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与中国古代体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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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齐鲁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体育娱乐活动和传统体育精神两个层面上。这两个层面的内容,在体育活动、智谋策略、价值取向等方面,对中国体育发展都有着深远影响。从源头上廓清齐鲁地区古代体育的发展状况,可以弥补现有体育史研究以炎黄文化为主导的一些不足,这一地区引领诸侯风云的先秦诸子思想也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体育史;齐鲁文化;中国古代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9-0013-04
中国古代奉行以宗法伦理为主导的政治统治,因而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以众多诸侯国为政治基础而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伴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这些地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不断优胜劣汰,齐鲁文化成为唯一以地域文化形态汇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并成为主干的文化流派,因而中国传统体育发展与齐鲁文化密不可分,形同血肉。
1 齐鲁文化是中国古代体育发展的重要渊源
中国古代的文明起源,是以黄河、济水、淮河、长江为基本坐标的,在这4条大河流域,曾经诞生了3大势力集团,即西部河洛(黄河、洛水)流域的华夏集团、东部济淮(济水、淮河)流域的东夷集团和南部的江汉(长江、汉水)流域的苗蛮集团。这3大势力集团当中,东夷集团和华夏集团开化较早,苗蛮集团到了商周之交才发达起来。3者不断的相互碰撞交流,逐渐混而为一,迭次出现了夏、商、周3代王朝,真正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整体。夏、周代都是以河洛文化集团为主导而形成的,只有商代是由淮济文化集团为主导而形成的。周代建立以后,大批分封诸侯,齐、鲁两国就是在这时得以封邦建国的,齐鲁文化的逐步形成,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从这一意义上说,齐、鲁文化都应当是东夷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具有广泛的同源性。但是,齐、鲁封邦建国以后,齐文化依托于东夷文化而吸纳商周文化,鲁文化依托于周文化而吸纳商文化,加之于地理环境、生活习性、治国理念等众多不同的原因,两国逐渐地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体系。因此,齐、鲁文化既有着广泛的同源性,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色,同时又是先秦时期众多地域文化中秦汉以后,唯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文化体系。中国古代体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齐、鲁文化与古代体育发展的关系同样十分密切。
周代开始兴起的齐、鲁文化,总体上看,齐文化的发展,不管是从物质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在汉代以前都要大大超前于鲁文化。鲁文化优胜于齐文化的突出点,除在周代“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的宗法统治环境下政治地位要高于齐文化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春秋末期孔子在鲁文化背景下创立的儒学。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儒学等学术流派社会地位的飙升,却又不能不感谢齐文化这一沃土滋养起来的稷下百家争鸣,诸子百家汇聚于稷下学宫,形成了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中心,造就了先秦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的体育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正如刘秉果。引所说:“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百家争鸣的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促进了医学、生理学、养生学的研究,使体育锻炼理论有了新的提高。”
而齐鲁文化实际的历史状况,在我们数千年来的历史文献中无疑是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遮掩。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的原因就是以《春秋》三传和《史记》为代表的历史文献为我们确立了一个“万世一系皆黄帝”的历史观念。秦汉以来,人们言华夏而忘却了东夷,言孔子而忘却了“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②的文化总结真谛,言齐鲁文化实则张扬的只是儒学。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审视中国早期体育的发展状况,很自然的就会发现,忽略早期齐鲁文化发展对中国传统体育发展的贡献,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2 齐鲁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的突出贡献
齐鲁文化对中国早期体育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体育娱乐活动,二是传统体育精神。
