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教士有关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主张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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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906
作者简介：宫宏宇（1963—），男，奥克兰大学哲学博士，新西兰国立尤尼坦理工学院语言研究系高级讲师；“福建师范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骨干专家。
基金项目：本文部分研究经费由新西兰国立尤尼坦理工学院（UnitecInstitute of Technology）社会及健康科学研究院（Faculty of Social and Health Sciences）提供，项目编号： RI13041，特此鸣谢。
摘要：国内外学界通常认为近代中国有关学校音乐教育重要性问题的提出是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学校音乐活动的开展是在20世纪初“学堂乐歌”运动兴起之后。但是，早在19世纪中期“五口通商”后不久，唱歌已是基督教会活动的固定项目之一。到了19世纪60年代，不仅音乐课程已成为教会中小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音乐教育的具体问题也已在传教士关注的焦点之内。文章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就烈（Julia Brown Mateer， 1837～1898）的音乐教育理念与实践为焦点，探讨19世纪下半叶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有关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主张。
关键词：传教士；音乐教育；狄就烈；白话；寓教于乐；民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J6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14）01007208
引言
国内外学界通常认为近代中国有关学校音乐教育重要性问题的提出是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更准确地说是在1898年。因为在这一年的六月，维新人士康有为在其“请开学校折”中提出了在学校中设立“歌乐”课的建议。至于有关学校音乐教育问题的讨论及其“歌乐”课具体措施的实施，国内外学者一般把20世纪初，特别是1903年至1904年和1907年锁定为最关键的两年。①因为在1903年，在日本留学的匪石“最早”提出了中国音乐的改良问题。②在具体实践上，1904年4月，赴日学生曾志忞率先在东京出版了《教育唱歌集》。一个月后，沈心工在上海刊印了《学校唱歌集》。不久，李叔同的《国学唱歌集》、金匮华振编的《小学唱歌教科书初级》、黄子绳等编的《教育唱歌》、无名氏编的《国民唱歌初级》、辛汉编的《唱歌教科书》、王文君编的《怡情唱歌集》以及路黎元编的《鄂督张宫保新制学堂唱歌》等也纷纷出现。到1907年时，连清政府分管全国教育最高行政机构的“学部编译图书局”也统编出版了《初等小学乐歌教科书》。③但仔细看看，这些唱歌集除了序言中有关于音乐教育重要性的只言片语外，真正系统地讨论音乐教育问题的，只有1904年曾志忞连载在《新民丛报》上的论文《音乐教育论》。④但是，如果我们检索此前来华传教士的有关论著，就会发现早在 20世纪初“学堂乐歌”运动兴起之前，不仅音乐课程已成为教会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⑤，音乐教育的理念及具体实施问题也已在他们关注的焦点之内。
本文主要探讨“学堂乐歌”运动兴起之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有关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主张，以1863年12月抵华、之后在山东登州任教近35年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就烈（Julia Brown Mateer， 1837～1898）的音乐教育理念与实践为主。所依据的文献除了狄氏各种版本的《圣诗谱》、狄就烈的小叔子狄乐播（Robert M. Mateer， 1853～1921）为其所作的传记《人格构建在中国——狄就烈的人生故事》⑥、登州教会同事及她所教的文会馆学生后来的回忆外，还包括学界很少注意到的狄氏1896年在基督教中华教育会于上海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会议中有关音乐教育问题所作的一篇发言。这篇英文发言之所以值得注意，除了历史文献价值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一些音乐教育理念。这些理念并非纸上谈兵，而是狄就烈根据其在登州30多年的实际教学经验的结晶。