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军山》及任景丰的“活动照相”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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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定军山》是否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电影，学界尚存有争议，本文在对若干史料的分析基础上指出，《定军山》确实存在，但其拍摄时间和拍摄次数难以确定。拍摄《定军山》的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提出了“活动照相”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在中国电影理论史上有一定意义，它代表了中国人对电影本质的最早认识。本文指出，任景丰的“活动照相”观仍受到静止照相认识惯性的限制，因此任景丰的拍摄实践很难有进一步开拓。

[关键词]《定军山》； 活动照相； 戏曲电影

把《定军山》作为中国电影史的起点，最权威的表述无疑来自《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说：“中国人尝试拍摄影片，是在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的秋天，由开设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即今南新华街小学原址）的丰泰照相馆摄制的”，“这部短片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戏曲片，也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①。这些文字在很多中国电影史的著作以及教材中都被反复引述，进而成为一种通识乃至常识。然而，这样一个看似确凿无疑的论断实际一直遭到有关专家的质疑。1992年，陆红实在《任庆泰与首批国产片（戏曲影片）考评》一文中对《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所载的名为《定军山》剧照的照片提出质疑。2005年，在纪念中国电影诞辰100周年之际，《南方周末》刊登了名为《寻找中国电影的生日》一文，对关于《定军山》的种种争论及观点进行了综述。之后，在《当代电影》上，又陆续发表了王大正撰写的《关于中国电影诞生三处质疑问题的订正解析》《〈中国电影的摇篮〉四十言辨析》（上、下），黄德泉撰写的《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等论文，进一步对《定军山》的有关疑点进行考辨。概括起来，专家们对《定军山》的质疑大致有两个方面：其一，历史上是否真有这样一部影片？其二，如果真有这样一部影片，它的拍摄时间是否确实是1905年？

由于《定军山》的胶片并无存世，且《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所配的名为“谭鑫培《定军山》剧照”的照片也被证实为“戏装照”，能够直接证明《定军山》存在的影像证据缺乏，目前，能够说明《定军山》存在的具有可信度的只有一些文字资料：

一是《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三十年以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一文，这篇文章发表于1938 年第 14期的《电影》周刊。文中说：“据某剧家言：当清末时，大栅栏大观楼即有电影映演，此实为北平初创电影之阶，一时耸动听闻，获利甚丰。……后又在戏台上摄有谭鑫培之《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各场面。又曾摄俞菊笙之《艳阳楼》打出手，五花八门，备极可观，曾映于吉祥戏院等处，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今此片不知落于谁手矣。”

二是许姬传在《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中的记载。许姬传记述了自己的老朋友吴震修曾对他说过亲眼目睹丰泰照相馆为谭鑫培拍电影的事。吴震修对他说：“光绪末年，我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教书。课余，我总喜欢逛厂甸。……大约是在一个秋天，有一天我照例又晃进了琉璃厂。经过丰泰照相馆附近的一个广场，老远看见临时支着一块白布，有些人在拍照。我走到跟前一望，哪儿是拍照，简直是在拍活动电影呢。而且还是我们最崇拜的一位老艺人――谭鑫培，扎着一身黄靠，手拿一把金刀，耍了一个‘定军山’里的大刀花下场。旁边站的几位都是谭氏的家属和亲友们，人数并不过多。那位照相馆的老板，是个大块头，跟我很熟，他也在一旁照料一切。可惜拍得不多，一下子就算了事。后来还在‘大观楼’电影院公演过的呢。这恐怕是京戏上镜头最早的一幕吧。”②

三是参与《中国电影发展史》撰写工作的王越所写的《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影视文化》1988年的第1辑上。这篇文章记述了他采访丰泰照相馆伙计刘仲明以及当年观看过《定军山》的观众的过程。

在这篇文章中，刘仲明回忆说，老板任景丰琢磨了很长时间拍摄电影的事情，但是他对于当时运进中国的外国影片中打斗、舞蹈、亲吻等内容不感兴趣，打算拍摄新鲜题材。经过认真考虑，任景丰决定在谭鑫培过60大寿时拍一段表演。 刘仲明回忆说，当时照相馆的技师们都觉得电影是洋玩意儿，担心不会拍，任景丰鼓励他们说，电影就是“活动照相”，让他们别被洋东西吓唬住。

刘仲明对当时的很多细节记得很清楚，他回忆拍摄时的场景是“廊子下借着两根大红圆柱，挂上一块白色布幔”，谭鑫培就在这块布幔前表演。负责拍摄的人是刘仲伦，当时摄影机需要通过“摇”的方式来拍摄，而“那时的胶片只有二百尺一卷，很快就摇完了”。刘仲明回忆说，这次拍摄持续了三天，因为只能利用太阳光拍摄，每天只能拍摄很短时间。在第二天拍摄时，刘仲伦因为只顾看戏忘了摇机器，导致两卷胶片报废，任景丰又赶紧让刘仲明去祁罗孚洋行买了十卷胶片备用。最终拍下的是谭鑫培表演的《定军山》里“请缨”“舞刀”“交锋”三个场面。

