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研哉与日本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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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一代品牌设计大师，作品以大胆见称，创作数量惊人，近年得奖超过450项，曾一次夺得纽约美术总监年奖共4个奖项，是少数打进国际市场的华人设计师。设计作品包括满记甜品、香港地铁、美心集、港龙航空、周生生、香港机场等。

3月份在上海证大当代艺术空间参观了原研哉的中国展，再次见证日本设计人对质素的要求及美学的深度执著，他不愧为日本设计界的龙头人物，也感受到原研哉先生对设计的另一种哲学。但如果要说起原先生，不得不提到他工作的传奇性设计公司―日本设计中心，很多人还以为这是一所政府背景的设计部门，但其实它是30年前由一班设计人及大商家组成的设计广告公司。二次大战完结后，日本以战败国的地位从一片废墟中重新复兴，1951年日本宣传美术会成立，而首次以海报为主的“七日宣美展”展场也由美术馆发展至百货公司，其展览地域及重要性也逐渐变大。这也是首次听到“以设计拯救日本工业”的说法，设计当时已经不是一种单一商业工具，它更背负着国家使命。相比起来，我们的设计活动，有些人停留在风花雪月的心情底下，认真性就变得不重要了。

就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个以龟仓雄策为首的“21日会”在东京成立并举行学习会，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参加，其中关西最有名的田中一光设计师也是参加者。其他的也都是当今有名的大师，如杉浦康平、福田繁雄、胜井三雄等，学习会中大家互相指导又互相批评，当然东西关文化交战也是其色。这也确定了将来“东京设计中心”出现的概念。就在此时，日本总算度过最困难的时刻，并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朝日报社的铃木松夫先生认为只有借助广告力量，企业才能得到迅速发展，于是连同朝日啤酒、富士制铁、丰田汽车及东芝公司等五大巨头考虑创立一个组织，并邀请龟仓先生为首，再联合其他重要设计人组成“日本设计中心”。这不是一个小体，开始时已经是有76人的大家庭，但有趣的是其中的分工，每个办公室负责一个客户，而且有独立设计队，创作完成后再由大牌设计师向客户提交方案，例如田中一光及永井一正完成设计稿，再由龟仓雄策向客户提交及讨论。最有趣的是，龟仓不是向客户首肯方向，而是向客户“交流”。这种态度及模式我想在中国是很难看见的，陈绍华代表刘治治向客户提交方案，或陈幼坚代李永铨向客户交涉设计稿，在华人世界有点匪夷所思。但日本设计中心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大家可以放下成见，为着国家整体利益而背负着这种使命感，无论香港设计师协会或深圳设计师协会都难有这种心态。

当田中一光把自己手中养大的“无印良品”交托至原研哉时，其薪火相传的传统更可见一斑。难怪1400年前飞鸟时代的企业在日本仍然可见，1400年就好比唐代时的公司，现在还能健康发展，对国人来说真的值得深思。当日本设计中心传至原先生这一代时，他所负担的责任，已经不是赚钱生活的表面要求，他更要负起日本设计的传承责任。这就是我从这次展览中发现的，质素水平高是理所当然，但从他的设计概念及哲学中可以看到人的一面，设计最终不是为了市场或商家，而是为了人类未来的生活，设计怎样进化人类的生活才是主题。我们除了为地产商及政府打拼之余，究竟设计人有多少真的做到了影响人类的作品，才是今次展览我得到的结论。