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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生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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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于瑾光同志是北京市服装公司服装研究所所长,今年30岁。1982年—1983年作为研修生赴日学习。这里发表他研修期间的几篇日记。小题目是编者加的。

她不习惯这里的“进行曲”

1982年5月24日

今天公司请我去帮助一个人办退职手续。到办公室一看,这个要退职的人我认识,她是位中国籍的女青年,三个月前,她来这里办进厂手续时,也是临时叫我来当翻译的。

这个青年24岁,原来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工人。去年和一个日侨亲属结了婚,随后申请到日本来了。她早就听说这里是“高节奏”,她想,还能紧张到哪儿去?再说,“高节奏”之后就“高收入”、“高消费”,生活的乐趣就有了。到日本后,他们夫妇俩到处托人找理想的工作。但情况并不美妙。

“你怎么刚干三个月就退职了?”

她无精打采地说:“太累了。这里到处都太累了。这是我来日本半年后第七次辞退工作了。”

我听了为之一震。当我来到工业发达、到处充满竞争的日本后,最突出的印象就是这里的“高节奏”,它催人快干、快走、一刻不停。说实话,许多人到这里受不了。他们太习惯听过去的“摇篮曲”了,跟不上这里“进行曲”的步伐。

这个女青年到这里是来寻求幸福的。她希望在“幸福”和“奋斗”之间找一条捷径。看来,她失败了。

收音机里的几条小消息

1982年9月1日

这几天日本列岛受到台风的侵袭,无线电受到的干扰非常厉害。为了准时在晚上听到祖国的新闻联播节目,我在这半个小时里,一直抱着收音机,有时还要不停地拨转天线,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才能听清。

离开祖国半年多了,此刻一点一滴的消息都是珍贵的。日本的报纸、杂志虽然多如牛毛,但想通过它们了解中国是不可能的。它们就对“动荡”感兴趣,而我们关心的是“安定”。

前几天,我从“联播”节目中听到国内不仅农贸市场普及了,而且又发展了个体户。第二天,我把这些新闻告诉我的日本同行。他们听了十分惊喜。有的说:“没想到,中国的经济政策也灵活起来了。”

在我接触的日本人中,有许多人觉得中国过去的政策太死板,甚至由此怀疑我们能否实现自己的目标。近来,他们从农贸市场、个体户这些小消息中对中国人的事业更有兴趣,更有实际感了。

“鸽 子”

1982年10月31日

今天,后藤邀请我出去,可能有好事。

原来他要向我介绍他的几位朋友。他的朋友中有一位西班牙女青年,她在日本一家公司里教授外语。在她的提议下我们到一家西班牙餐馆吃晚饭。

这个餐馆不大,从陈设到饭菜都是西班牙风味,我们为三国青年的聚会干杯。进餐中室内不断播放西班牙乐曲,当播到“鸽子”时,我不由自主地随着乐曲哼出声来。这下使那个西班牙姑娘又惊又喜。

“你们中国青年也知道西班牙民歌?”

我告诉她,这首歌不但我喜欢,在中国这也算是支流行歌曲呢。舞会上是离不开的。

“鸽子”打破了我们之间一般的寒暄,大家开始无拘无束地交谈。说着说着,我倒成了这里的“主人”了。我给他们讲了中国青年的工作、学习、娱乐及家庭生活。她们无休无止地问着,我津津有味地讲着。不知不觉到了该返回公司的时间。临别时,我问那西班牙青年,什么时候回国。她兴致勃勃地说:“等我攒够了钱,先要到中国去看看。”

荻原和他的婚事

1983年1月7日

就要回国了,今天我邀请了好朋友荻原和他的女友,请他们吃了一顿中国水饺。尽管我的手艺不高,但大家吃得很香。我看着眼前这对相爱的日本青年,默默地为他们祝福。

记得我初到公司的一天,忽听背后有人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好!”我回头一看,是一个憨厚的青年直直地望着我。我马上和他打招呼。他告诉我,他叫荻原,很喜欢中国。上大学时学了点中文,现在快忘光了。这次听说公司来了中国研修生,他高兴极了。从这以后,他经常拿有关企业管理的书让我看,星期天我们还常一起去钓鱼、游泳。

一天下班后,他驱车送我回宿舍,边走边聊。我问起了他的婚事(我们是同岁)。荻原爽快地告诉我,如今的日本女青年已不再信守以前那种对丈夫恭恭敬敬、百依百顺的陈规了。他想挑选一个和自己既说得来又贤惠的伴侣。我对获原讲:我理解他的想法,但年纪不小了,要抓紧。他连连点头。

就在上个月的一个星期天,荻原一早就开车来找我,车上还坐着他们科的一位女青年。他们非要我和他们出去玩,看上去荻原这天特别高兴。第二天,他见面就问我“怎么样?”我当然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忙说:“好!祝贺你。”

今天我们好象有说不完的话。临别时我说:“赶不上你们的婚礼了,但结婚时可要告诉我啊!”获原说:“现在日本流行旅行结婚,我原来一直想到夏威夷去办婚事,现在我改了主意,我们婚事要办在中国,那里有你这样的好朋友,有万里长城和浩浩长江。”

一千多人的目光

1983年1月24日

今天是难忘的。当我们和经理话别后依依不舍地走出办公楼时,眼前的情景简直让我无法相信,这个一千多人的大公司竟停了工,全体人员都到大门口欢送中国研修生。大家争着和我们握手、合影。一位平时见到我只会伸大拇指的聋哑老工人,拉着我的手,含着热泪一个劲地比划着。我赶紧掏出笔,他激动地哆哆嗦嗦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我一定到中国去。”

回想起刚来时,也是这一千多人,向我们投来的大都是新奇和猜疑的目光。但一年的时间,彼此的心通了,情深了。我虽然不是外交使者,但一个出国留学人员能在平凡的学习和生活中为祖国赢得了信任和尊敬,这是多么大的鼓舞和欣慰啊!

在深圳听到了我们自己的进行曲

1983年4月20日

回国后休整了一下,我便出差到深圳。蛇口工业区树起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既实际又有鼓动性的标语,给我心头又加了一把火。它有力地推动了我那似乎要慢下来的步伐。

回国两个多月了,一年多的紧张生活还保持着相当大的“惯性”。但同时也感到又回到了“四方步”的节奏。当我很谨慎地向有关部门谈到能否在我们的生产和管理上借鉴一下人家的好经验时,很快就有人好言相劝:“我们的制度和条件都不同嘛,还是慢慢来吧。”

这次到深圳,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一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曲在这里奏响了。这是我们自己的进行曲,这也是中国的希望。

(图:李薛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