无可讳言，传教士从事音乐活动的主要目的无外乎是用音乐来辅助传教，使中国“大众可以同唱圣诗，颂赞天父”“归荣耀于神”⑦，但其客观效果却开了现代音乐教育在中国之先河，而且在19世纪下半叶一段时间和范围内，促进了音乐教育在中国社会的普及和发展。此外，传教士在利用音乐“感化人心而颂扬上帝”的同时⑧，对音乐的社会、心理、道德、娱乐甚至民族主义的功用也有所涉及。狄就烈在阐述音乐的用处时就明确指明，歌曲不仅“可以被用作训练歌唱圣乐的练习”，还具有“抚育和表达年轻人纯真的欢悦、使黯淡的生活变得活跃而有趣味、培养爱国主义和真正的英雄主义精神、改正过错并吸取重要的经验教训、激励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并使之变得高尚”等多种实际功用。⑨值得注意的是，狄就烈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音乐教育主张公开发表于1896年5月的上海，同年6月，梁启超在其《论幼学》中才开始对西方国家儿童教育的“歌诀”内容和方法作简单的介绍 。⑩而康有为在其著名的“请开学校折”中提出在学校中设立“歌乐”课的建议则是两年之后（即1898年）的事。
一、“什么是学校歌曲”
狄就烈虽然早在1864年秋创办登州蒙养学堂始时就开始了在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实践，但她音乐教育的理念直到1896年才得以具体阐释。狄就烈的音乐教育主张，除了在其1872年首版、之后又多次增订再版的《圣诗谱》中有所流露外，主要体现在她1896年于基督教中华教育会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会议中所作的一篇发言中。在这篇题目为《在我们学校里我们应该教授和鼓励什么样的学校歌曲和用来休闲娱乐的歌曲？我们尝试过这些歌曲没有？如果尝试过，其结果又是如何？》的发言稿中，她首先阐述了她对“什么是学校歌曲”这一问题的理解。在她看来，学校唱歌的目的除了培养学生唱圣诗的能力外，还在于调性情、唤精神、笃童心、养道德、完人格、助学艺。因而可用做学校音乐教育和学生休闲娱乐的歌曲，无论是从题材或体裁上来讲，都是多种多样的，有无穷的选择。从题材上来讲，“快乐童年的游乐嬉戏、动态与静态的大自然之美、朋友间之友情、家庭之爱、上学与节庆的欢快等都可以成为学校歌曲的主题”。
我们英文歌中有一些用来休闲和娱乐的歌曲，这些歌曲诙谐有趣，但不夹杂丝毫庸俗的低级趣味和傲慢无礼，即使是生性最活泼的孩童也能使其兴味盎然。我们为什么不鼓励甚至鞭策中国的年轻人写和唱这样的歌曲，这样的话，就可以唤醒他们纯真快乐活泼的精神。
狄就烈认为，内容健康向上、形式上欢快愉悦的休闲娱乐歌曲对中国孩童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尤为重要。在她看来，由于物质生活的贫困及现实生活的重压，中国人总给人以严肃紧张有余，活泼不足的刻板印象。所以她鼓励自己的学生创作和演出诙谐愉快但内容健康的歌曲，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改变中国人普遍都存在的心理压抑的精神状况。用她自己的话说：
乐本是要紧的，是有许多用处的，不论男女老幼，都可以用。人当闲暇无事，正好唱诗。一来，省得虚度光阴。二来，也省得闲时去做坏事。乐最能激发喜乐的心，人老有可喜乐的事，自然唱起诗歌来，表出他心中的意思，如是喜乐的心，更加喜乐。就是那不乐的人，听见这喜乐的乐声，也就生出快乐来了。乐也好解人的忧愁，人有了难事，心里忧愁，歌起诗来，便觉松散，心中的忧愁，不由得也就解去了。乐本事属乎正事的，最能发作人的志气，引人好胜。
值得一提的是，狄就烈的这一利用唱歌来调节学生性情、唤醒向上精神、保持童贞之心、培养道德情操、完善人格、辅助学艺的主张也是20世纪初“学堂乐歌”编纂者推广音乐教育的原因之一。如1906年出版的《学校唱歌集》在“编著大意”中就提到“乐歌之作用，最足以发起精神，激扬思想。”学校歌咏的主要功用之一是可“开展其【儿童】胸襟，俾不致有萎靡不振之态。”黄子绳等在1905年出版的《教育唱歌》的叙言中说得更为明白：“有一事而可以养道德、善风俗、助学艺、调性情、完人格，集种种不可思议之支配力者乎？曰有之，厥惟音乐。”
与20世纪初中国新的音乐教育事业的代表人物不同的是，狄就烈阐述她的教学理念时已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一般的传教士妻子不同，狄氏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她也是一个懂学生心理、有实际教学经验的儿童教育家。在来中国之前，狄氏就已经具备了专业教师的资格，而且有了一定的教学经验。她曾在家乡的一所小学校里“训蒙乡党，循循善诱，动中师范后，又偕兄设帐四方”，还在“临邑基列县设帐三年，誉闻昭著，遐迩知名”。文会馆早期毕业生、后任京师大学堂西学教师的朱葆琛以下的这段回忆（标点为笔者所加）就是狄氏教学有方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学生有思归者，则与捉迷藏为戏。诸生潜其帷下，有似伏雏之偎母。有怠于读经者，则与谈说旧约故事，皆耳倾心悦，如世俗之好稗史。有越矩者，必微婉戒之。虽明彰其过，亦令人顿生悔心。有分争者，则以理之曲直，而判断之，排解之。有偷惰废业者，则罚令停食一餐，或面壁片时。
