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吸毒问题的社会学理论视角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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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吸毒问题似乎为美国学者了解吸毒的全貌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从社会学的四个理论视角即紧张理论、社会场域理论、社会化理论、代际隔离理论阐发美国对吸毒人群的基本研究来看,主体社会结构及特点和青少年吸毒有着十分明确的关系;其它的一些社会结构特点,比如社会阶级或者种族因素,也和吸毒的很多方面有清晰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只是暂时的。

关键词:社会学;吸毒;美国

中图分类号:C9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3-0086-04

对于药物滥用问题,一般国内社会学界称为“吸毒问题”,而美国的社会学研究更多的是在“多种药物滥用”上进行阐释。美国学者普遍认为,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吸毒问题似乎为他们了解吸毒广阔且变化的全貌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近年来的美国,吸毒已经牵扯到了美国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群和阶层,或者说至少一部分青少年以及相当部分的成年人受到了影响。本文综述了大量美国学者论及的药物滥用,目的和主要任务是探究社会学为我们理解药物滥用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这些贡献更多体现在独特解释视角的解释力上。

一、紧张理论解释视角

美国学者默顿将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学说应用于分析美国社会,创立了紧张理论。默顿认为,人的欲望由社会文化引起,尽管社会文化认可的成功目标在整个社会中是一致的,但实现成功的机会在各阶层中并不均等,当下层阶级无法用合法手段实现社会承认的成功目标时,就会产生紧张情绪。个人缓解紧张情绪的方式有五种:遵从,即接受传统文化目标并用制度性手段实现之;创新,即接受社会确立的目标,但拒绝使用制度性手段而是采取新的手段获取财富;形式主义,即拒绝传统的文化目标,但接受社会认可的制度性手段;退却主义,即拒绝社会文化目标和制度性手段,疏远和退出正常社会生活;造反,即用新的价值观取代传统社会价值观。在默顿看来,除遵从之外的四种社会适应方式都构成“越轨”,但它们并非都必然引起犯罪。紧张理论成为美国20世纪犯罪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

默顿把吸毒(他可能想着海洛因)看作是一种“逃避主义”,吸毒者逃避文化规定的成功目标,它们被隔断了或者拒绝成功的道路。对这种成功目标和方式的拒绝不仅包含吸毒者,还有酗酒者、精神病人、被放逐者和流浪汉。不幸的是,在这个理论形成(1949年)之后积累的绝大多数关于吸毒的事实和“逃避主义”并不是和理论太相容(Lukoff 1972; Lukoff and Brook 1974; Waldorf and Daily 1975)。因为吸毒者的生活几乎是狂热的,为了吸毒,它们必须躲避警察,筹集一笔钱,四处去找。

Cloward和Ohlin1960年的理论是默顿公式的延伸,不过他们把重点放在机会结构上。他们提出了一个更为精致的组织或者犯罪活动、参加犯罪活动的年轻人、一些文化上定义的回报和一些成就。

但是那些传统成功之路和犯罪之路都走不通的人成了吸毒的首要人选。这个公式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把吸食海洛因放在了个人之外的结构之中。它和以下事实是一致的:少数民族的青少年因为更难爬上犯罪组织的上层,所以他们比有这样机会的底层白人青少年吸毒率要高。

二、社会场域解释视角

布迪厄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场域是以各种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场域对影响社会行动者及其实践的外在力量有自主的形塑机制。场域表现为不同类别或不同形式,各种场域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或阶级结构中存在的,都具有某种特殊的利益要求和政治作用。场域制约着个人心理、个人行为及个人的地位和作用等等。场域的规则是共同的,但是行动者却因自己的资本与位置不同在场域中发生不断的争斗。

绝大多数的美国吸毒社会学调查,即使是那些没有清晰的理论基础的描述性调查或者病理学调查,也主要是检验根据年龄、性别、社会阶级和种族得出的吸食率。社会阶级和种族这类场域可以作为社会重大结构变量的重要参照。它们可以反映出不同群体对吸毒的不同倾向。现在,海洛因吸食主要集中在黑人和西班牙裔人中,这种现象似乎表明比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不利的种族身份为海洛因吸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但是,在世纪之交,各种各样的阿片类吸食以医疗为目的,主要集中在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之中。在英国,海洛因吸食和规模与社会阶级分布大致相当,而黑人并不是典型代表。一个关于美国贫民窟吸食海洛因的详细研究表明吸食海洛因的分层更为复杂。Vaillant(1966b)对比了列克星敦的吸食者和他们自己社区吸食者,发现他们比在同一地区同龄人的受教育水平更高。在一项城市贫民窟的调查中,人们发现海洛因吸食和比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关。所以,海洛因吸食者并不必然来自现在吸食者最集中的社会最底层,也不必然是社会边缘人士。