这三段资料似乎从不同的来源证实了确有《定军山》的存在，但是又都在细节上存有一些问题。第一个资料中“据某剧家言”无法证实具体出处，有道听途说之嫌，而且说在戏台上拍摄了谭鑫培的表演片段，这里提到的拍摄场地、拍摄方式与吴震修、刘仲明的回忆显然不符。第二个资料中吴震修的回忆与刘仲明的回忆倒有可相互印证之处，但是对于拍摄时间的认定二者有所不同。第三个资料中刘仲明的回忆非常生动，但是可疑之处很多。据孙建三先生的看法，刘仲明回忆中提到的摄影机大小及胶片的情况等都与1905年时的电影技术状况不同。③王大正先生发表于《当代电影》2010年第1期、第2期的论文《〈中国电影的摇篮〉四十言辨析》（上、下）对王越的这篇文章中的疑点逐个作了详细解析，指出其中确有错误及王越自己加工的成分。因此，这三段在细节上有问题的资料确实难以让人百分之百地对《定军山》的存在以及《定军山》拍摄于1905年等论断表示信服。不过，综合来看，虽然细节有问题，但是吴震修和刘仲明的回忆都不约而同地肯定了丰泰照相馆拍摄过《定军山》的基本事实，加之王越的文章中也提及曾采访三位观看过《定军山》的老人，这些老人的记述也确实是亲历者的感受，所以应该可以肯定，丰泰照相馆的确拍摄过《定军山》，但是具体拍摄时间和拍摄次数还存有不同认识。

在考证《定军山》是否是中国第一部电影的过程中，有的专家提出了最早戏曲影片究竟为何的新看法。黄德泉引证日本学者武雄所写的《开明电影中之梅兰芳春香闹学》，这篇文章发表于 1921年4月13日的《顺天时报》。根据文章中所写的“近年中国优伶照片逐渐加增各种唱片亦所在有之独至演剧之电影则虽有映出者而悉系无名之优伶毫不足惹观客之目殊属憾事”等文字指出“‘旧剧电影化’的确并非始自梅兰芳，但肯定也不是谭鑫培，而只是一些‘无名之优伶”④。根据武雄的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在梅兰芳之前，确实还有一些名气较小的戏曲演员拍摄了戏曲影片，但是是否能够凭着这段文字就否定《定军山》的存在却很成问题。因为武雄1906年后便到苏州、南京等地任教习，1911年之后才由南京到北京任《顺天时报》编辑，他不知道《定军山》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认为，武雄的这段文字反倒侧面证明了《定军山》存在的可能性。因为按照常理推测，拍摄戏曲影片的人为了招徕观众，更愿意找名演员来演出，尤其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言，角儿的名头可说是此次冒险能够成功的惟一保障。只有在名演员拍摄戏曲影片引起轰动后，后继者跟风而上才会出现无名优伶也能拍摄电影的现象。也就是说，武雄的这段文字可能恰恰说明了《定军山》引起轰动之后若干年内跟风者不断请戏曲演员拍摄电影的现象。

虽然具体拍摄时间、地点还有异议，但是对于《定军山》拍摄现场的描述，吴震修和刘仲明的描述却有一些共同之处：一是挂白布，在空地上利用日光拍摄；二是谭鑫培作黄忠扮相，拍摄的主要是动作性场面。这些共同之处应该是《定军山》拍摄时的真实情况。《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三十年以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中所记述的“在戏台上摄有谭鑫培之《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各场面”是错误的。

《定军山》的拍摄方式同当时摄影器材的局限性有关，也同当时拍摄者的观念有关。在刘仲明的回忆中，任景丰花了很多心思琢磨当时的洋影戏片，当他决定要自制一部电影时，他对技师们用了“活动照相”这一个术语来进行解释。刘仲明回忆说：“任老板又说，咱们自个儿弄点新戏怎么样？那个姓孙的技师说，那洋玩意儿，咱们怕不会弄。任老板说，别让洋东西唬住，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活动照相吗！”⑤

“活动照相”这个说法不可能是刘仲明这个当年还是十多岁的小孩自己编出来的，而只可能出自任景丰这个经营照相馆多年、熟悉照相技术，头脑又非常精明的生意人。王大正先生也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活动照相’绝对是出自任氏之口，这也是当时他对电影的准确提法。”⑥王大正先生指出，作为北京著名的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景丰的想法全是从“照相”二字出发。在照相刚出现时，他认为照相要比画像超前，于是他建立了北京第一家照相馆。光绪末年，北京照相馆的竞争非常激烈，任景丰考虑到“活动照相”又要比“静止照相”超前，于是抢在他人之前尝试“活动照相”。正是出于生意人的危机意识，任景丰注意到了当时还很新鲜的洋影戏。经过一番琢磨，他认为电影同照相的原理并无二致，不过是能把对象的活动也拍摄下来而已，于是便提出了“活动照相”这样一个深入浅出的概念。不难想象，与任老板同样熟悉照相技术的丰泰照相馆技师们在听到这样一个术语后肯定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原本陌生的洋玩意与自己手中天天干的活计差不多，难怪听到任老板此语的人都产生了跃跃欲试的好奇心。