狄就烈与“学堂乐歌”代表人物的另一不同点是，她的西洋乐理知识丰富而且具备良好的音乐技能。狄就烈19岁皈依基督教后就积极参加教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成了唱诗班的一员。通过唱诗活动，她不仅学到了乐理知识，还受到了良好的歌唱训练。由于拥有理论知识又有实际的演唱经验，她在教导学生和教友唱诗的同时，能根据实际所需“开清乐法的大略，并且考究定规要紧的名目”。而不是像“学堂乐歌”编撰者那样，“对日本以及欧美的音乐，多是直接运用”。在实际教学中，狄就烈也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如通过在登州的教学实践，狄就烈意识到中国传统式教育存在着诸多缺陷，其中最有害的一点是对儿童天性和创造想象力的桎梏。针对中国旧式教育为通过科举而强调死记硬背这一缺陷，狄就烈在自己的教学中，利用唱歌来活跃学校生活。除了将乐法启蒙作为固定课程外，狄氏还花大量的时间带领学生唱歌，费舍尔在《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一书中就提到，狄就烈“每个星期有三次特别难做的工作要做，那就是教孩子们唱歌”。
狄就烈不仅对教什么样的学校歌曲有清晰的论述，对怎么教也有自己的理解。她强调音乐师资的重要性，提醒人们不应小看音乐课：
学唱，有两样顶要紧的：一是要仔细效法乐师。因为书中的话，不论学得怎样明白，乐中的法子，不论看得怎样透彻，不效法乐师，总学不完全。二是要恒心演习。因为学唱原不容易，必得功夫到了才能学成。倘一面效法好乐师，一面用功演习，这样学乐，并不甚难。从小学，更是如此。所说学乐不甚难学，却不可看轻，以为乐是浅薄的。当知乐本是无穷无尽的，其中的妙趣，就是一辈子也学不尽。
狄就烈认为，音乐教学和其他教学活动一样，教学相长，教师尽责外，还应尽量调动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但是，要想让学生学起来有趣，就必须有简易的教学法。《乐法启蒙》1872年出版时，狄就烈还没有找到一个能教学生识谱的“好法子”，不得已，她只好退而求其次，用固定调五线谱。但是“尽快而且准确地学唱欧洲的正统五线谱中的各种音符及其移位转调是一项枯燥且困难的事情”。19世纪中叶才在美国流行开来的“七种形状符号记谱法”为她提供了较为简单的方法，所以1892年她增订《圣诗谱》时就采用了这种首调概念的记谱法。用她自己的话说，“采用这些不同的形状符号的目的就是为了学起来方便，歌者不用完全依靠音符的位置来确定音名，只需扫一眼音符的形状就可以一目了然”。
狄就烈采用的符号记谱法的确对初学者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据与狄考文夫妇同船抵达登州的郭显德（Hunter Corbett）之子郭查理回忆，这种方法对“没有任何音乐知识的初学者极为有用”。但是，对于形状符号谱所存在的缺陷，狄就烈并不是毫无所知。为了不给学生今后学习复杂的乐曲及演奏乐器带来负面影响，狄就烈除了吸收了形状符号记谱法的七种符号和首调概念外，并没有根本改变以前用的五线谱记谱法。这表明狄就烈在力求方便学生，普及基本音乐知识的同时，也不忘为学生今后学习西方专业的音乐知识打好基础。从《圣诗谱·附乐法启蒙》中诸如音阶、节奏、节拍、音程、调式调性、转调、音乐术语、歌唱方法、演唱处理等记述方式来看，她所传授的仍然是欧洲正统的以五线谱为代表的现代乐理知识。
二、音乐作为学校生活的一部分
狄就烈除了将唱歌作为登州蒙养学堂（以及后来的文会馆）课程的一部分外，她还鼓励自己的学生们在课外活动中运用音乐，如文会馆学生自己组织的俱乐部、青年会、辩论会、传道会、勉励会、戒烟戒酒会等所有的课外组织都牵涉到唱歌活动。文会馆同学相会，也常以唱歌助兴。1904年毕业于文会馆、曾任狄考文助手的王元德在其回忆文章中就有“昔者，文会馆同学一堂，每以讴歌相尚”的回忆。狄氏的丈夫狄考文也很注重音乐的教育功用，是最早把音乐教育提到教会学校教育日程上的传教士之一。早在1877年，他就在在华基督教宣教士于上海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宣教会议上呼吁“传教士不仅应具备教中国典籍的能力，而且应有教授真正教育所有学科的能力，如地理、数学、音乐、历史、自然哲学”。
作为传教士，狄就烈虽然认为“乐歌的大用处却是用它赞美神”，但她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认识到，基督教仪礼上赞神的歌曲应与学生用来练习歌唱的乐曲分开。一心不能二用，嘴里唱着颂扬主的歌词而脑子里想的却是怎样把曲调唱好，除了徒劳无功外，还容易玷污圣歌，使其庸俗化。在其1892年增订版《圣诗谱》的“凡例”中，狄就烈特别说明：
书中有些小曲子和无诗的空调，是因为要表明乐中各样的法子，使得人都可以学习。而且这些曲子和空调，是预备演唱的时候用的，免得常常轻用圣诗，因为圣诗本是敬拜神而用的，是当郑重的，素常用功演习唱法，用圣诗越少越好。
在她看来，“中国所行的腔调，大概都属玩戏一类，若用他唱圣诗敬拜神，是不合式的。”但作为学校唱歌课教学的材料，她认为除了儿童做游戏的歌曲和表现孩童天性的歌曲外，还可以用摇篮曲、各地的民谣俚曲以及各国的国歌。“我们有大量的民谣——悲剧性的、滑稽好笑的、感伤悲惨的、英勇壮烈的、诙谐幽默的——，这些不仅可以提供消遣和娱乐，还可以影响学生的品性。”