海洛因吸食相对来说比较罕见,绝大多数人口调查报道因人数太少而不能做出可靠的估计。所以,在做动态分析的时候需要谨慎推论。在一个对选择登记者的研究中,O’Donnell和他的同事们在1976年通过对报道的同龄人吸食镇静剂的研究,发现同龄人中黑人吸食者的比例下降,白人增多。在一项对哈莱姆黑人的调查中,Brunswick and Boyle在1979年研究了同龄人的比例,发现他们之中年龄较小的吸食者下降。大麻的吸食更可以说明吸毒趋势的易变性。当Becker(1963)在二十年前调查吸食大麻的时候,吸食人群主要集中在城市黑人和爵士歌手。现在大麻和酒精成了年轻人中最流行的(Jessor and Jessor 1977; Johnston et al. 1978; Kandel 1978a)。Jessor在1978年研究吸食大麻趋势的时候,发现一些分类因素诸如城乡、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正逐渐丧失其意义。

性别因素在大麻吸食上也逐渐模糊。“在人口统计的角度来说,吸食大麻的男女有持平的趋势”。虽然有惩罚性的制裁,但对于不论只是尝试还是经常吸毒的人来说,吸食大麻还是变得越来越流行。如果绝大多数常用的社会指标正在变得没有意义,那么有一个大麻吸食的特点始终是很重要的:绝大多数吸食者是年轻人,并且首次吸食大麻的年龄有减小的趋势(Abelson et al. 1977; Johnston et al. 1979)。大麻在短时间内流行起来,可能现在年轻的吸食者在年龄变大时还会继续吸食。年龄因素同样在海洛因吸食者中也很明显,至少绝大多数美国海洛因吸食者在年轻时就开始吸食了(Brunswick and Boyle 1979; Lukoff 1972; Nurco 1979; Robins 1975a)。

当年龄逐渐增长时,绝大多数成年吸食者放弃了海洛因。Winick在1964年估计典型的毒瘾持续时间为八年。虽然还存在年龄较大的吸食者,年轻的海洛因吸食者还是占大多数。所以,一个和吸毒持续相关的因素,至少在西方,是和年轻人的关系(Braucht et al. 1973)。绝大多数吸毒的人都是年轻人;那些上瘾的人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减少或者终止吸食。结构性变量,比如阶级,种族,根据已有的研究显示,和吸毒的关系都非常模糊。

三、社会化理论解释视角

社会规范的识别假设每个社会行为人都会根据生存的环境,倾向于坚持合适的信念和相应的行为。这说明社会化的重要作用,虽然有时候只是副产品,而观念本身也被识别出来而进行传播(Jessor et al. 1968; Merton 1957)。家庭抚养对于人格形成,并将文化价值和规范传递给后代人非常重要。

除了家庭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外,社会控制的其他媒介也很重要,最多的是朋辈群体的影响。这就引发了两个理论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父母行为的正当性和其他媒介鼓励传统行为的力量。第二个问题是年轻人如何形成一个具有内在价值系统和目标的同龄群体文化。

关于年轻人家庭社会化的文献有两个焦点,并且两个焦点各有变化。第一个焦点放在家庭成员的吸毒、纹身、酗酒,包括服用医生开的改变情绪的处方药上。在这方面,研究假设是:即使在选择上有差别的情况下,孩子会模仿父母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吸食的种类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此类行为会有持续性。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是和这个假设相符合的。诚然,这个有可能是个假象,因为社会舆论报道出来的家庭成员吸食率相对于青少年吸食率来说是非常小的。当然,酗酒在这方面和吸毒是有差异的。但是美国学者遇到的问题是,父母行为的直接示范影响作用对于很多年龄超过25岁以后吸毒率猛然下降的青年人来说很难解释清楚。年轻人家庭社会化的另一个焦点是研究不同的抚育孩子的方式和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的质量,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是否充满温暖和爱。这些研究总的来说表明了父母管教和青少年吸毒之间是有关系的(Brook et al. 1977a, 1978)。研究表明,管教越严,吸毒的比例就越小。另外,青少年对父母的看法越正面,吸毒的比率也越小(Gerstein 1976)。

