和思考正是知识产生的重要源泉。近代科技产生以后,人类建造了大量的实验室,将其作为科学知识生产的主要场所。实验室的产生,虽然加强了现代科学的实用性、目的性,但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却远离人群,科学知识本身也只为少数的一些人――科学家所掌握。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对知识本身产生了兴趣,把知识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隐性知识和编码知识两大类,进而追寻知识的成因。长期以来,编码知识的力量得到彰显,隐性知识的权力遭到忽略。

一、科学知识研究的兴起

关于科学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默顿学派进行的规范结构、轨迹行为等研究工作;以贝尔纳为代表的一批英国人则以剑桥大学为中心,以科学为研究对象,来解决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等。

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都是在默顿开创的研究领域内进行。默顿学派主要致力于开拓科学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创造了一套对科学进行研究的方法,进而研究社会对科学知识结构和发展的影响,但他们关注更多的是科学的社会建制问题。

与此同时,马克斯・舍勒开创了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知识的传统;之后,卡尔・曼海姆在该领域中居于领导地位。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知识或思想过程与社会文化中其他存在因素之间的关联,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是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局限于个人的思想,知识是群体和社会协商的产物。

不论是科学社会学还是知识社会学,它们对于科学的载体――科学知识本身的研究,一直还处于空白状态。默顿学派认为,科学知识本身具有一定独特的规范,社会学家不应该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考察,因而一些人将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称为“科学制度的社会学”和“科学家的社会学”。而以曼海姆为首的知识社会学最初也认为社会决定人们的观念,进而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内容,但在“当他的魄力面对诸如数学和自然科学这样的,显然具有自主性的主题时,他的努力便失败了”。[1]

在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爱丁堡大学成立了一个以巴里・巴恩斯和大卫・布鲁尔为首的“科学元勘小组”,他们提出所谓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声称要用社会学的知识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全面的研究,外界称之为“爱丁堡学派”。

科学知识社会学自从70年代在英国兴起之后,发展相当迅速,逐渐成为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者们转换视角,在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进行研究时,把人们通常都忽视的社会因素引入到该研究领域,通过大量应用社会因素分析方法而使其凸显出来,并使得社会因素无所不在,渗透到知识的内容、形式和实践的每一个角落。

他们从科学知识的形成、发展、评价等不同的角度对科学知识进行了全面的社会学审视,并提出了许多全新的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利益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因素在科学知识形成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且社会因素最终表现为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这些社会利益包括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文化或信仰上的不同方式的利益。“磋商理论”也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中较有影响的一个理论。该理论认为,科学活动不存在完全的认识一致,不同的认识产生不同的意见,科学家们是通过磋商,最终达成一致的意见。磋商对科学事实与科学理论的选择和解释起到直接制约的作用。“行为者―网络理论”是巴黎学派在具体科学活动研究之后提出的一个新理论。该理论认为,科学研究的行动者不仅包括直接在实验中从事科研活动的科学家,而且包括实验室以外的其他科学家、企业主、政府官员等与该科学活动有关的不同领域的人。这些人构成了一个“行动者网络”。该网络把科学家、自然和社会联系到了一起,使自然和社会同样受到人类作用的控制,社会因素在科学事业中扮演的角色得到了凸显。

在知识研究领域,人们通过分类整理把知识分为隐性知识和编码知识,编码知识又可以分为嵌入编码知识和非嵌入编码知识。嵌入编码知识因其只属于特定的群体、领域或民族,只用于具体的各门类科学学科之中,而不能广泛运用。“非嵌入编码知识是如四则运算、勾股弦定律、杠杆原理等一些简单基本的科学知识。非嵌入编码知识因其非嵌入而可以在最大多数人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共享”。[2]由于当前科学的强大势力与影响,许多人试图如自然科学各学科一样,把非嵌入编码知识以某种科学知识形式、科学方法或固定模式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解决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隐性知识“包含有相对客观的部分和主观的部分”,相对客观的部分主要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积累的那些还没有规范,未经编码的经验知识。现在少数民族社会中的许多知识都还是隐性知识,而其中主观的部分主要“来源于个体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判断,基于主观的直觉、预感和洞见而深深植根于主体的理想、价值观、情感和行动之中”。[3]主观的隐性知识由于其存在方式的特殊性而与主体相互捆绑,融为主体的一部分。

二、隐性知识与编码知识的相互关系

根据上文所述的隐性知识的特征描述,人们日常生活中积累的各种未经编码的经验知识,人们的理想、信念、信仰、民族特征,以及个人的各种独特的体验,都属于隐性知识的范畴。

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语言和文字的产生为把部分隐性知识进行编码创造了条件。所谓编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去除掉相对客观的隐性知识中的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成分,以减少隐性知识对主体和其存在背景的依附。所以,编码知识是一种相对客观的知识。

隐性知识与编码知识之间并无明显界限,且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去除隐性知识中的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成分,通过描述性的语言,或代号组合,就生产出编码知识。因此编码知识来自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是编码知识存在的母体。