狄就烈对音乐在儿童教育上的功用及其教化功能的重视，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她在美国所受的现代教育。狄就烈在美国俄亥俄州上学时，美国的学校音乐教育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革新。当时波士顿的学校音乐教育运动正处于勃兴阶段。这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有“美国音乐教育之父”之称的洛维尔·梅森（Lowell Mason）和伍德布瑞治（William C. Woodbridge）。之所以力求波士顿学校委员会将学校音乐教育列入美国学校课程的一部分，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认为音乐教育在发展学生的智力、体力和道德等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狄就烈本人对音乐在教育上的功用也是这么理解的，用她自己的话说：“歌曲的用途可概括为：为演唱圣乐提供培训，培养并用来表达青年人纯真的喜悦，为沉重的生活带来活力，培育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改过纠错并灌输人生之重要经验，培养和陶冶人间之真爱与友谊。”
狄就烈不仅是这样认为的，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在登州蒙养学堂和文会馆，狄就烈一边鼓励学生唱欢快活泼的儿童歌曲，一边组织学生唱庄重肃穆的圣诗，其本意除传播基督教义、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之外，还在于对学生的道德品性及人文素质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强调音乐的审美功用和教化功能这一点上，狄就烈的音乐教学理念与我国传统的孔子的乐教思想和蔡元培后来在北大所提倡的美育代替宗教的做法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与19世纪末变法维新人士以及20世纪初“学堂乐歌”主要倡导者的音乐教育观念也非常相似。梁启超在其1896年刊发的《变法通议·论幼学》中就提出，幼儿“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无锡竞志女学的创办人侯鸿鑑在1904年4月发表的《乐歌一斑》一文中也有 “诚以唱歌者，引起儿童兴趣，陶淑生徒情性，于教育上为至要之端也”之看法。
三、通俗易懂、健康向上的学校歌曲
狄就烈除了对学校歌曲的内容和音乐提出建议外，对学校歌曲的艺术创作原则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在我们学校里我们应该教授和鼓励什么样的学校歌曲和用来休闲娱乐的歌曲？我们尝试过这些歌曲没有？如果尝试过，其结果又是如何？》一文中，狄就烈明确表明用于教学的“歌曲应尽可能的口语化，让听者容易听懂”。这样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从而达到教化的功能。她的《圣诗谱·附乐法启蒙》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采用了白话文，而不似此前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在厦门印行《养心诗调》《乐法启蒙》《乐理颇晣》《西国乐法》那样用文言文。而国人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内有文学史学者甚至将狄氏《圣诗谱·附乐法启蒙》作为一种新的议论文文体来分析其对中国文体的影响。狄就烈之所以“用官话，不用文理”，就是“要使学生同学问浅薄的教友都便宜用”。她批评天主教士徐日昇、德理格《律吕正义·续编》的一个主因就是因为该书“太繁琐，并不是预备平常人学唱，乃是预备好学好问的先生，互为证验。”狄氏《圣诗谱·附乐法启蒙》的体例也很独特，它是以对话的方式解释西方基本乐理知识的。
在强调歌曲应通俗易懂之艺术原则上，狄就烈与之后“学堂乐歌”的倡导者意趣相同。如曾志忞在其1904年4月编著的《教育唱歌集》卷首中就称赞“欧美小学唱歌，其文浅易于读本。日本改良唱歌，大都通用俗语。童稚习之，浅而有味。”并批评“今我国之所谓学校唱歌，其文之高深，十倍于读本。甚有一字一句，既用数十行讲义，而幼稚仍不知者。以是教幼稚，其何能达唱歌之目的？”近代语言学家、教育家陈懋治在1906年出版的《学校唱歌二集》序中也感叹“学校歌词不难于协雅，而难于协俗。”叶中冷在1907年出版的《女子新唱歌·三集》的“例言”中更不忘重申“作雅歌易，作俚歌难。俚歌须浅显有味，既不悖乎心理，亦有契乎道德。”
狄就烈虽强调歌词及乐理的易懂性，但她也强调用来教学和礼拜的歌曲不能没有庄重感。她虽然不排斥中国民间谣曲，但觉得由歌女或江湖艺人传唱的俗曲时调及酒肆歌寮所用的情歌艳曲就不适合教学之用。这与曾志忞以下关于唱歌教科书编撰之主张也不无异曲同工之处：
仅广告海内诗人之欲改良是举者，请以他国小学唱歌为标本，然后以最浅之文字，存以深意，发为文章。与其文也宁俗，与其曲也宁直，与其堆砌也宁自然，与其高古也宁流利。辞欲严而义欲正，气欲旺而神欲流，语欲短而心欲长，品欲高而行欲洁……。
四、爱国歌曲、民族自尊心
狄就烈对音乐的社会功用也高度重视。她认为唱歌除了可以怡性情、启民智、益教育外，还可以唤醒民族意识、振奋国民精神。特别是激昂的爱国歌曲和雄壮的国歌，不仅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还可以改造国民之愚弱素质。在她看来，中国近代之所以屡遭外辱，与其缺少具有英雄气概的爱国歌曲息息相关。用中国当今社会上所流传的俚曲小调和婚庆丧仪中所用的单调的吹打礼乐是达不到发扬蹈厉之目的的：