本文认为,社会化理论解释视角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有用的研究方向。但可惜的是,从美国学者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视角只是一些中间研究过程,因为在识别社会结构对青少年的影响方面,期待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来理解吸毒可能导致不同的社会化社会结构。虽然开始吸毒的年龄并不常放在社会化的背景下分析,但是它却可以当作社会化不同的维度,即视为摆脱社会控制的一个风向标。那些很年轻就开始吸毒或者有其他越轨行为的人更有可能继续其行为并且抵抗治疗的劝告。

说起镇静剂吸食者,Nurco (1979, p. 321)指出,“越轨行为开始得愈早,其过程就越有害,治疗效果就越差……开始的年龄越早,对吸毒就会越痴迷。”也就是说,吸毒和其他越轨行为开始得越早,就越可能完不成学业,得不到一份长久的工作,不参加有助于变成成人身份的一些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人社会化的道路被阻断了,并且他们对社会对成年人的要求更缺乏准备。他们处在成年人世界的边缘,持续未成年人的生活方式,和同辈聚集在一起,不参加工作,并且到了相当大的年龄还维持着和父母的家庭关系(Preble and Miller,1977)。同样重要的是如Robins在1979年提出的,任何异常行为,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都预示着其它的异常行为,包括酗酒、逃学、犯罪、性乱。

Robins(1975a)对参加越南战争士兵吸毒行为的纵向重建,显著地表明了的易得性使吸毒率大幅提升。对于所有参加越南战争的士兵来说,唾手可得,但是并不是所有士兵都吸毒。但是那些在从军前就有反常行为的士兵是不反常的士兵吸毒比率的四倍。这些发现强调了虽然在非常容易得到的环境下会使吸毒率大幅增加,但是个体之前的历史也有很大的影响。海洛因的吸食者在开始吸食之前经常有犯罪行为也支持了这个观点( Lukoff 1972; NIDA 1976)。 即使可能染上毒瘾,一些人只是尝试一下或者短期吸食;另外一些在没有戒毒治疗的情况下也停止了吸食。

分类似乎是有必要的,比如把那些开始吸食年龄大和短时期吸食的人分为一组,把开始吸毒年龄小和经常吸毒的人分为一组。对于第一组来说,吸毒仅限于某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吸毒只是一个文化趋势,就像尝试音乐和衣服一样(就是说,吸毒受反映现时社会方面的临近变量的影响)。在第二组中,吸毒是可以根据之前的变量预测的,比如说被认为的或者实际的父母角色和家庭关系的质量(Jessor and Jessor 1977; Jessor et al. 1968; Braucht et al. 1973; Brook et al. 1977a, 1978; Lukoff 1977)。

当吸食大麻从那些当时还有很重的惩罚的吸食大麻的先锋队转移出来时,它似乎也从不同程度上吸引了那些不能融入社会的亚文化的人。

虽然在很多调查中使用的概念反映了社会调查的混乱性,但是一种趋势似乎在继续,就是青少年开始吸食大麻是和父母管教的放松,早年叛逆,和家庭期望不相符的行为相联系的,而成年人的控制大幅度减弱,则是两代之间的延续性减弱(Braucht et al. 1973; Jessor and Jessor 1977; Kandel 1978a)。

四、代际隔离解释视角

美国学者在研究吸毒问题的视角中,将吸毒作为文化系统出现过程的一部分。问题是:把吸毒作为一个重要部分的生活方式是怎样出现的呢?

如果家庭和其他社会控制的对接能够一贯有效,吸毒行为就几乎不会发生,因为吸毒并不是成年人生活方式的典型特点,因为社会化展现了一些通常交给家庭、学校和教堂的年轻人基本的适应策略的教化方式。

但是这个过程从来没有彻底地解释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竞争经常从其他来源跑出来,尤其是从同龄人那里。有证据表明,仅仅同吸毒者来往,并不能解释吸毒。Andrews and Kandel在1979年指出在吸毒之前的社会化过程中,那些吸毒者已经有了促进吸毒的态度。Jessor在1977年指出,虽然吸食大麻者总是和吸毒者有联系,但是并不是所有与吸毒者交往的人都选择吸毒。尝试过海洛因并且还和海洛因吸食者保持密切联系的人中有很多不吸毒。Vaillant (1966b) 发现本地出生的移民后代吸毒者超过一般的比例,而不是那些在其它地方被抚养大而后迁到本地的移民后代。他猜测,两代之间的文化差异似乎增加了吸毒的倾向。Lukoff和Brook在1974发现贫民窟中报道的海洛因吸食者来自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中的比例很大,但是和移民比起来,本地出生、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也起了作用。

