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俊晖模式与“举国体制”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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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球神童”丁俊晖夺得斯诺克巡回赛北京公开赛冠军，近日成为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热点。不少报纸连篇累牍对这种家长重金栽培、海外留洋深造、自力更生夺冠的“丁俊晖模式”进行报道。与众所周知的“举国体制”不同的是，这种模式完全脱离了传统“体校――省体工队――国家队”的培养模式。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产生了：要不是丁俊晖因持外卡参赛而无法拿到３万英镑的奖金，那么这笔奖金该怎样分配？

这个问题本来并非问题：丁俊晖是家庭投资的结果，国家并没有付出任何培养费用；丁家承担了全部的投资风险，当然应该获得全部的投资收益。对于“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们的“产权”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国家的，所得的奖金和商业收入当然要按比例上缴；然而对丁俊晖来说，谁又有资格去分享他的“产权”，谁又有权利去瓜分他的奖金呢？

但是在中国，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丁俊晖固然是靠家庭投资培养的，然而其参赛的机会却是国家提供的。他代表中国而不是以个人名义参加国际比赛，就必须通过国家体育局这道门槛。因为在举国体制下，体育部门垄断了体育行业，是多数运动项目的惟一组织者和投资者；在这种体制下，要想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就必须参加各级体队，进入体制内生存。个人和民间团体固然可以投资部分竞技体育项目，然而参赛机会的门票却始终捏在体育部门手里。台球项目也是这样，尽管由于它并非奥运会项目，国家没有怎么投入，但国家体育局小球管理中心还是掌握着“市场准入”的生杀予夺的权力。

所以，我们看到，在丁俊晖夺冠后，国家体育局有关领导就站出来意味深长地表态：将对丁俊晖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通令嘉奖，而且小球中心目前不会考虑要求丁俊晖缴纳一定比例的奖金，因为他还没有怎么“赚钱”。言外之意，丁俊晖的“产权”有一部分还是国家的，等以后赚了大钱，体育部门还是可以来分“一杯羹”。于是，丁俊晖模式与“举国体制”的碰撞产生了：在体育部门垄断体育市场的前提下，家庭投资模式的“产权”是不完整的。

但是，我们又看到，丁俊晖的父亲似乎并不买账。当有人把丁俊晖和刘翔进行比较时，他毫不犹豫地断然否定：“刘翔是国家培养的，而丁俊晖的冠军，完全是我一个人培养的结果”。和那些举国体制下背负“为国争光”任务的运动员不同，丁父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儿子是在为个人利益打球，宣称他在“用小晖赚明天”，宣称“瞄准的目标是１０００万”。因此，当丁俊晖模式与“举国体制”发生碰撞，很有可能意味着一场较量的开始。丁俊晖需要争取自由参赛的市场权利，而体育部门则不想放弃对于体育行业的垄断地位。在竞技体育越来越娱乐化和市场化的今天，不难预见谁是获胜的一方。实际上，丁俊晖夺冠就已经一枪捅破了“举国体制”的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