在西方，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操是受民歌和国歌激励而萌生和滋养的。假如中国人拥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深受民众喜爱的、有英雄主义气概的爱国歌曲，中国也不会在近来的战事中连一场胜仗都没打过。……如果没有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歌曲，一个民族真能变得伟大吗？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音乐理念在20世纪初，被中国的改革者大加宣扬，以蔡锷和梁启超为例，前者在发表于1902年的《军国民篇》中就指责中国之所以缺乏“刚毅沉雄之国民”，是因为中国“自秦汉以至今日皆郑声也，靡靡之音，哀怨之气，弥漫国内”。同样，梁启超在批评“中国人无尚武精神”时，也明确指出“音乐靡曼亦其一端”。匪石1903年在日本发表的檄文《中国音乐改良说》别批评中国音乐“无进取精神而流于卑靡......其肇音也卑，其作气也比馁”。1904年赴日留学的云南志士李燮义（剑虹）在其论述《音乐于教育界之功用》一文中，也呼吁国人“多编国歌，叫醒国民，发扬其爱国之心，鼓舞其勇敢之气。”
狄就烈虽认为中国音乐传统中缺乏富有刚毅雄壮精神的爱国歌曲，但与一些传教士鄙视中国本土文化的做法不同，狄就烈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文化，而是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有一说一。她认为任何国族在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音乐。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音乐与乐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各民族的口味和周围的情境而不断变更：
一个民族认为是音乐的东西，对另一个民族来讲，就可能是骇人听闻的噪音。但这并不表明某一民族在音乐上缺乏天分，而只是表明人类趣味的多样性。
狄就烈甚至觉得中国的一些民间歌谣和城市小曲在旋律上很美也很优雅，完全可以用来作音乐教材：
中国人有很多“曲子”，各种题材的都有。就中国人文学创作的原则而言，其中一些不仅在情感上趣味高雅，在风格上也无懈可击。此类的作品的翻译时有出现。据说曲子的旋律精巧复杂且不易学，很少有人能唱好。此类歌曲的风格如此之高雅，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懂。中国人还有很多“小曲子”（或可称为白话口语类的歌曲），其中的一些也适合学校用。
狄就烈对中国的民歌、谣曲、小调不仅不排斥，还鼓励自己的学生多加采集，并将采集到的中国民间乐曲填上新词在学校传唱。在她的鼓励和引导下：
登州文会馆和登州女子高中的学生翻译了很多歌曲，并为不少的西国曲调填写了歌词，他们自己作词作曲的也有三四首。这些歌曲可能违反一些和声的规则，但适合中国人的欣赏口味，适合他们的嗓音，唱起来好听上口。原创而又自发是这些歌曲的优点。中国人最终将会演唱适应中国人口味和嗓音经过修饰的西方音乐，这些歌曲或许就是例证。如果真是这样，谁又会对这些歌曲说‘不’呢？
狄就烈对中国音乐传统的吸收，也可从她的其他著述中看出。如其短文《中国音乐词汇》早在1872年就刊登在美国公理会牧师卢公明编的《英华萃林韻府》中。在教学中，狄氏虽不像李提摩太夫妇、苏慧廉那样，将工尺谱作为谱法。但她在《圣诗谱·乐法启蒙》中采用两种乐谱并置的方法，也涉及工尺谱。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曲子，如《凤阳曲》《端阳曲》《六八》（见下图）等还被她用作视唱教材。对于她在《圣诗谱》中没有采用中国的记谱法，也有以下这样中肯的解释：
倘若有人说，中国既然有中国的乐法，何必用西国的法子呢？可以说，中国乐法固然是有的，只是不及西国的全，也不及西国的精。而且中国所行的腔调，大概都属玩戏一类，如用他唱圣诗敬拜神，是不合式的。这不是说，中国的乐法，定然附就不上，只是直到如今，中国还没出这样有才的教友，能将中国乐法变通，使得大众可以用中国的腔调，唱圣诗敬拜神。
《圣诗谱》谱例（1892年版）第51页
作为传教士的狄就烈对中国的民歌、谣曲、小调以及中国传统记谱法和音乐词汇的尊重，与20世纪初数十年国人对自己民族音乐文化传统的鄙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匪石在1903年首发“古乐今乐二者，皆无所取”之言，曾志忞也随之断言“中国之物，无物可改良也，非大破坏不可”。就连沈心工在1905年也做出了“将来吾国益加进步......人人毁其家中之琴、筝、三弦等，而以风琴、洋琴教其子女，其期亦当不远矣”的预言。而狄考文夫妇在登州文会教学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坚持用官话而不用英文教学的办学方针、鼓励学生搜集民谣俗曲来充实音乐教学的具体做法、对中国民间音乐素材的运用等——不仅没有使文会馆学生数典忘祖，反而极大地唤醒了他们对自己民族传统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与上世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乐”倡导者的理念相同，狄就烈在19世纪末就认识到，中国人“需要自己的音乐......