最重要的因素是移民和本地人,其中本地出生的人相对占了海洛因吸食者更大的比例。在同一个调查中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儿童的抚养造成了两代的不同。所有四个种族的移民,包括非裔美国人,西印第安黑不列颠人、白人、波多黎各人管教后代都比本地的父母严厉。

虽然各个群体之间海洛因吸食的情况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些管教不严的家庭,即使是移民家庭,海洛因的吸食率和与吸毒者接触的频率较高。(Braucht et al. 1973;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Non-Medical Use of Drugs 1973; Gerstein 1976)随着父母管教孩子更加严厉,吸毒的人也越来越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吸毒者很多来自有家庭虐待或者父母没有能力管教孩子的家庭(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Non-Medical Use of Drugs 1973; Robins 1975a; Zinberg 1979)。

不管是海洛因吸食者反常的生活方式还是吸食(新型)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只有在年轻人文化处于自由的不受社会控制的气氛下时才会发芽成长。由此可以推断包括家庭在内的社会化机制正在丧失其正当性。

此外,还存在着家庭的隔绝日益严重的问题。不仅是有更多的单亲家庭――虽然这个事实和海洛因吸食的关系还不甚明朗(Lukoff and Brook 1974),更因为现在家庭支持网络体系越来越小,而且,从城市环境的本质来讲,这个网络对年轻人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此外,从学前班开始的一系列教育过程,现在在家庭之外进行,而在这一过程中成人群体对年轻人影响很小。

在中产阶级当中,尤其是白人青少年中,传统的价值观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正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很多年轻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对整个中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全盘否定。随着社会控制工具正在丧失其正当性,青年人固有的创新活动也似乎越来越旺盛。在这种背景下,吸毒从一小部分人的行为发展成年轻人文化中一个正常的部分,至少对大麻来说是这样。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是有关系的,孩子自己的意志因素也是另一个因素。

这是城市本身复杂性的一个产物,这种产物在小城镇和农村不那么常见,在移民者固有的传统文化中也不常见,虽然这种产物融入了他们后代的意识形态之中。

上述现象经常伴随着控制和监视儿童活动的意愿性降低,还有对监护的大范围运用。当孩子们认为在另一个地方得到的奖励更刺激更有挑战性的时候,家庭提供的选择的影响力就下降了。

对同龄的更大的接受性似乎是源自家庭的规范和价值观“国际化”程度较小的后果。我们只是对青少年文化在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进化中更有优势的集中方式进行研究,当然吸毒也是这些活动的一个部分。这些方式,包括Suchman描述的“hang loose”,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文化,贫民窟的“酷猫(cool cat)”文化。它们来源于化中的社区亚文化形式、价值观和活动的种类。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来源于化,但是经过了深刻的转化。

五、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美国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来看,主体社会结构及特点和青少年吸毒有着直接关系。似乎有事实证明吸毒者开始吸毒的年龄越来越小(Abelson et al. 1977; Johnston et al. 1979)。其它的一些社会结构特点,比如社会阶级或者种族因素,从过去的几十年来看,也和吸毒的很多方面有清晰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只是暂时的。虽然固有的文化有塑造的力量,但是它们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美国的研究所探讨的似乎不只是对美国有效,或许对包括欧州的西方各国也是正确的,对于中国大陆的研究也是有启发的。

孤立地谈论吸毒意义不大,因为吸毒也是整体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吸毒作为生活方式在贫民窟和大学各不相同,和传统的主流化在许多方面也不同。美国学者认为大麻因为被很多年轻人吸食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是不重要的。对于那些从年轻时开始并且经常吸毒的人来说,美国学者的证据是和他们的问题相符的:吸毒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理解。从美国学者拥有的关于吸毒者的信息来看,似乎在吸毒之前吸毒者有一个背弃传统价值观和规范的过程。

从上述美国学者的阐述中获得启发,笔者认为,在中国,近年来新型的使用和泛滥背景下吸毒人数窜升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传统规范、价值观和社会控制工具力量的降低;另一个是青少年在主流控制体系之外更加自由活动的结构性力量的增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吸毒和伴随着的文化规则代表了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