即使是在实验室中生产出的编码知识,也会受到业已融入为其生产者――科学家一部分的隐性知识所左右。隐性知识随时在影响着编码知识的内容与发展方向,这种影响表现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中不存在制约人类理性活动的客观的合理性标准,科学家的行动和科学知识的评价标准只能来源于属于隐性知识范畴的社会因素。这些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制度、社会原则、群体心理过程、政治经济利益、社会协商等。在科学史中,有许多科学争论可作为佐证,巴斯德和普歇之间的科学争论便是著名的一例。巴斯德的曲颈瓶实验曾经因摧毁了自然发生说,而在科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1862年,巴斯德在烧瓶上特意设计了一个S形长颈,这样,纯净的空气可以自由地进出烧瓶,而微生物却被阻挡在外。烧瓶中经过加热煮沸的培养液在冷却后很长时间也不会变质,而一旦没有了S形长颈的阻挡,培养液中就很快充满了微生物而发生变质。巴斯德的实验非常成功,并且摧毁了自然发生说理论。然而,与巴斯德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普歇也进行过一次著名的实验――干草浸液实验。普歇把经过水银消毒过的干草浸液器皿放在水银槽中,加热水银槽中的水银,使其沸腾后,穿过水银的就是纯净的空气,而不是普通的空气了。干草浸液中的有机物一遇上纯净的空气后就开始生长。普歇由此得出结论:新的生命是自然发生的。普歇的实验也完全是按科学程序进行,并且巴斯德还重复了该实验,结果也是如此。

这次科学争论的结果,是由巴黎科学委员会最后裁定:巴斯德获胜。但胜利的果实不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普歇在实验中发生的错误,而是因为科学委员会中的五个成员有四个成员本身是反对自然发生说理论的。由这次科学争论,我们可得出结论:内化为科学委员会成员一部分的隐性知识主导了在这次科学争论结果的产生。这次科学争论中,由于隐性知识权力的介入,法国巴黎科学委员会不光彩的偏见决定了科学争论的最终结果。否则,如果巴斯德发表了他的重复实验结果,而法国科学委员会不存在社会偏见,普歇就很可能成功获得奖项。这种因隐性知识先入为主地捆绑于编码知识生产的主体而主导科学研究的事例在科学史中大量存在。

对隐性知识进行编码,既是一种提升,又失去了一些内涵。同时,对编码知识进行解读,需要其运用主体运用自身所拥有的知识,在一定的背景中进行,也就是要加入一定的隐性知识,才能够得以完成。

三、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隐性知识的权力

知识编码了之后,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方式存在着,这种存在方式便于人们交流与共享。尤其是非嵌入编码知识,冲破了知识壁垒的重重阻碍,使全球各国、各民族、各领域范围内得以共享。

在认识论的层面上,科学家的信念决定着科学知识的内容,隐性知识起主导作用。以“地心说”和“日心说”为例,托勒密所坚持的信念是: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因为托勒密推崇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知识,并且通过观察太阳的东升西落、物体的垂直下落等,他也只能得出地心说的结论。而伽利略相信哥白尼的“日心说”,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知识,是因为他受到文艺复兴解放思想运动的影响,信念上不再受到教会的约束。在此层面上,“物理学家已经忘记了电子是一个理论实体,把它视为一种通常的客观实体,把电子视为理所当然的实在,这种理论实体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相互之间协调的产物,……原子、电子与夸克等和热素与燃素具有同等地位。就这种对象的存在方式,就对维持这种存在状态的实在论模式所采用的技术与设计来说,它们在所有文化中是人类典型的创造物”。[4]

近年来,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出发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实验室里,科学家通过解释、商谈、相互交流和话语互动等几个方式建构了科学知识,而不是直观地描述客观的外在世界。如上文所述,我们看到了隐性知识的权力的运用与发挥。隐性知识的权力由于其已内化为科学家的完整人格的一部分而不可分割,所以编码知识与隐性知识在知识生产中的权力之争是在科学知识生产的特定与境中进行的。

四、隐性知识与编码知识权力之争背后的反思

知识在编码之后,由于其便于交流与共享,因此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非嵌入编码知识,显示出强大的力量,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方法和模式,向各领域渗透,在全世界到处流淌。编码知识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许多无法解决的世界性难题,如生物多样性减少、温室效应、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等。

知识编码还给人类社会带来另外一个后果:科学家与各行各业的专家盛行。随着科学各学科与门类的分化,科学家朝着越来越小、越来越精的狭小空间发展。科学家们就像在自己感兴趣的那块领地上各自给自己挖了一口井,越挖越深,到最后,许多专家只能坐在自己掘出的那口井中,看着自己的那片蓝天,独自陶醉,而不见其余。

其实,编码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当今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代名词,而隐性知识则对应着人文社科知识。编码知识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若无人文社科知识、、情结等隐性知识发挥作用,人类,以及人类所生存着的地球将会很快陷入困境之中。如果说编码知识是人类前行过程中用来披荆斩棘的一柄利剑,那么,隐形知识就是握着宝剑的那只手。正是这只理性之手,把握着利剑挥动的方向。这就是隐性知识权力之体现。

参考文献:

[1]大卫・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M].艾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3.

[2]吕乃基.论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J].科学文化评论,2007,(2):28-37.

[3]吕卫文.隐性知识和编码知识[J].科研管理,2007,(11):31-35.

[4]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约翰・亨利著.邢冬梅,蔡仲译.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