如此伟大的民族有权拥有自己风格的音乐，只要其音乐中有生命和成长的精神”。除了鼓励登州文会馆的学生采集民歌、民谣、城市小调外，狄就烈还鼓励他们自己创作乐歌。早在1882年，就有传教士目睹过文会馆学生自己创作的歌曲。据孙继南先生统计，历年来登州文会馆学生所填写和创作的歌曲，到20世纪初登州《文会馆志》出版时已累计有数百篇之多。这些乐歌涉及的题材广泛，除宗教歌曲外，爱国、励志、抒情、休闲歌曲也不在少数。在编曲和作曲手法上，登州文会馆的学生也能融合中西技艺。在体裁上，有简单的进行曲，也不乏结构宏大、旋律、节奏及和声手法复杂的多声部合唱作品。这与“学堂乐歌”运动开始时，以单声部为主，多“取彼国之善本，易以我国之歌词”的做法也形成了对照。
结语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袁进在一篇论述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体的影响的文章中有如下一段话：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曾经进行过大量的文化活动，对于这些活动，中国的学术界一直未能进行很好的总结。1949年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传教士的活动被定为文化侵略，他们的大量资料被销毁，一直到80年代，学术界重新评价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才得到重新认识。但是西方传教士在近代文学方面的活动一直游离于中国学者视野之外，……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界看不到西方传教士曾经作出的贡献，因为西方传教士不是中国人，他们用中文书写的文学在中国的学术界看来，不算中国文学，所以不在中国文学史的讨论范围之内。在我看来，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因为从中文的语言文学发展来看，从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文学的全球化、世界化、现代化，而在中文中最早作出尝试的，不是中国的士大夫和作家，而是西方传教士，他们努力的意义也在这里。
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中国音乐教育学界当前的研究。从以上分析的狄就烈的案例可以看出，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中国内地城市的开放，到沈心工1903年在上海南洋公学首开乐歌课，在这近40年间，基督教传教士不仅承当了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开启者、音乐教学的实施者、教学内容的制订者、教科书的编纂者等角色，在学校音乐教学的理论上也起到了先驱的作用。狄就烈从19世纪60年代即实施的音乐教学理念，不仅涵盖了修身养性、节时惜物、移风易俗、励志奋进等“学堂乐歌”倡导者所关注的话题，更可贵的是，进行了音乐作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富国强兵利器的尝试。在重视本民族文化遗产上，她鼓励学生采集民歌的做法也比1918年北大师生到民间去采集歌谣早了几十年。从历史的发展来说，传教士音乐教学为中国音乐教育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仅仅凭借这些，就足以让我们看到传教士在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上所立的“蓝荜开山之功”。
注释：
①张静蔚：《论学堂乐歌》收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研究生硕士论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第133139页。伍雍谊主编《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第276277页。Gerlinde Gild，“Early 20th Century‘Reforms’ in Chinese Music： Dreams of Renewal Inspired by Japan and the West”， CHIME 12/13（1998）：116123.
②关于此文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之重要性，可参见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珍贵文献——纪念〈中国音乐改良说〉发表100周年》，载《音乐研究》2003年第3期。
③关于此教科书，见孙继南《中国第一部官方统编音乐教材——〈乐歌教科书〉的现身与考索》，载《音乐研究》2010年第3期。
④曾志忞：《音乐教育论》收入张静蔚编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第193207页。
