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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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简单地对立起来，这是很多人的思维方式，过于粗暴。我在这里不想讨论价值层面，也就是“好”与“坏”的问题，而只是尝试着对这两个概念做一个简单的阐释。

上个世纪两位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与诺齐克的争执，还没有从我们耳边散去，因为福利还是自由，是任何国家或社会都绕不过去的门槛，区别只在于，有的国家解决得好些，有的国家距离解决问题门槛都似乎还有十万八千里。

罗尔斯的《正义论》不仅是一本政治哲学的著作，同时也是一个范式，为日后的思想家们在此类问题上的研究指定了绳索。但是，反对罗尔斯的人理由似乎也很充足，因为在他们看来，罗尔斯有点左。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比欧洲更加自由的国家，罗尔斯思想的市场被囿于学术讨论的范畴。这种偏见必须被纠正，如果代表着政府强大干预主义的凯恩斯都能被坦然接受、盛行三十年，那么比凯恩斯要右得多的罗尔斯就不应被拒绝。

如果忘了罗尔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身份，那么理解这个事情就很困难。诺齐克当然是当仁不让的自由主义者，但罗尔斯也是，若要详细来分，两人的区别只在于：诺齐克是自由，罗尔斯是自由左派。这也就意味着，“自由”是他们两人所共同的底色。

同为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罗尔斯认为，在自由竞争与机会平等的前提下，我们还应该关注结果的不平等，要去照顾那些弱势者和在竞争中的失败者，这是从道义层面出发，方式是累进税制和二次分配；诺齐克就反对，他认为，既然过程公正，那么结果就是合理的，没必要考虑结果的不平等，在自由秩序下，结果不同是正常的。题外话是，诺齐克还提出了“矫正的正义”，这有乌托邦的色彩。

概括地说，罗尔斯考虑的是自由民主社会的福利问题，主张一定程度的福利国家；诺齐克则不以为然。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两人的理论是站在自由民主这一美国社会的大前提之上的，也就是说，权力来源于民众，民众愿意政府担负多大的责任就转移给它多大的权力，并且可以按程序及时收回，“权责”对应即是契约。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上我们才合适讨论要不要福利的问题，或者福利多与少的问题。

我们既要自由也要福利。政府把权力与资源要素都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又不想负责，这可不行。我们要自由，构成一种对权力的制约；我们要福利，让它承担起责任，掌握权力当然是要有代价的。要自由与要福利同时进行，就有一种双管齐下的作用，让掌握权力也不是那么惬意的事情。限权与要福利的最终效果，就是使掌权者有入不敷出的痛苦，权力也就不是蜜饯了。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与福利就有可能最终达成一个“契约”，有多少权力负多少责，并且权力来自于民众的授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