从“活动照相”这个术语来看，任景丰对作为新生事物的电影的理解抓住了两个关键之处：

第一，电影如同照相一样能够复原事物的物质表象。早期影片如《火车进站》《水浇园丁》等就是日常生活片段的真实纪录，任景丰通过对洋影戏的观察发现了电影与照相的这个共同点。

第二，电影胜于照相的地方在于能拍摄下对象之“活动”。早期影片特别强调对运动事物的表现，如跳舞、骑自行车、相互追逐等，任景丰对这一点观察得非常敏锐，因此他特别突出“活动”二字，并在拍摄《定军山》时选择了舞刀、交锋等富于动作性的片段。值得补充说明的是，“活动照相”这一术语与《定军山》拍摄片段的契合也说明了《定军山》存在的真实性。不过，黄德泉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当时电影还处于无声阶段，拍出的戏曲电影只有画面，没有声音。而北方人通常重唱而轻做，他们也喜欢把“看戏”说成“听戏”。⑦因此，丰泰照相馆拍的电影很可能会费力不讨好，任景丰也不可能去做这赔本的生意。他由此否认《定军山》的存在。但是他的这个看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任景丰尝试拍电影并不是为了挣戏迷的钱，而是出于一个有远见的照相馆老板对静止照相未来有可能被活动照相所取代的担忧，这种担忧并不是没道理的，因为他亲身经历过人像画被照相取代的过程。而且中国人拍摄电影当时绝对是件稀罕事情，《定军山》拍好后，吸引的并不只是戏迷，还有更多对电影感兴趣的好奇者。当时中国人看洋影戏中的“亲嘴、踢屁股”已经没意思了，请谭鑫培来做主角，比拍别的题材更有保障，这恰恰体现了任景丰精明的“生意经”。

从另一个方面看，“活动照相”这一术语也体现了任景丰认识上的局限性。他是从照相的角度来理解电影的，因而在拍摄中还受着照相的很大限制。据吴震修、刘仲明的回忆，《定军山》的拍摄现场是露天的空地，挂上一块白布幔作背景，谭鑫培就在白布幔前表演。这样的拍摄方式显然同静止照相的拍摄方式更为相近，而不同于后来的戏曲舞台纪录片。在清末的一些老照片尤其是戏装照里，我们都会看到被摄者背后挂着一块白色布幔或放置着一块白色背景板，其目的是突出被摄主体，《定军山》拍摄时挂起的白布幔，所起的作用应当也是如此。这也意味着，任景丰对电影的理解还比较简单，他想拍摄的影片其实更接近于谭鑫培的“戏装照”，只不过这个“戏装照”是活动的而已。任景丰并没有打算拍摄谭鑫培舞台演出时的实际情形，否则在拍摄现场挂上的就该是谭鑫培舞台演出的“守旧”而非白布幔了。

在舞台演出现场进行拍摄固然超出了当时摄影机的技术条件，但是从这块“白布幔”来说，《定军山》反映的还是任景丰从照相角度出发形成的电影观念。王大正先生也注意到了“白布幔”的特殊之处，不过他认为：“有了白色布幔，就不是舞台纪录片、新闻纪实片，而是定位在戏曲艺术片。”⑧这个看法显然有些过于拔高《定军山》了，任景丰当时对戏曲电影的认识还不可能自觉到这个程度。对此，弘石也认为任景丰 “还只是停留在给戏曲演出‘照相’的阶段――将胶片仅仅作为复现、纪录的手段，而远未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多的艺术创造；同时，也很难说这些短片的摄制，在当时已经有了多少明确的美学追求”⑨。这个看法更符合真实情况。除《定军山》外，其他由丰泰照相馆拍摄的戏曲片段如《青石山》《白水滩》《金钱豹》等均不存世，但由《定军山》可想见，白布幔在这些影片中依然存在，它反映了当时任景丰对电影认识的局限性。

就戏曲电影理论发展而言，不论《定军山》是不是中国第一部电影，任景丰所提出的“活动照相”这一术语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代表着中国最早尝试戏曲电影拍摄的实践者对电影以及戏曲电影的认识。这一认识注意到电影与照相纪实的共同特性，又指出电影长于表现运动的优点。不过，这一认识也受到静止照相惯性的限制，难以进一步开拓出“舞台纪录片”和“戏曲艺术片”这两个维度。因此，反映在实践上，丰泰照相馆的戏曲片段拍摄只可能是昙花一现的短暂历史。

注释：

① 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1963年2月第一版，1981年10月第二版，第13、14页。

② 梅兰芳述：《许姬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另见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年版），第89-90页。

③ 参见《南方周末》2005年5月5日《寻找中国电影的生日》一文中孙建三先生的观点。

④⑦ 黄德泉：《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当代电影》，2008年第2期。

⑤ 王越：《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影视文化》，1988年第1辑。

⑥⑧ 王大正：《〈中国电影的摇篮〉四十言辨析》（上），《当代电影》，2010年第1期。

⑨ 弘石：《任庆泰与首批国产片考评》，《电影艺术》，1992年第2期。

[作者简介] 王怡琳（1977―），女，云南广南人，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