⑤关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早期的音乐教育活动，参见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音乐教育之开创》（上）（下），载《音乐研究》2007年第3、4期。
⑥Robert M.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 New York， Chicago & Toronto： Fleming H. Rovell Company， 1912.
⑦狄就烈：《〈圣诗谱〉原序（1872）》收入张静蔚编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第9596页。
⑧李提摩太：《〈小诗谱〉序（1883）》收入张静蔚编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第97页。
⑨Julia Mateer， “What School Songs and Songs for 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Should We Teach and Encourage in Our Schools？ Have Such Songs Been Tried， and If so with What Result？”， Records of the Secon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69， 1896（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p. 107.
⑩梁启超：《论幼学》收入《梁启超全集》（第一集）， 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第3442页。
关于康有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可参见Hongyu Gong （宫宏宇）， “Missionaries， Reformers， and 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Music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39-1911）”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2006）， pp. 216248.
关于狄就烈生平、《圣诗谱》及其版本，参见宫宏宇《狄就烈、〈乐法启蒙〉、〈圣诗谱〉》，载《中国音乐》2008年第4期。
Mateer， “What School Songs and Songs for 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Should We Teach and Encourage in Our Schools？”， p. 106.
狄就烈：《〈圣诗谱〉原序（1872）》收入张静蔚编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第95页。
无锡城南公学堂《〈学校唱歌集〉编著大意》收入张静蔚编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第156页。
黄子绳等：《〈教育唱歌〉叙言》收入张静蔚编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第147页。
朱葆琛：《狄夫人邦就烈事略》收入王元德、刘玉峰编辑《文会馆志》， 潍县：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第11页。
朱葆琛：《狄夫人邦就烈事略》，第1213页。
Robert M.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New York， Chicago & Toronto： Fleming H. Rovell Company， 1912）， p. 20.
狄就烈：《〈圣诗谱〉原序（1872）》收入张静蔚编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第93页。
张静蔚：《论学堂乐歌》，第128页。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11， pp.136137.
狄就烈：《〈圣诗谱〉原序（1872）》收入张静蔚编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第95页。
Mateer， “What School Songs and Songs for 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Should We Teach and Encourage in Our Schools？”， p. 108.
Julia B. Mateer， “Preface” 载《圣诗谱》，上海：美华书馆，1892。
Charles Hodge Corbett，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loo）（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p. 16.