就体育娱乐活动而言,战国以前齐鲁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体育娱乐活动,首先在《诗经》中已经多有反映;其次,在《史记・苏秦列传》和《战国策・齐策》里边,都记载了战国时期的苏秦见到的齐国都城临淄城内的体育娱乐活动状况,谓“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期间提到的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应当都是当时临淄城内非常盛行的体育娱乐项目。有些活动项目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斗鸡、走狗之类则属于市井娱乐活动,《庄子・达生》记载,纪渚子为齐王驯养斗鸡,40天才完成,驯好的鸡,听见别的鸡叫时没有任何反应,“望知似木鸡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鲁国“季、邱之鸡斗,季氏介其鸡,邱氏为之金距。”早在春秋时期,齐都养狗之俗就非常盛行,齐景公殉马墓中曾发现殉狗30只。六博、蹋鞠以现在的观点来说则完全属于体育活动的范畴。六博是中国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中的一种,与围棋并称为“博弈”。《论语・阳货》篇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又记载说:齐宣王问匡倩:“儒者博乎?”匡倩作了否定的回答,曰:“博者贵枭,胜者必杀枭,杀枭者,是杀所贵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也。”这里所说的“枭”、“杀枭”均为六博专业术语。我们且不管儒家学子对六博的理解如何,这段史料起码可以证实,齐宣王当年曾亲自关注六博游戏。踏鞠又称蹴鞠,世界足联和亚足联已经宣布,齐国故都临淄就是世界足球起源地。此外,据《荀子・议兵》的记载,齐国还有“隆技击”的传统。技击,就是人与人搏斗的技巧。齐国的这一传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教训成俗,这一传统在战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比如《汉书・刑法志》说:“齐闵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王赛时总结道:“齐国首创技击以后,开创了以技巧胜勇力的武事新领域,改以力御敌为以术制人,灵活多变的技击开始在武事活动中大显神通。两千多年来,技击更新变衍、增多益补,最终汇成现代蔚为大观的中华武术。武术的精髓在于技击,而不在套路和表演。至民国出现‘武术’名称之前,‘技击’始终是中华武术的代名词。”养生与长生不老术的出现与这一地区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按照《史记・封禅书》的记载,长生不老术也是由齐地的方仙道衍生出来的。以上所举,只不过是我国古代先秦时期众多体育娱乐活动中的九牛一毛。中国古代的体育娱乐活动隐身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在横向发展上与此起彼伏、五彩缤纷的地域文化息息相关,在纵向发展上又与跌宕起伏的时代潮流和当权者的喜恶爱憎密切相连。就现有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可知,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地区的体育娱乐活动就已经非常发达了,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比较松散的区域性体育娱
乐活动中心。这又恰好是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折射。
尽管春秋战国之际,体育娱乐活动的发展潮头可能也是伴随着霸主地位的转移而不断变化,但从纵向上看,齐鲁地区对于中国传统体育精神的贡献则是无可与之匹敌的。齐鲁文化对中国传统体育精神的贡献,突出表现在3个方面:
首先,是“与时变”、“与俗化”的变革进取精神。齐国在西周建立之初就有了“因其俗,简其礼”④的文化特色,到春秋时期管仲相齐桓公治齐的时候,形成了“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⑤的文化观念,以至于实现了首霸春秋的宏伟目标。齐文化发展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积极进取精神,是中华传统体育精神当中重要的文化因子。由于这种实事求是变革精神的主导,齐国以军事思想为代表的智谋文化也就凸现出来。
其次,与齐文化重功利、尚变革、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相对应,鲁文化尤其强调“尚中贵和”的道德要求。周代是以宗法统治为基本统治秩序,维护这一统治秩序的基本手段便是礼、乐之类的道德教化,孔子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白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鲁国向以“宗周”为己任,《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国建国初期便有“变其俗,革其礼”的做法,《论语・颜渊》中说,直到春秋末期的时候,孔子还在大喊“克己复礼。”但是,孔子创立儒学,根本上是对西周以来礼乐治国制度的理性升华,因而,儒学思想在孔子以后广为传播,实际上是社会道德体系失去行政强制约束力以后走向人的自身行为规范的自然需求。儒学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社会道德意识,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社会道德应有的基本标准。儒学主张的外在行为准则是“礼”,内在行为取向是“仁”。“礼”所强调的是行为要合乎特定的规范,“仁”所强调的则是行为取向要“尚中贵和”。恰如《论语・八佾》中孔子所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儒学对于这种社会行为道德体系的建立,对中国的传统体育精神来说产生的影响是双面的,正面的影响是为体育娱乐活动注入了强烈的道德动能,负面的影响是阻滞了竞技性体育娱乐活动的发展。郭绍虞先生说,中国数千年之学术,儒家重礼义,道家尚无为,此则学术足以阻体育之发达者也。
再者,战国稷下百家争鸣构筑了中国古代体育史的首个发展高地。战国时期齐国创办稷下学宫是伟大的创举,由于这样一个平台的建立,荟萃了当时散布于各个诸侯国的思想文化精英,比如孟子来自邹鲁,荀子、慎到来自赵国,环渊来自楚国,屈原这一时期也来到了齐国,其他诸如苏秦、张仪等纵横游说之士大多都来过齐国。郭沫若称此“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思想体系大都在这一时期发展成型;另一方面,这些来自异域他乡的稷下学者,同时带来了众多的异域风味。齐国在这一时期成为大量外来思想文化精英的集散中心,类似于形成了一个大熔炉,《战国策・齐策》中所谓齐国临淄城中“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蹁踟者”,可以说是融合于来自于八方诸侯国境内的民风习俗的缩影。战国末期稷下学宫衰败后,稷下学者四散,秦并六国以后,秦相吕不韦编辑《吕氏春秋》,一些稷下学者又云集到了吕不韦的门下,“进入秦国的稷下后学参与了该书的编写,书中保存了稷下诸子的一部分文献资料,反映了稷下学的一些重要成果。”《吕氏春秋》中的“贵己”、“养生”、“适音”等体育思想,可以说是战国稷下学中体育思想的发展,集中总结了战国及其以前体育思想发展的基本趋势。