王元德：《文会馆唱歌选抄》收入王元德、刘玉峰编辑《文会馆志》， 潍县：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第66页。
Calvin Mateer，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May 1024， 1877， Shanghai（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p. 171.
狄就烈：《〈圣诗谱〉原序（1872）》收入张静蔚编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第95页。
狄就烈：《〈圣诗谱〉凡例》，上海：美华书局，1892，第11页。
狄就烈：《〈圣诗谱〉原序（1872）》收入张静蔚编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第94页。
有关波士顿的学校音乐教育运动，请参见James H. Stone， “Mid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Beliefs in the Social Values of Music”， Musical Quarterly 43：1（1957）：3849.
Mateer， “What School Songs and Songs for 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Should We Teach and Encourage in Our Schools？”， p. 107.
关于孔子乐教思想的研究，请参见Huang Siuchi， “Musical Art in Early Confucian Philosoph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3（1963）：4959。有关蔡元培美育思想的研究，请参见William J. Duiker， “The Aesthetics Philosophy of Ts’ai Yuanpei”，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2： 4 （1972）： 385401.
达威：《梁启超、曾志忞对近代音乐文化的贡献》，载《人民音乐》1983年2期，第3941页。
保三：《乐歌一斑》收入张静蔚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第144页。
关于该系列教材，可参见宫宏宇《杜嘉的乐理书系列与西洋乐理之东传》，载《音乐研究》2009年第1期，第2438页。
袁进：《近代西方传教士对白话文的影响》载《二十一世纪》2006年12月号，第7980页。
狄就烈：《圣诗谱》，上海：美华书馆， 1907， 第11页。
狄就烈：《圣诗谱·序》收入张静蔚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第93页。
曾志忞：《教育唱歌集》收入张静蔚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第208页。
陈懋治：《〈学校唱歌二集〉序》收入张静蔚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第154页。
叶中冷：《〈女子新唱歌·三集〉例言》收入张静蔚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第160页。
曾志忞：《教育唱歌集》收入张静蔚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第208页。
奋翮生：《军国民篇》收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35页。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4243页。参见夏晓虹《军歌》，载 《读书》 2000年第6期，第86页。
匪石：《中国音乐改良说》收入张静蔚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第190页。
剑虹：《音乐于教育界之功用》收入张静蔚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第221页。
如同样对中国音乐有过研究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中华教育会大会上曾明确声称要使基督教文化战胜中国文化，就必须把中国固有的美术，如音乐、图画等连根拔掉或彻底改造。参见伍雍谊《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第348页。
Mateer， “What School Songs and Songs for 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Should We Teach and Encourage in Our Schools？”， p. 105.
Julia B. Mateer， “A List of Musical Terms” in Justus 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Vol. 2（Foochow： Rozario Marcel Company， 1872）， pp. 307308.关于狄就烈在翻译西洋乐理词汇上所作的尝试，参见Gerlinde Gild，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Musical Theory and Terminology under Western Impact” in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 eds.，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4）， pp.554575；朱京伟《近现代以来我国音乐术语的形成与确立》，载《中国音乐学》1998年第2期，页99114。
关于李提摩太和苏慧廉对中国音乐传统的运用，见刘奇《李提摩太夫妇与〈小诗谱〉》载《音乐研究》1988年1期，第2227页；宫宏宇：《传教士与中国音乐：以苏维廉为例》，载《黄钟》2008年第1期， 第133141页。
狄就烈：《圣诗谱·序》收入张静蔚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第94页。
以上引文来自匪石《中国音乐改良说》、曾志忞《〈乐典教科书〉自序》、沈心工《小学唱歌教授法》分别收入张静蔚辑《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第192、209、218页。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89.
Nellie B. Eyster， A Beautiful Life： Memoir of Mrs Eliza Nelson Fryer， 18471910 （Berkeley， 1912）， p. 40.
孙继南：《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载《音乐研究》2006年2期，第74页。
刘再生先生在《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载《音乐研究》2006年3期，第3949页）一文中曾对收在《文会馆志》中的十首歌曲做过概述，并对其中的两首的音乐型态和作曲手法进行过分析，此不赘述。
王季梁，胡君复：《唱歌游戏·绪言》收入张静蔚辑《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第157页。
袁进《试论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体的影响》，载《东亚文化交涉研究》别册第7号，第1页。
“蓝荜开山之功”为教育家黄炎培在为《学校唱歌集》写的序中誉沈心工之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