3 齐鲁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影响深远
齐鲁两国分处泰山南北,山水相连,习俗相通,自然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齐鲁之间极其便利的交流条件。但是,由于早期文化基础的差异和交流条件的限制,又自然地形成了横向的不同文化圈和纵向的不同文化传承。春秋战国开始,伴随着风云跌宕的诸侯争霸斗争的滚滚狼烟,诸侯间的文化交流日渐加深,齐鲁文化同时也开始了深度交融。战国末期,齐鲁两国作为周代的诸侯国虽然相继走向了灭亡,但作为文化流派而言,却在秦汉之际逐渐地成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坚,由此而对于后来的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3方面:
第一,体育活动。周代齐鲁地区一些活跃的体育活动,在秦汉乃至以后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展。比如战国时期齐国盛行蹴鞠,《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有淳于意诊治因参加蹴鞠这样的剧烈运动诱发“牡疝”的病例。蹴鞠运动后来虽然历代盛衰不一,但一直延绵未绝,清代的《红楼梦》、《聊斋志异》一些民俗描写中仍然生机勃勃。格斗技巧是武术的重要特征,春秋战国之际的齐国非常重视格斗技巧的训练,在《管子》和银雀山汉墓出土《孙膑兵法》中都有齐国人关于格斗技巧的文字描述。汉代格斗的技巧已经非常成熟,《汉书・武帝纪》记载说,汉武帝时期曾经举行过两次“角抵戏”表演大会,《汉书・艺文志》中还记有“手搏”6篇。武术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体育项目。其它诸如博戏、棋戏、剑术、养生术等等,春秋战国之际齐鲁地区盛行的许多体育娱乐活动项目都在汉代开始被继承了下来。
第二,智谋策略。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说齐地“其民阔达多匿知”,这一特征在体育娱乐活动中同样多有所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的孙膑赛马故事中,孙膑就是靠调整组合方式而取胜的。齐国的军事智谋思想后世不仅在与体育活动密切相关的军事领域得到了充分的传承,而且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应用。
第三,价值取向。儒学道德至上的思想观念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从而把齐文化中的功利性特征渐渐地遮掩了起来,弱化了中国传统体育的竞技性发展,造就了中国传统体育以养生、健身为突出特征的发展脉络。我们往往说中国古代的体育不发达,实际上说的只是竞技体育的一面,中国古代的健身体育非常发达。由此我们会更清晰地发现,中国传统体育浓厚的泛道德色彩同样是来自齐鲁文化。
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流向上看,齐鲁文化与中国传统体育是很重要的课题,有必要作深入研究。比如,从源头上廓清齐鲁地区的古代体育的发展状况,可以弥补现有体育史研究以炎黄文化为主导的一些不足;又如,齐鲁地区在整个先秦时期都是非常发达的,尤其在春秋战国之际更是引领诸侯风云,这一地区孕育和流行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对于这些历史体育资源尚有待于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整理,相信这一工作对于现代体育产业的发展会大有裨益;再如,先秦诸子的体育思想也有待于深入的研究。齐鲁文化与中国传统体育是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板块,希望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以期推动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并贡献于现代体育产业。
参考文献:
[1]傅斯年,夷夏东西说[G]//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59
[2]于孔宝,论稷下之学与战国文化中心[J],中国史研究,1998(2):13-22
[3]刘秉果,中国古代体育史话[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3
[4]王京龙,《诗经》所见早期体育娱乐活动及其特征[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31(1):23-26
[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齐故城五号东周墓及大型殉马坑的发掘[G]//齐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齐文化丛书:考古卷,济南:齐鲁书社,1997:339,346
[6]张军,陈赢,布拉特宣布淄博为足球起源地[G]//解维俊,足球起源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4:295,296
[7]王京龙,《管子》对中国古代体育教育发展的三点贡献[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5):51-54
[8]王赛时,齐国的武技[J]文史知识,1989(3):62-64
[9]司马迁,史记・封禅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1480
[10]王京龙,战国体育中心蠡测[J],社会科学战线,2007(6):169-171
[11]郭希汾,中国体育史[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5
[12]郭沫若,十批判书[G]//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57
[13]刘蔚华,苗润田,稷下学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